新中国近代史-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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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股份并不是很多，新军的普通士兵只有万分之一的股份。现在换成钱，不过相当于几十块钱，都值不到一百块钱。但是，日后的升值潜力，才是重点。我干脆命令：十年之内不得出售，如果缺钱了可以来找我——我军事秘书黄侗，也是新军出来的，有我的话，新军官兵要见我，是不成问题的——这些家伙，执行命令，我还是很放心的。
来福食品公司的增值潜力，是百分之百，千真万确，理所当然的。从历史渊源说，来福食品公司一直是新军的主要食品供应商；从人脉背景说，三总司的大头，以及军中的主要官员，都是来福食品公司的股东。如果这还不够，还有我这个幕后黑手。而且欧战时，需求量最大的就是军需品和农产品。各位，这样的公司不挣钱，那还有什么公司能够挣钱？
尽管有这么硬的关系，来福食品公司对食品卫生和产品质量仍然有着很高的要求。废话，自己做，自己吃，要是还唬弄，那是有病。再说，我对此一向要求严格，跟我一段时间后，人人皆知，谁也不想找不痛快。所以，安庆来福食品公司十分注重产品质量，严格检验、检疫管理和食品卫生，决不以次充好。比如说，像用马肉、猪肉充牛肉这样的事情，决不会在来福发生。来福食品又十分重视市场的开发，和产品的口味的正宗，不惜重金研究，先后取得了福离集香鸡、德州扒鸡、西式火腿、午餐肉、熏肉肠、腊肠、火腿肠等一系列食品的工艺和配方。
后来，凭借着优良的品质，低廉的价格，纯正的口味，在几年欧战中大发横财，资产暴涨数百倍。到二十年代，安庆来福食品公司已经成为闻名全国，享誉欧美的食品生产商，也是中国最大的集团公司之一。带动了一大批人，将资金投入到食品加工业中。在二十年后，中国十大食品公司中，有六家是安徽企业，来福食品排名第一。无论是资产，还是品牌信誉，都名列榜首——其商标是一只憨态可掬的黄色大狗——藏獒。 ？
第20章
民国元年3月，德国公使哈豪森要求开始铁路的勘测工作。眼看没有办法再推迟，我在议会宣布了我所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呃，这个，我得如此形容，结局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我先在民生党内部先宣布了协议，并取得了谅解。这回，我没有作出让步，温和一点不是坏事，但软弱就不好了。加入了我民生党，总要为民生，嘿，为我做点事情吧。再说，不如此，安徽怎么可能有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建设。风险与利益成正比，董氏承担了风险，自然要取得收益。况且，董氏已经为安徽的损失，作出了补偿。在我的强力支持下，民生党统一了思想，议会最终确认并通过了该协议——协议终究是对安徽有利的，大部分风险由皮特·董承担了——至少表面上如此。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皮特·董是我堂弟了^…^。
随后，安徽新军与九江军政分府爆发了军事冲突，我与同盟会算是彻底翻脸了——我是这么以为的——后来，南京政府又想方设法向我要钱，倒让我又糊涂了。但是，我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要钱没有要命也没有。即使张孝准通过蒋方震来找我——别人的面子不给，蒋方震的面子也得照顾，我就私人赞助了十万圆安徽票。蒋方震无可奈何之下，只能冲我翻白眼。
安徽省军政府的财务制度与国内大不相同，财政厅是最先健全的部门。财务制度完全是照搬欧美的财务制度，比较正规——不要说我崇洋媚外，我听说的新闻，看到的报道都是这么说的。而且，在当时，欧美的财务确实与现代财务制度类似，我在美国开过公司，回国可没干过，所以如此照搬，自然而然。
前次同盟会来要钱，我在议会里算了一笔帐：
“安徽光复时，得到资金共计2200万元，根据协议得到4亿圆，总计42200万圆。民国元年，免除苛捐杂税，农税，省内厘税，预计全年税收200万圆。
至民国元年年底的支出，小学教师10万人，每年薪金3000万，加上中学大学教师薪金共2500万，学生360万的补贴及奖励1800万（因为有大批学校是年中建的，预计来年将达到3000万），学校及图书馆的建设费用1800万，安徽省教育投资总共9800万；武器弹药军舰及生产设备5000万，新军薪金3500万，军校等600万，军费开支共9100万；道路、码头、水电等公共设施4500万；水利淮河1500万；铁路2000公里（1912~19131：12000万）6000万；政府开支400万；总计30600万。
也就是说，民国元年年底安徽省将会剩余资金11800万。看起来不少，那么民国二年的开支如何？教员薪金及学生补贴不能少，是8500万；新军薪金和军校费用也不能少，4100万；政府开支只会增加，就算还是400万；淮河二期工程1200万；铁路建设6000万；就算来年的税收大幅度增加，也不可能达到两千万，预计在一千万几百万，也就是说，明年，安徽至少要有二、三千万的亏空。
……”
于是，议会直接将南京的无理要求否决了。当时，蒋方震也在场。
这自然是敷衍塞责，实际是会少一点。但蒋方震也知道，我素怀大志，与同盟会理念不同，素来瞧不起“乌合之众”的同盟会，自然不会把钱花在这里。而且，我这个人颇为‘势利’，要花钱的地方极多，没有意义的钱，一文都不想花。
“酒色红人面，财帛动人心”——接下来的日子里，南京、北京一致向我要钱。四亿是多少，我不好形容。但是，袁的善后大借款，也没有这个数目。可以想象，南北方是多么的想得到这笔钱。
总之，袁方来人，我称“是是是”；同盟会来人，我说“好好好”。反正要钱没有，调动不行。
随后，就发生了黄焕章事件。
九江军政分府的黄焕章是个庸劣异常之人，他所部2000人是新近招募来的洪江会会徒，军纪很坏。3、4月间，不知是因为报复‘严打’，还是其它原因。屡次进犯我小姑山地区，烧杀劫掠，无恶不做。我遂谴王泽率一师劲旅——其实也就是训练半年的新兵，及安庆水军，围攻九江。同时，我通电全国，称黄部为土匪流寇，声称“不交出黄焕章部，誓不罢休”。并不顾南京的调解，日夜攻打，迫使九江马毓宝交出黄焕章，确认后当场予以击毙，安徽军方才退军。
此后，各省军队无有敢犯安徽者——时安徽新军以红地有翼白虎为帜，有人遂称安徽新军为“疯狗军”。
接下来，我通电全国，公布了《安徽地方自治草案》，宣布自治中立。这就是著名的“安徽自治事件”。我在通电中宣布“安徽实行地方自治”，“南北方军队不得通过安徽，战事概与安徽无关”，“安徽保持中立，人不犯安徽，安徽不犯人，敢犯安徽者，不死不休”，等等。并公布了安徽资金的使用计划，“减免税收”，“普及教育”，“土地改革”，“实业建设”——这些都是有具可查的，安徽大招募，谁都知道。最后，我宣称，“近日诸君吠吠，无非意在安徽筹集之资金。然安徽所筹集资金，皆以安徽为本，用于安徽的建设，方为正理。董崇文提兵十万在此，南北诸君欲取，径可前来，何必吠吠乎”。
我这是直接说了，眼红安徽有钱不是，提兵来战就是，叫什么叫？南北方一时失声，再吠起来就更厉害了，不过，此时此刻乃是御用文人的笔墨官司，安徽又不是没有御用文人，此事已无干大局。
趁此机会，我大力推广安徽自治运动，把安徽人的注意力，从土地问题上，转移一下，“土地”这事是最让人焦头烂额的。至于，南北方的问题，反而不大。为什么？其实南北方都没有足够的实力，也就是没有钱，在现在发动战争。战争吞噬金钱的速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再用善后大借款做例子，总数高达八、九千万大洋的资金，在二次革命的短短几月内，就花掉大半。现在，让南北方到哪儿，去找这么一笔钱出来？况且，德国正在安徽建铁路，与美国一道为安徽海关提供顾问，还要为安徽培训警察，两国也是不可能同意的。我这也算是“挟洋自重”，没有办法，实力不够，时机未至，只能如此利用一切有利条件。
事实证明，民族主义，呃，不对，是地方主义，哦，也有点问题，总而言之，“自治运动”极大的促进了安徽人的建设热情。对“土改”的反对意见少了很多，人们更多争论的，是土地价格问题。但是，过尤不及，为了安慰广大外来的工作人员，我不得不提出“中国的出路在于建设”，“打铁还须自身硬”，“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口号^o^，来使他们安心工作，并安抚其中的理想主义主义者。
6月中旬 安徽水上警察队，从英国商船“鼎昌”号内发现私运大批鸦片，我下令没收。16日，并将没收的7箱鸦片在都督府门前当众焚毁。别的话不说，穿越者没有不恨鸦片的，我又没有李富贵的条件，可以把鸦片卖到日本去，只好在安徽严禁之。
7月6日 英驻上海总领事罗磊斯到安庆，要求赔偿焚毁的鸦片，我予以断然拒绝。双方反复交涉，我寸步不让，此问题绝无退让余地。交涉时，顾维钧作为我的全权代表，在英军军舰上，据理力争，说得罗磊斯哑口无言。一同前往的《安庆时报》记者黄希平对此进行了生动地描写——“难道英国议会还会为了鸦片而战，我还以为英国绅士的道德水平有所改善”——顾维钧语。自然，我的150MM榴弹炮团应该也起了作用。反正，欧洲局势紧张，英国人的注意力不在中国。就算我稍微强硬点儿，英国人也不可能派军队来打我。我自然要趁此良机，树立我光辉伟大的正面形象。
不久以后，顾维钧的岳父张衡山来找他，希望介绍顾维钧给唐绍仪，在北京谋个职位。顾维钧考虑以后，委婉地拒绝了。根据隐龙社的情报——监视政府工作人员也是隐龙社的职责，我应该再成立一家情报机构了，一家独大，容易出问题的——顾维钧是这样对岳父说的，“光复以后，安徽准备充分，立即征兵数万，一刻不停的训练，又普及教育，广兴工商，减免税收，资金充裕，安徽很有一番新朝气象。”
限于目前的形势，安徽的财务问题，只是知会议会一下，并不提供详细的数据，也无须议会通过。所以，除了上述的几件事外，议会现今的主要工作就是制定法律。安徽省议会议员懂法律的不多，便在之前来应聘的众人中，聘请了许多法律顾问。只是，没有像伍廷芳一样的重量级人物，也就没有人能统一所有人的意见。往往一件事情，一句法律条文，众人都会争论很久，手舞足蹈，几欲互殴。所以，议会的法律制定工作，进展缓慢。然而，事情就是如此，有得有失。这也使制定的法律，充分考虑了各方面意见，比较完善。同时，培养了一大批精通法律的人才
到民国元年夏天，议会只是先后制定，并通过了《安徽地方自治法草案》、《安徽民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