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电子书 > 散文诗集电子书 > 打工皇帝唐骏 >

第5章

打工皇帝唐骏-第5章

小说: 打工皇帝唐骏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位、资本运作等各个方面的经验。IT行业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新兴行业,这样的管理人才处于紧缺状态。当时美国的环境并不利于传统商业智慧向IT产业流动。当时的美国传统行业,工作很稳定,薪金很高,很多高管都工作五年甚至十年,未来几年的收入可以预期,而IT行业风险大,许多公司在几年之后就烟消云散,也并不比传统行业(比如食品、零售、石油等行业)有钱,为控制成本,这也使得其薪资不见得比传统行业高。互联网企业大潮兴起之后,IT行业这种人才紧缺状况、这种商业智慧的饥渴状态更为明显。为了引进传统商业智慧,美国的IT企业及互联网企业最初采取了两种制度:一是在工资上尽量向传统企业看齐,二是建立了期权制度。因为IT企业成长迅速,期权会在短期内迅速升值,企业高管能在期内迅速致富。但对于传统行业那些保守的职业经理人来说,期权制度对他们并不具有吸引力:期权的兑现有许多限制,其中包括兑现时间,期内必须达到预期的业绩,如果达不到预期,则什么都得不到。为了让更多的职业经理人进入IT行业特别是互联网行业,硅谷产生了职业经理人转会制度,这个制度被称为“Signing bonus”,意指签约之后这笔钱(或干股)就归属职业经理人,而没有预售时间与预售业绩的限制。当时最著名的例子是IBM的郭士纳。1993年他从RJR纳贝斯克(一家做袋装食品的传统企业),来到IBM的转会费为500万美元,全部为IBM股票,这在当年,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惠普总裁卡莉,其跳槽至惠普的转会费是3200万美元,全部为惠普股票。经过15年的发展,职业经理人制度已经成为一种通常的制度,不仅大公司的CEO受惠于这种制度,总监、部门主管也受惠于这种制度。谷歌(google)就是一个例子,李开复从微软跳槽到谷歌,出任大中华区CEO,其转会费为150万美元。作者采访获悉,150万美元为现金。对于李开复来说,钱并不多,李开复更看中其他方面:一是中国市场的发展,二是谷歌的潜力,三是他个人想回到中国。职业经理人转会制度与风投制度基本产生于同一时期,两者相辅相成。风投制度催生了网易、雅虎、谷歌、AOL等一批企业,职业经理人运用传统行业的商业智慧,特别是资本运作手段,做大了这些企业,为这些企业带了更多投资。在美国,第一波互联网泡沫有风投的作用,也有职业经理人的推波助澜,网易、雅虎、谷歌、AOL都是这样被做大的。职业经理人困境“Signing bonus”在中国成功,有利于中国商业智慧的流动,改善了职业经理人的命运。两者互为因果,职业经理人命运改善是因,商业智慧流动是果。改革开放30年,中国成功地引进了风投制度,但“Signing bonus”制度在中国还处于缺位状态。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过去10年,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职业经理人群落,他们大多来自传统行业,也有许多人来自IT行业。职业经理人的命运大多跌宕,离开“打工”的公司大多悲情。离开时,他们体验到的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痛。前用友CEO何经华较为典型。初识王文京,他们立志要将用友做成国际化的用友,做成中国的微软,要创造一段“比尔·盖茨与鲍尔默式”的佳话。当时用友向何经华承诺,年薪500万加部分期权。三年之后,何经华选择离职,工资拿到部分,期权却一分没有拿到。当年,何经华号称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没有料到其结局如此悲情。悲情出走只是一个结果,对于何经华而言,更痛苦的是三年之内为推行新政遭遇的重重阻力。为了推行用友国际化,何经华在用友内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并不被用友管理层认同,何经华的新政遭遇多方制约。职业经理人去了一家公司一般会有两种做法:一是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二是配合原来的管理团队进行渐变。不变是不可能的,没有突破,凭什么体现价值、拿高工资、兑换期权。何经华属于前者,唐骏在盛大属于后者。
  在没有转会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受伤的一方总是职业经理人,公司可以在任何时候让职业经理人离开。在过去数年内,孙振耀、杜家滨、何经华、符标榜等先后离职。有些人离职后又找到一个新平台继续辛苦,有些人则从此销声匿迹。唐骏认为:转会制度的关键是让职业经理人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有了转会费,公司得想办法让职业经理人发挥作用,如果随便让职业经理人离职,公司则会损失转会费。在这种保障下,职业经理人的意见会得到重视,能更好地实施自己的想法。除了转会费保证职业经理人利益,加速商业智慧的流动外,美国还以一种名为“职业经理人转会俱乐部”的组织加速商业智慧的流动。俱乐部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成员主要是企业高级管理人才,相互之间可交流;二是俱乐部同时是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交流的平台,可以通过俱乐部对人才进行考察,弥补通常考察的不足;三是俱乐部建立人才需求库与人才信息库,定期发布信息。中国尽管已经形成了职业经理人群落,但俱乐部却仍未形成。唐骏觉得,在中国,职业经理人还是弱势,强势的是企业。在国外不是这样,美国的一个软件工程师跳槽,可以得到“Signing bonus”,但在中国几乎不可能。唐骏说自己为什么是标杆?因为他希望有一天,中国的职业经理人甚至软件工程师,都可以享受到这种转会费。年轻的退休者中国职业经理人制度不健全,造就了许多年轻的退休者,孙振耀是其中的典型。2007年5月31日,孙振耀从惠普全球副总裁、惠普中国总裁的位置上退休,时年52岁。当时还是微软大中华区CEO的陈永正评价说:“他还很年轻,有许多事情可以做。” 现在,辗转近一年之后,孙振耀才出任海辉国际董事长,那是一家并不知名的软件外包公司。1982年加入惠普的孙振耀保持着两项令他自己骄傲的纪录——在惠普工作25年,是中国惠普任职时间最长的总裁(5年)。对于孙振耀的离职,中国惠普新闻发言人表示,孙振耀已加入“惠普提前退休计划”,此外没有其他原因。但在一部分惠普员工看来,孙振耀的退休与他和惠普CEO赫德之间的战略判断、管理风格以及个人性格差异有关。赫德注重数字和成本控制,风格儒雅、注重企业文化的孙振耀与此不符。赫德在惠普内部强化“左派”战略,主线偏向个人消费电子业务,比如IPG、PSG业务。而孙振耀主要擅长在“右派”领域,偏向企业级业务TSG,对“左派”业务并不擅长。同时,赫德正在推行“结果责任”的内部考评机制,比较务虚的孙振耀以及TSG在这方面缺乏亮点。赫德认为惠普的对手是戴尔、联想,孙振耀认为惠普的对手是IBM、微软,这是两人在惠普未来战略选择上的分歧。“最重要的是,对于中国区在惠普全球架构中的地位如何设定,两人也发生了分歧。”一位惠普的知情员工称,赫德认为惠普总部应加强对惠普中国的控制,而孙振耀则相反,认为应该给惠普中国更大的授权。“以前,中国市场是发展中市场,与美国迥然不同,惠普总部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因此总部容忍孙振耀在任职期间将‘惠普中国’更名为‘中国惠普’;而现在,总部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成熟市场,在中国和在美国遇到的是同一批竞争对手,中国区毋须再搞特殊化。”上述惠普员工介绍说。“美国总部想要我回美国工作。”孙振耀5月份离职时告诉作者,“但考虑到美国工作更忙,更没有时间学习和与家人相聚,所以最后放弃了总部给的这个机会。”孙振耀寻找新工作并不顺利,辗转将近一年,才最终出任海辉国际董事长。事实上,孙振耀在海辉并不负责具体事务。孙振耀任惠普中国总裁时,任海辉国际董事,出任董事长,只是代表董事会与管理层进行沟通。这对于孙振耀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离开惠普之后的一年,孙振耀迷上了学开飞机。“9·11”事件后,美国收紧了对飞行学校为外国人提供驾驶训练的管制,但看来并没有影响孙振耀享受他的新爱好。“眼下还没有买飞机的计划,只是觉得开飞机很有挑战性,就学着玩一下。”2007年11月14日,孙振耀在北京描述自己的退休生活时说,“在惠普时太忙,好多好玩的事没时间去做,现在有了。”
  孙振耀当时发给作者的名片显示,孙当时隶属于一家名为“企业管理之道”的咨询公司,同时担任多家美国和中国公司的顾问。“以前当总裁,必须天天决策,做选择题,像考生;现在当顾问,是给高管们出题,让他们回答,像考官。”孙振耀描述自己的顾问生活说。孙振耀离开惠普时,已经52岁,其经验与精力,均处于人生的顶峰,可谓风华正茂,他一定不想将开飞机当成自己未来生活的全部。那些远去的背影孙振耀的离去,让人想起了更多消失的熟悉面孔。在2007年4月下旬的博鳌亚洲论坛的晚宴上,作者发现了不大起眼夹杂于人群中的周伟焜。他和大家一道坐大巴回住地,陪同在身边的是一位多年知交。“现在不管具体事务了,比较闲,来博鳌没有什么事,只是来看看。”周伟焜对作者说。以前,有着中国IT教父之称的周伟焜出现在博鳌亚洲论坛时,不会是这个样子。那时,周伟焜的身上有众多符号意义:人才本土化,外企CEO常青树、创新型文化等。尽管2007年年初才离开IBM大中华区CEO的位置,但这些符号似乎已经与他无关。现年61岁的周伟焜在IBM工作了40年,有“IBM的活化石”之称,曾目睹了IBM70~80年代在大型机时代的辉煌和在PC业的崛起、90年代初的衰败,以及接下来的10年逆转。1995年郭士纳空降IBM后起用重臣汤普森。接下来的5年里,IBM全球二十多个大区总经理只有两人在撤换大潮中幸免。周伟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任大中华区CEO兼董事长。IBM中国深深地烙上了周伟焜的个人印迹。在孙振耀、周伟焜离职之前,2006年8月4日,48岁的思科中国区总裁杜家滨被调亚太区任职,随后离职,从舆论的视线中消失。接着是惠普中国区执行副总裁余振忠辞职。2007年9月,48岁的微软大中华区CEO陈永正高调离职,加盟NBA。“NBA是一份更好玩的工作,今后你打篮球可以找我了。”陈永正对作者说。而不久前,又有Sun大中华区总裁余宏德离职,AMD大中华区营销总监孙秀芳离职,Mercury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卢汝文离职。随后,媒体上几乎再看不到有关这些人的消息。这当中,余宏德的离开最为出人意料。他自1985年起为Sun效力23年,早在1994年就是大中华区业务拓展、市场推广及统筹销售的主要负责人。一位离开Sun公司的员工对作者回忆说,在最后的离别晚餐上,即将离开自己打下来的江山的余宏德双眼噙满泪水。这让人想起唐骏。在离开微软的最后的晚餐上,唐骏为微软中国员工献上一曲悠扬的萨克斯,随后双眼噙泪,与每一位女员工拥抱,和所有的男员工一一握手。第二天,他头顶着“微软终身荣誉总裁”的头衔与微软分手。在中国,没有保障职业经理人的制度,类似唐骏、孙振耀这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1 1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