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策-第14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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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所有商船都能拿来投送作战部队。
客观的讲,能够用来顶替登陆舰艇,为陆战队提供支持的民用船只少之又少,所占比例不会超过5%,主要就是快速滚装船与快速集装箱船。更重要的是,这些船只的排水量不能太大(主要是控制吃水,便于在近海航行)、必须具备自行装卸能力(在登陆场上,肯定没有装卸设备)、要有独立的侧向推进系统(即能够自行冲滩,并且在卸货后自行离开,不用依靠拖船与驳船)、还要具备一定的抗损能力。按照共和国海军掌握的信息,能够满足所有条件的民船不会超过100艘,而且无法全部动员。
除了动员足够多的民用船只之外,还得想办法让这些船只安全到达目的地。
要知道,即便在航行途中不必考虑空中威胁,也得考虑来自海面下的威胁。从现实角度出发,对船队威胁最大的肯定不是美国空军的轰炸机,而是美国海军的攻击潜艇,特别是那些以关岛为基地的攻击潜艇。
可以说,这才是关键。
与美国开战后,共和国海军花了3个多月做准备,最主要的原因不是陆战队不够、也不是运输船只不够、更不是作战物资不够,而是没有足够多的反潜舰艇,也就没有办法组建足够强大的护航舰队。
也许有人会说,共和国海军封存了足够多的战舰,还将很多反潜舰艇租借给了盟国与友邦(主要就是为了控制海军战舰的总吨位,达到《斯德哥尔摩协议》的规定),3个多月的时间,足够让封存的战舰重新投入使用、也足够收回借出去的战舰,就算不能完全满足战争需要,组建几支护航舰队肯定不会有任何问题。事实也确实如此,在2月初,共和国海军就组建了第一支专业护航舰队,到4月初,已经有4支护航舰队组建。
关键是,这些护航舰队全被派往印度洋,保护更加重要的北印度洋航线,而且还不能完全满足需求,美国潜艇仍然在北印度洋航线上干掉了不少的运输船只。更重要的是,大部分重新启用与收回的反潜战舰的性能都比较落后,用来为商业船队护航不是问题,而要伴随两栖突击舰队活动,为运送作战部队的船队护航,那就过于勉强了。
由此可见,共和国在战争初期爆发出来的造舰能力,决定了太平洋战争的走向。
对很多人来说,4个月不算漫长,做不了多少事情。可是对共和国的造船厂来说,4个月不算短,能够完成很多重要工作!
卷十四 硝烟漫天 第71章 万事俱备
帮助德国实现统一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说过:和平不是在谈判桌上获得的,而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前几个月里,共和国与美国的战争动员工作、军事工业生产能力全面爆发,充分证明了俾斯麦的观点。
虽然在爱好和平的人看来,《伦敦条约》使人类远离自我毁灭,《斯德哥尔摩协议》则让人类避免自相残杀,但是这不免过于理想,作为两份建立在强权基础上的国际条约,对和平的贡献肯定经不起考验。
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俄罗斯就将全部战略核弹头投向共和国、共和国也立即对俄罗斯的战略核设施进行反击。美国参战之后,也与共和国一同发起了战略核打击。这些都足以证明,《伦敦条约》的目的不是销毁核武器,而是要让核武器变得没有价值。当然,核武器并不是没有价值,比如在中美相互投掷了战略核弹头,并且进行拦截之后,外层空间的人造设施几乎彻底损毁,加上两个超级大国都非常重视“制天权”,并且全力阻止对方掌握制天权,所以人类的宇航活动几乎全面终止(虽然欧盟的航天发射并没受到威胁,但是为了避免误伤,欧盟已经在1月底宣布暂时终止航天发射)。不得不承认,《伦敦条约》也不是毫无价值,不管怎么说,在外层空间爆炸的核弹头要比在大气层内爆炸的核弹头好得多,比起笼罩全球的核冬天来说,失去宇航能力还不会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
相对而言,《斯德哥尔摩协议》的意义就非常有限了。
虽然从遏制常规军事力量扩散的角度出发,《斯德哥尔摩协议》有一些积极贡献,但是从长远来看,该协议不但没有为遏制世界大战发挥积极作用,反而为世界大战推波助澜,让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变得不可收拾,也让两个超级大国可以更加从容的完成战争准备。说得明确一点,如果没有《斯德哥尔摩协议》,即常规军备竞赛不受控制,在2055年前,共和国与美国的经济就将不堪重负。在经济全面崩溃的威胁下,两国当局肯定不会犹豫,世界大战将提前2年爆发。众所周知,当时的共和国元首是颜靖宇,美国总统也不是杜奇威,因此两个超级大国的战争决心肯定比不上2年之后。
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与分析,无法得到证实。
从现实情况出发,《斯德哥尔摩协议》对常规军备竞赛产生的影响也微乎其微,至少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备战工作没有产生任何阻挠作用。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说法有问题,毕竟《斯德哥尔摩协议》对限制常规军备竞赛起到的积极作用摆在那里。拿海军的“造舰比赛”来说,如果没有《斯德哥尔摩协议》,即没有对各国海军舰艇吨位总量做出明确限制,从2050年到2057年,共和国与美国建造的战舰总量至少翻番。而且各种战舰的排水量都会提高不少,使海军变得更加庞大与臃肿,让第三次世界大战变得更加残酷。
客观的讲,这一观点没有错。
问题是,换个角度来看的话,就会有不同的发现。
仍然拿海军的“造舰比赛”来说,受《斯德哥尔摩协议》影响,共和国与美国海军都不得不在严格的吨位限制下提升舰队作战能力,因此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舰船设计、以及新式武器装备的研发上。说得不客气一点,如果没有《斯德哥尔摩协议》,共和国与美国海军肯定愿意建造吨位更大的航母、以增加舰载航空兵数量的方式来提升舰队攻击能力,而不是在螺旋电磁炮上投入数以千亿计的科研经费,因此螺旋电磁炮不大可能在50年代问世,也就很难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如果考虑到对地面战场的影响,螺旋电磁炮绝对算得上是该变战争面貌的革命性武器。类似的,还有基于螺旋磁感应推进系统的新式航空设备、基于流体磁力学的新式潜艇等等。
即便不考虑新技术带来的影响,受海军发展方式与舰船建造方式变革影响,《斯德哥尔摩协议》的作用都非常有限。
众所周知,进入21世纪之后,模块化技术首先在海军战舰上得到全面应用。到30年代末,几乎所有战舰都采用了模块设计思路与建造方式。受此影响,从40年代初开始,共和国海军与美国海军率先在发展方式上寻求变革,即想办法解决海军的一些固有缺点,提高海军的作战与使用效率。显然,出路就在模块化上。而最先得到应用的,就是由共和国海军首先搞出来的海上基地。
暂且不说海上基地到底有多少意义,仅其发展思路就有无穷的价值。
说得简单一点,在完全采用模块化设计原理之后,再也没有必要以“级”、“型”、“艘”等传统方式来为战舰定性,也就没有必要以单独的方式设计一种战舰,而是针对作战需求设计不同的功能模块,然后再在需要的时候将这些模块组装成战舰,从而最大限度的缩短战舰的建造周期。
如果在和平时期,肯定没有哪支海军会这么做。
原因很简单,即便为同一作战需求,比如舰队防空作战,因为所面对的威胁、以及战术需求并不完全一致,比如拦截敌机与拦截导弹的战术要求就不一样,所以模块的具体性能肯定千差万别。而要针对各种作战环境设计一种模块,光是设计投入就非常惊人。比如共和国海军就在2049年做了一次评估,将作战任务分成防空与反导、制海、支援、反潜与护航等4大类,然后按照5种不同的威胁级别,要想应付所有作战情况,并且使战舰的作战效率最大化,至少需要设计200多种战术模块,再加上动力、推进、通信等,总共需要设计的模块超过了300种。显然,在人力成本已经成为主要开支的情况下,如此巨大的社计量肯定能让任何一种战舰贵得让海军无法承受。
问题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么做并不离谱。
比如受到世界大战的威胁,而且不能建造太多的战舰,又需要在战争期间以最快的速度扩大舰队规模。
显然,这就是《斯德哥尔摩协议》对海军“造舰比赛”的最大贡献。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让共和国海军与美国海军在战争爆发前,用更多的力量来设计新式战舰,而不是建造新式战舰。
当然,这也包括提高模块化设计与建造的效率。
据可靠消息,战争爆发前,共和国海军己经秘密完成了近七成的设计工作,因为早在2049年,共和国当局就定下基调,花费巨资搭建了当时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系统,所以在设计战舰模块的时候,共和国海军肯定是轻重有别,在战争时期贡献最大、对战局影响最大的模块得到优先保证,而一些无关紧要的、或者海军暂时用不上的模块则放在后面,以此确保在战争爆发后,能够立即让造船厂全速运转。
在得到优先保证的模块中,肯定有包括反潜模块。
不管怎么说,共和国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大国。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共和国是一个陆权重于海权的陆地文明国家,不是英国那样的海洋文明国家,而且中华民族确实是典型的大陆民族,但是随着共和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最大资源与劳务进口国,共和国就成为了典型的海洋文明国家,而且再也离不开海洋。要知道,即便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仍然没有其他手段能够取代海运,将成千亿吨物资与产品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外一个地方。正是如此,印度战争之后,共和国迎来了首位身着海军上将军服的总参谋长,海军也成为了军费大户。
毋庸置疑,海军就是一支围绕制海权的军事力量。
海军只有两个任务,一是从敌人手里夺取制海权或者阻止敌人利用制海权。二是为利用制海权的己方力量提供保护。
相对而言,后者比前者的意义更加重大。
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海军来说,为了从敌人手里夺取制海权与阻止敌人利用制海权,美国建造了数十艘舰队航母、数百艘大型战舰与数百艘潜艇。可是为了给利用制海权的己方力量提供保护,美国建造了上百艘护航航母、上千艘护航战舰、并且建造了数千万吨运输船。
仅从吨位上看,后者就是前者的10多倍。
从影响来看,共和国海军的首要任务也是保护好制海权。
原因很简单,只要共和国海军能够守住势力范围内的制海权,并且让己方力量有效利用制海权,共和国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在不败的基础上,才能考虑如何击败敌人,取得胜利。
毋庸置疑,对共和国制海权威胁最大的就是美国海军的潜艇。
事实上,潜艇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不是用来夺取制海权的武器、也不是用来保护制海权的武器,而是用来破坏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