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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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太原,省政府分工让黄克诚主管农业。他立即提出要到各县看看,熟悉一下情况。
于是,黄克诚先到晋南,跑了曲沃、临汾、洪洞、安泽等十一个县,了解农业情况和农民生活。
黄克诚感到,农村已从前几年的灾难中恢复,而且干部群众得到了教训,知道生产是万万放松不得的。
黄克诚回到太原时,已到了年底。山西省召开了省人民代表大会,黄克诚参加了会议。会上,由省委提名,补选黄克诚为副省长。
会后,黄克诚又到晋西南运城地区,走了新绛、稷山、河津等九县后,他才回到运城。这一带是山西比较富裕的地方,号称山西的粮仓。来回一个多月,回到太原时,就要过春节了。黄克诚两次共跑了二十一个县。他虽然是六十出头的人了,但由于急于工作,所以并不感到多么疲劳。
不久,黄克诚听到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犯错误的消息。黄克诚感到十分诧异。
黄克诚不知道,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突然在显著位置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是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发表的。不久,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推而广之,在整个文艺界进行365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又迅速发展到对彭真于1966年2月3日主持拟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判,从而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实际上,对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的所谓错误的揭发批判,从1965年冬就开始了。
1966年春节后。山西。
太阳炙烤着干涸的泥土,大地张着嘴。好长时间没有见过雨丝了。
黄克诚又去太行山区进行抗旱工作。
到了高平县,黄克诚想到1939年彭德怀从延安到晋东南,黄克诚在高平接待了他,一起研究部署反“磨擦斗争”,不禁有些惆怅,遂作了一首词:调寄江城子忆彭德怀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岗,峨嵋岗。
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黄克诚在高平地区进行抗旱工作,从2月一直到5月底,走了沁水、阳城、晋城、平顺、长治、壶关等县。他一路到了不少基层社队,翻山越岭,汽车不通,就骑毛驴。
此时,《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
《五。一六通知》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通知》中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次会议,还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加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头上,并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文化革命”开始了。
山西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文件。
高平县委王副书记对黄克诚说:“黄老,我思想不通啊!这些都算错误,我们天天犯错误,不知有多少错误呢!”
对此,黄克诚难以回答,只有沉默。
这时,还没有揪斗黄克诚,也没有批他的大字报。
黄克诚以为,他和彭德怀的问题已经受过长期审查,这次可能不再追究了。
后来,黄克诚到离石、中阳、临县、方山等县去检查农业工作。这次往返个把月,回到太原已是7月份了,已经满街都是大字报了。
黄克诚不便再去外地检查工作,就天天去看大字报。
有时,黄克诚与同院的刘副省长下棋消遣,也不议论什么,因为实在弄不清楚。
国庆节开会时,省委通知黄克诚不要去参加了。
周围的气氛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
看来凶多吉少,黄克诚有种预感。
黄克诚虽然经历过无数次运动、斗争,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摸不着头脑,对它会怎么发展,心中完全无底。就这样,过了1966年。
1967年1月。刚过新年的一天。
太原。省委大院。
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三十多人,气势汹汹地闯进了黄克诚宿舍。
“走,快跟我们走!”他们对黄克诚又推又嚷。
“你们要干什么?”黄克诚喝问,一脸正气。
“于什么?就是要你黄克诚跟我们走!”
“为什么?”
“你自己难道不明白?”
黄克诚见事已至此,便说:“那得通知我的秘书,报告省委、省政府一下。”
黄克诚抓起电话机要打电话。他们动手阻拦,不许黄克诚打。
黄克诚故意发脾气,把电话机重重地摔到地上,又大喊大叫:“你们为什么不讲理?”
这一吵闹,吸引了大院里许多人来看热闹。
黄克诚想:有这么多人看见,就不会没有人知道我的去向了。再和他们争吵也没有什么作用。
于是,黄克诚回头对这些学生说:“我可以跟你们走了。”黄克诚在太原被关了一天,第二天就被押上火车。车行一夜,便到了北京。
黄克诚陷入了沉思。他想,在山西总计呆了一年多一点就又回来了。可笑当初还打算在山西长久住下去呢?想到这里,黄克诚不免大发感慨。
大街上尽是花花绿绿红红白白的大字报,到处是“打倒”、“火烧”、“炮轰”等字眼。
黄克诚先被带到了地质学院。有不少学生监视他。黄克诚便和他们聊天,试图了解情况。
有个学生说:“薄一波也给我们抓来了,是我们抓的。”黄克诚本想通过闲谈,劝他们清醒一些。但是,他们正陶醉于这种“革命”行动中,自然不听黄克诚这个“大黑帮”的话。又过了一天。黄克诚听到他们议论,说是上面不肯收容他。这一下,抓他的人似乎伤了一阵脑筋。
后来,终于得到了北京卫戍区对黄克诚实行“监护”的决定。于是,黄克诚又被送到一个简陋的营房里,改由北京卫戍区“监护”了。
当时,黄克诚不知身在何处。直到有一次从一张买东西的发票上,看到五棵松某店字样,才知道是在五棵松附近。此后,黄克诚常常和看守他的人吵架。他们对他有侮辱行为时,黄克诚就反击。
黄克诚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苦吃,但他打不过也打,不甘蒙冤受辱。
这么一来,他们反而感到为难了。他们心里嘀咕:这老家伙找死,动不动就拼命,难办!
1967年1月,黄克诚前列腺急性炎症发作,异常痛苦。一个军医给他在尿道中插了一根很粗的导尿管。黄克诚十分难受,觉得长此下去总不是办法。
便写信给中央文革负责人陈伯达,要369求住院治疗。此后,黄克诚住进了二六七医院。3月,黄克诚的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专案人员带来了黄克诚夫人唐棣华来看他。
此地此景,两人不知说什么才好。于是,他们握握手,相对一笑,然后便坐下来谈病情。
3月10日,黄克诚出院,监护地点转移到玉渊潭一带。在这里,被监护者每人住间小屋,相互隔离。黄克诚过着失去自由的孤独日子。
他的住房只有九平方米,除了一张床外,只有一张小桌,一只小凳。此外一无所有,什么也放不下了。
这时,山西那边黄克诚的秘书把他指定的报纸参考资料等按要求寄到这里,家里也通过专案组送些衣服、食物和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
黄克诚在这里写诗纪事:七律纪实无端入狱亦寻常,且把牢房作学房。
日习楷书百余字,细研经典两三章。
粗粮淡菜情偏好,板床薄褥睡亦香。
尚有闲情觅闲趣,斗居旋转乐洋洋。
4月,黄克诚看到窗外一棵桃树上桃花似火,灿烂如霞。但是,不久就被狂风刮得零落不堪。
黄克诚由此想到多次陪彭德怀等同志被批斗,以及看到大批干部被打倒,便无法控制自己愤懑的感情,又作词一首:调寄蝶恋花桃花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飘,吹掉一大半。
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
天翻地覆大转换。
英雄转瞬成坏蛋。
后来,专案组发现这首词后,如临大敌,一方面要“监护”单位找原因,查明黄克诚为什么有条件写诗填词,同时责令严密监视黄克诚的行动,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黄克诚敢作敢为,毫不隐瞒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在一份材料中写道:我于1967年5月至12月间,填了一首《蝶恋花》词,题名是“桃花”。
这首词表达了我在这个时期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心情。
在谁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打倒谁的时期,黄克诚把自己对“文革”的看法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这既体现了他极高的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又充分显示了他一向无私无畏、敢讲真话的品德。
为此,专案组不但多次对黄克诚进行批判,而且作为一条371“罪状”
写在黄克诚的“审查结论”中。
这期间,黄克诚一共被批判了二十次左右。
从8月起,专案组又重新对黄克诚进行审查。
审查者先是从他的自传中找矛盾,让他一件事一件事写书面交代。有些问题卡住了,就进行调查。专案组为此曾跑到黄克诚老家两次。凡是黄克诚到过的地方,都要一一调查。这样,一直到1968年3月,一共审查了8个月。
他们着重查黄克诚的入党问题,逼他承认是假党员。这令黄克诚哭笑不得。黄克诚想,自己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武装斗争,出生入死几十年,怎么会是假党员呢?
原来,黄克诚入党时的证明人,都在战争中牺牲了。只有一个介绍人活着,而这个人却说他不记得介绍黄克诚入党。此人确实是当时湖南第三师范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之一。但是,黄克诚入党情况特殊,是和另一同志一起先与特委接头,得到同意后,再请第三师范的同志担任介绍人的。
黄克诚入党时,和他谈话的同志是由特委派来的,入党后又由特委和他直接联系,所以和第三师范的介绍人反而没有多少接触,也没有在学校过组织生活。这样,湖南第三师范的同志忘记了,不足为怪。
但是,根据这一点,就认为黄克诚是假党员,简直毫无道理。
专案组不顾黄克诚说明的情况,对他大搞逼供信,甚至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他休息。有时,甚至采取打骂等侮辱手段。
这一段时间,通常总是十几个人围攻。
一天,忽然来了二十多人,威风凛凛地摆出要打人的架势。先由两个人抓住黄克诚的膀子,使他动弹不得。黄克诚一看情况不妙,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