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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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教导大队结合战斗总结现身说法,搞射击,教练土工作业、马刀劈刺,讲授班排进攻,搞得相当不错,训练方式十分灵活。不过,“黄克诚话锋一转,”我们的学员都是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低,连为什么刮风下雨都不懂,我建议你们教导大队还得讲点自然科学知识。“
王平知道,教导大队这副担子挺重的,别看它只是个连学员加在一起才一百多人的营级单位,而且学员流动性大,但是它担负着战时培养基层干部的重要任务。红三军团自平江起义时起,向来重视培训作战骨干,先后办过随营学校、军事政治训练队,现在又办起了教导队,主要培训连排干部,军团及各师领导对教导大队的工作很重视,逢有余暇,他们还亲自给学员们讲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177页。
课,黄政委就给学员们讲过课。
要说讲政治工作、支部工作等课目,还难不倒王平。但是讲什么自然科学知识,王平真有点犯难了。他连小学也没上过,只是零零星星上过私塾,而且时间也不长。
黄克诚看出了王平的为难之处,他禁不住笑了,对王平说道:“没关系的,你先试着备课,有不懂的地方就来找我,也可以找彭邀师长嘛。”
“是!”一句话令王平信心倍增,“政委,保证完成任务。”王平心里很高兴,黄政委是湖南三师出来的,知识面宽;彭邀师长是长沙楚怡工业学校毕业,极有学识。有他们保驾,王平心里踏实了很多。
王平果然不负众望,他认真准备每一次课,遇到问题及时向黄克诚和彭邀请教,为了一个小时的课,他常常花费数倍的时间去准备,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看到像王平这样的年轻人生龙活虎,敢于接受挑战,政治军事训练认真刻苦,黄克诚从心里感到高兴。
在这段难得的休整间隙里,黄克诚十分注重对年轻干部的培养。
师部有个参谋吴信泉,才二十岁,读过两年书,有点文化底子,人也很精干。黄克诚经过认真考察,有意加以培养,就派他下到特务连当指导员,让他经受基层锻炼。但吴信泉为此产生了畏难情绪,他认为特务连是一个有四个排的大连,担负全师重任,自己才二十岁,能够挑起这副重担吗?于是,他找到黄克诚诉苦,毕竟年轻,说着说着,流下泪来。“共产党员可是流血不流泪啊!”黄克诚拍了拍吴信泉的肩膀,抚慰有加,“大胆去干吧,我相信你一定能胜任。”吴信泉听了,增添了勇气,咬牙上任了。
结果,吴信泉工作认真踏实,不负政委重望,深受战士爱戴。
后来吴信泉因病住院,黄克诚得知他快出院时,又派他去红军大学,进一步深造。
特务连的战士们知道了,一个班派一个代表到医院,搬起吴信泉的行李就回连队,舍不得放他走。
黄克诚听说此事,心里更高兴,赶紧去说服了战士们,让吴信泉上红军大学去了。
这个吴信泉,后来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指挥员。黄克诚还利用休整时间,狠抓全师的训练教育,加强部队的纪律,督促干部战士们学文化。
红三师政治军事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部队准备出发了,立刻有人站出来讲几分钟射击要领,讲一些支部工作问题,教唱“射击歌”等军队歌曲;部队行军途中,成了学习的流动大课堂,每一个战士背后背一个小牌子或干脆贴张纸,上面写几个字,后面的战士看前边战士的背,认字学习,部队还作出了一天认几个字的具体规定;部队宿营休息了,就布置起了“列宁室”,组织人出墙报,学文化。
南方的气候是变化无常的,有时骄阳当空,有时大雨滂沱,有时雾气朦胧,湿热难当。
黄克诚率领红三师的干部战士们排除各种干扰,抓紧练兵,从不松懈。
因为他们知道,休整是暂时的,战斗,更为激烈的战斗在等待着他们。
笼罩在茫茫雨雾中的广昌。
秋风瑟瑟,阴雨绵绵。
红三军团驻地充满了火药味。一场批判黄克诚的会议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
会议是由军团政治部组织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批判会议。
这次集中批判黄克诚与宁都会议有相当大的关系。
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全体会议,这就是党史上举足轻重的“宁都会议。”
会议认为临时中央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的长信中要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指示应当坚决予以执行。
接着,会议对中央苏区自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了总结。
后方中央局领导在总结中对毛泽东进行了批判与指责。他们认为攻赣州“依据当时的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之所以没有打下赣州,是由于毛泽东等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决,指挥犹豫;4月红军攻打漳州,本来是在毛泽东正确指挥下取得了胜利,他们指责“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的实现”;至于8月下旬,红军在南丰、宜黄等地分兵,作群众工作,他们认为是“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是“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等等。
进而,后方中央局领导认为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指责毛泽东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羽毛扇子的方法指挥作战,并且“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等等。
结果,会议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等前方军事领导人的反对,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军权。
宁都会议激起的余波很快落到了黄克诚头上。
黄克诚一贯“右倾”,多次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对抗中央路线,而且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这些主张简直是毛泽东的翻版,因而宁都会议结束后,红三军团专门开展对黄克诚的批判。
广昌会议对黄克诚进行了集中批判。
本来,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是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的,但是,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派来的代表,王稼祥还是在会上讲了话,批判黄克诚。
黄克诚听到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批判,并离开红一方面军的消息,心里说什么也想不通。
红军三次反“围剿”,采取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等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是全军将土有目共睹的事实。毛泽东之所以在红一方面军全体将士面前享有很高的威信,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又有什么错误?中央关于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很不现实的。湘南暴动开始时何等壮烈?但是,经过冒进湘南,远离根据地,一味攻打县城,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
湘南暴动失败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黄克诚才认识到攻打中心城市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二打长沙的失败,赣州之围徒劳无功,三千红军将士血染沙场,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毛委员反对攻打中心城市难道不对吗?
黄克诚想不通,特别是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更使他对中央苏区的前途,忧心忡忡。脱离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的红军,下一步将如何去行动呢?
如今,又一次面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指责,黄克诚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仅拒绝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敢于直言不讳,批评上级推行的是“左”
倾盲动主义,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在对自己的集中批判面前,黄克诚再次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革命胸怀,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黄克诚的表现使他再次被降职。
上级认为黄克诚态度不好,一再顽固地坚持错误,已经不适宜带兵,于是撤销了黄克诚红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几天之后他又被调任教导营政治委员。这样,一个多星期之内,连撤两职。黄克诚对此泰然处之,仍然勤恳扎实地在教导营工作,并没有因为遭受批评与降职而闹情绪。
秋去冬来,寒风阵阵。山上的枫树,尽染红色。
贺昌又从红一方面军总部回到了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
这位年轻的上级领导一回来,便打听那位爱与他争吵的年长的下级——黄克诚。
于是,黄克诚又被贺昌从教导营要了回来,担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
不是“冤家”不碰头。贺昌与黄克诚仍旧意见相悖,每天“争论”不休,贺昌指责黄克诚右倾机会主义,黄克诚也毫不客气,回敬他是盲动主义。
老朋友相聚,还是那副老样子,争论归争论,但他们彼此相处十分融洽,并没有因为各自主张不统一而影响工作。
黑云压境,杀气腾腾。
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积极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围剿”。
1932年12月,在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围剿”后,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亲临南昌,分兵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采取包围态势,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大“围剿”。
面对敌人的“围剿”,中央苏区进行了积极的备战工作。
1932年10月13日,就在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回到中央政府主持工作的第二天,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战争紧急动员的第十二号通令》。
10月29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合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挥红军投入反“围剿”的战斗。
11月24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又发布紧急训令,指出“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要求各部队抓紧政治工作,提高军事素质,赤化新占区域,做好反“围剿”的各项准备。
这时,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红军,但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仍然采用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一再强调战斗中一定要“运用一、二、三次战役的宝贵经验,来准备和进行全战线上的运动的战斗,以反对国民党的军队。”
因而,1933年初,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红军接连取得黄狮渡、浒湾两次大捷,俘敌四千,缴枪四千,大快人心!
战斗结束后,周恩来提议,主力红军北上贵溪,与赣东北的红十军密切联系,在抚河至信江之间的广大区域间于运动中伺机歼敌。
然而,这一主张遭后方中央局领导的反对,恰在此时,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移至中央苏区瑞金,临时中央也反对主力红军北上,担心中央苏区兵力空虚,无法抵御敌人的大举进攻。于是周恩来的正确建议被否定,临时中央要求主力红军西渡抚河,攻打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南城,进而威逼、夺取临川、南昌。
红三军团政治部。
南丰前线传来的消息使黄克诚陷入一缕难以化解的哀思里。
红三师师长彭遨牺牲了!黄克诚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彭遨是红三军团最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之一,别看他长着一脸络腮胡子,显得有些凶,他可是个有文化、有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