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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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二月上旬,陈独秀光临武汉之际,这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跑去采访。这次采访,深刻地影响了包惠僧。包惠僧是这么回忆的:“我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书院访问了陈独秀,我是抱着崇敬的心情去见他的。见面后我告诉他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当了记者。他说当记者也好,能为社会服务。后来我们谈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当时有许多女学生同我谈论婚姻自由问题)等问题。陈独秀是汉学专家,他的汉学不在章太炎之下。我还向陈独秀请教学汉学的门路。他指导我读书,讲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次我们谈了个把钟头,分手时我表示惜别,不知以后什么时候能再见面。他说以后还有再见面的机会。他来去匆匆,在武汉时间不长就到上海去了(引者注:陈独秀回北京后经天津再去上海)。走之前我又去见了他一次。
我是为了采访新闻去找他的,没想到后来我和他交往这么多。他关照我不要写文章向外发表我们的谈话。……”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包惠僧回忆录》,三六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跟陈独秀两次匆忙的谈话,使包惠僧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这样,他在跟陈潭秋见面时,也常常谈论这些问题。当陈潭秋邀他加入“小组”时,他一口答应下来。就在李汉俊来信不久,有客自上海来。来者名唤刘伯垂,又名刘芬。他是湖北鄂城县人氏。他在清朝末年时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科。他在日本时便与陈独秀结识,友情颇笃。刘伯垂是同盟会的老会员,曾在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担任高等审判厅厅长。一九二○年秋,他从广州途经上海回湖北。在上海,刘伯垂拜访了老朋友陈独秀。陈独秀吸收刘伯垂参加了共产党。陈独秀交给刘伯垂任务:回湖北时,找董必武联系,在那里建立共产党组织。“对了,你还可以吸收郑凯卿加入共产党。”陈独秀特别关照刘伯垂道。
郑凯卿,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此人既没有留过洋,也没有读过多少书。他原是失业工人。后来,在武汉昙花林文华书院当校工。一九二○年二月上旬,陈独秀到武汉时,住在文华书院,便由郑凯卿照料他的生活。短短四天相处,陈独秀跟郑凯卿相处甚为融洽。陈独秀把革命的道理讲给郑凯卿听,郑凯卿很快就明白了。
刘伯垂坐船从上海来到了武汉,约董必武在武汉关附近的一家小茶馆见面,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几天之后,吃过晚饭,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应约来到了武昌抚院街张国恩律师事务所,那里也是董必武借寓之处。刘伯垂来了。他带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文件,传达了陈独秀的关于在武汉建立“小组”的意见。这是一次秘密会议,由刘伯垂主持。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叫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后来叫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就在这天建立。大家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
刘伯垂在“老虎”身边——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汉多公祠五号,挂起了“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那里,成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经常聚会之处,而“老虎”居然没有发觉这眼皮底下的红色目标。一个多月,这个“小组”增加了两名成员:一位叫越子健,又名云诩,董必武的同乡,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据云是董必武介绍的。另一位叫赵子骏,是武汉的青年工人。由郑凯卿介绍加入小组。张国恩由于律师事务忙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兴趣,在小组成立三个月后申明退出。在一九二一年春,又有刘子通、黄负生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两人都是湖北黄冈人——陈潭秋的同乡。他俩曾创办《武汉星期评论》。李汉俊在一九二○年冬,曾由上海回鄂探亲。途经武昌时,曾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们见面,向他们讲解过唯物史观,讲解过社会主义学说。
另外,维经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和他的妻子马马耶娃,还有北京大学的那位“中国通”鲍立维,曾访问了武汉。他们住在张国恩律师事务所里。马马耶夫本来想以教英文作掩护,帮助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工作。无奈三位高鼻碧眼的外国人,在外国人不多的武汉毕竟是太惹人注意了。他们只是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利群书社参观了一番,就不得不离开那里。
第五部分:响应山东的“王大耳”
共产主义之火,也在山东点燃。
“山东虽是中国旧文化发源地,但讲到现在的新文化,却是幼稚得很。别的不用说,单就专门学校而论,还是被一班贩卖日本古董客在那里专利,很带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色彩。从去年十月间省议会议员王乐平,组织了一个齐鲁通讯社,附设卖书部,专以贩卖各项杂志及新出版物为营业。通讯社虽以人的问题未能十分发达,卖书部却是一月比一月有进步,头一个月仅卖五六十元的书,到最近每天平均总可卖十块钱。卖书部创设的本意,固然非以营利为目的,但营业扩充,即是证明山东学界想着研究新文化的也很有进步。……”这则题为《山东新文化与齐鲁书社》的报道,发表于一九二○年十月七日的北京《晨报》。
这表明孔子的故乡,也飘起了新文化的旗帜。
这位在山东举起新文化大旗的王乐平先生,是中华革命党党员。在五四运动中,他是山东的活跃人物,曾作为山东省议会的代表前往上海,吁请上海各界支援山东人民的斗争——因为五四运动的斗争焦点之一,便是要求从日本手中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王乐平在他住宅的外院创办了齐鲁书社,推销《新青年》、《每周评论》、《资本论入门》、《唯物辩证法》、《俄国革命史》等,在山东播撒马克思主义种子。
王乐平在京时,跟陈独秀相识,彼此间开始通信联系。当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曾致函王乐平,约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王乐平虽说是进步的开明人士,却不愿加入共产党,更不愿出面组织山东共产党。他把此事转交给了他的远亲、同乡王尽美。
王尽美是山东莒县北杏村人氏(今属诸城县枳沟乡),年纪比王乐平小得多,出生于一八九八年。他原名王瑞俊,字灼斋,天生一对大耳朵,得了个雅号“王大耳”。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曾这样谈及王尽美:“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条,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王乃征、王乃恩:《怀念我们的父亲》,载《王尽美传》,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其实,“王大耳”在二十岁之前,耳朵里听见的,只是一个小小村子里的声音。这位佃农的儿子,从小在倚山傍水的北杏村长大。十二岁进了私塾,一边种田,一边学点文化。十七岁便与李姓女子成婚。倘若他安于那小小的世界的话,可以在那祖祖辈辈生活的小村子里过一辈子男耕女织的生活。然而,望着潍河滔滔水,望着乔有山(即南岭)葱葱树,他的心潮起伏,赋诗言志:
沉浮谁主问苍茫,
古往今来一战场。
潍水泥沙挟入海,
铮铮乔有看沧桑。
他终于在二十岁那年,告别故乡热土,告别老母贤妻,前往省城济南,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范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食宿。他来到了一个大世界。他的“大耳朵”听到了时代的呼声,听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呐喊。进校才一年,正遇五四运动,他成了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成了山东省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他跟王乐平有了密切的来往。
他来到更大的世界——北京。在那里,他知道了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他迅速地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之下,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罗章龙曾这样追溯往事:“早在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以后,‘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后期,我们北京国立八校院的学生会和外省的学生会建立了联系。起初我负责做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工作,山东的学生会经常有人来北京联系。我们北京大学学生会也经常派人去上海和南方,因为济南是沪京往来的必经之地,因此常中途在济停留。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同山东学生会的代表王尽美同志认识的。那时候,我们北京学生会的办公处设在校本部,王尽美同志为联系学生会的工作曾多次到西斋来找我。一九二○年三月,以北京大学为主,由国立八个校院联合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王尽美同志又来到了北京。我领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教室、学生宿舍等处转转看看,还去看了一些外面来旁听的学生,同时,向他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在北京念书的学生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是北京的会员,在北京以外各省市念书的学生或工人被吸收入会的叫做通讯会员……王尽美同志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他登记作为通讯会员加入了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时我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书记,他回去之后经常和我通信联系,交换刊物。……”罗章龙:《我对山东建党初期情况的回忆》,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讯会员,使王尽美的思想发生了跃变。他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于是,在济南内贡院墙根街济南教育会那里,居然挂出了一块非同凡响的大木牌,上书“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是在一九二○年九月光景挂出这牌子的。创建这个研究会的主角,是王尽美。参加者最初十来人,后来发展到五十余人。内中的积极分子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邓恩铭、育英中学的国文教师王翔千。王翔千比王尽美年长十岁,原名王鸣球,山东诸城人。王翔千跟王尽美,也有那么点亲戚关系——王翔千妻子的姑母是王尽美的婶母,所以他们早就相识。王翔千肄业于北京译学馆,但古文底子颇好,擅长诗词歌赋。受他的影响,王翔千的弟弟王象午也加入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王翔千的女儿王辩(后来改名黄秀珍),也很早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在陈独秀给王乐平去函,希望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的时候,李大钊从北京派来陈为人,找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商议如何在山东建立共产党。“南陈北李”都关注着山东。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召开了欢迎陈为人的茶话会。陈为人在会上介绍了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