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志远-第20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天’的小朋友。”
徐建雄的心也是沉沉的，他点点头，指示自己的秘书，说：“小黄，你马上和林原电视台取得联系，让他们马上按杨秘说的去办。”
黄秘书点头说：“好的明白。”
杨志远随即向沈炳元直接下了命令，说：“沈局，通知派出所的民警，在附近挨家挨户的询问、并且上附近的学校核查落实，是否有一个叫‘于浩天’的小朋友在这几天失踪。”
杨志远相信真相迟早会水落石出，杨志远并不怕沈炳元和自己阳奉阴违，沈炳元即便是想瞒，瞒得了初一，还能瞒得过十五。要知道一个谎言得用十个谎言去弥补，越瞒越会漏洞百出，到了最后，不能自圆其说，看其怎么办。沈炳元是公安局长，杨志远相信他比自己更明白这一点。
杨志远走到旁边一个凸起的桥墩下，踮起脚，把红领巾系在桥墩粗大的钢筋之上。杨志远叹了口气，然后对一旁的摄像记者说，拍下来吧，等下一并送到电视台去播出。摄像记者蹲下身子，用仰角把这个镜头拍了下来，镜头里，细细的雨，残破的桥墩，一抹猩红在秋风飒飒中无言地飘荡。那种镜头的视觉感和渲染力是惊人的，在杨志远看来，那在风中飘扬的红领巾似乎在无言地诉说着这个世界需要的公平、正义和良知。
杨志远默默地看了那鲜红的红领巾一眼，又看了徐建雄一眼，说：“徐书记，我需要一辆车。”
徐建雄看了一下沈炳元，不由分说，说：“把你那辆车给杨秘。”
杨志远一想，也好，用沈炳元的警车在林原办事也方便，也没客气，让沈炳元的司机把车钥匙交了出来。
这天中午，于浩天的母亲就找到三招待所，是位人近中年的母亲，满身的疲惫和满脸的憔悴，杨志远打开房门时，她就站在门口，迟迟疑疑、犹犹豫豫，想进又不敢进杨志远的这个房间，杨志远从她的眼里看到的是惧怕和痛苦，杨志远知道她在害怕什么，如果说于浩天开始只是失踪的话，那对做母亲的来说，至少还有一丝希望。如果一旦得到确认，那她最后的希望就会随之破灭，剩下的只会是无尽的忧伤和痛苦。
安茗小心翼翼地把她扶进了房间，给她泡了一杯热茶，她抱着茶杯浑身直打哆嗦，她说：“我叫佘睛，是于浩天的妈妈。”
屋子里的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谁都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她。佘睛语无伦次，一个人喃喃自语，说都怪我，本来浩天有点感冒了，那天躺在床上，跟我撒娇，说他想睡个懒觉，不想上学了。是我硬是把他从床上拽了起来，逼着他去上学，他离开家的时候手里拿着红领巾，还朝我挥了挥手。中午浩天没有回家吃午饭，我开始也没怎么在意，以为孩子贪玩，回家晚了，不久我听路过的人说早上高架桥垮了，死了不少人，我吓坏了，因为浩天上学每天都要经过那个路口。我上学校去找，学校说浩天根本就没去。我到高架桥来找，公安把这一块封锁了，根本就不让进。浩天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家了。
佘睛痛哭流涕，说：“我的孩子啊，是妈妈害了你。”
安茗和杨雨菲站在佘睛的身边也是泪流满面，一个劲地安慰佘睛，说浩天不会有事的，不就是一条红领巾么，也许孩子贪玩走远了，也许是孩子受了一点伤在医院呢，肯定不会有事的。
连安茗和杨雨菲都觉得自己的话站不住脚，这种解释多么的苍白和无力，可她们也只能如是说了。佘睛木然地摇着头，说：“我的孩子我知道，浩天乖巧听话，他离家不会不告诉我的。这几天，我派出所也报案了，医院也找遍了，可谁都说没有看到浩天这个孩子。”
佘睛凄然地说：“记者同志，我想去现场看看，可民警不让我去，你能帮帮我吗？”
安茗看了杨志远一眼，杨志远点点头，安茗说：“那好，我们带你去看看。”
杨志远开着沈炳元的警车朝高架桥驶去。路过一家花店，杨志远停下车，买了一大捆的菊花，放到了车上。到了坍塌现场，安茗把佘睛扶下了车，杨志远把那捧菊花每人分了几枝，大家手捧菊花朝废墟走去。
值守的民警认识沈炳元的车，也认出了杨志远，这次没作任何的阻拦，就把杨志远一行放了进去。
杨志远走到那个系着红领巾的桥墩下，把一枝枝菊花插在了桥墩的周围。佘睛扑通一声跪倒在桥墩边，嚎啕大哭。
摄像机无声地记录着这一切，真实地记下了一位母亲的痛苦和悲伤。
杨志远就是在那一刻决定要给周至诚省长打电话的。因为明天就是高架桥坍塌事故中死者的头七，根据林原的习俗，亲人逝去后第七日，是必须祭奠亡魂的，让亲人的魂魂不再四处漂泊，以便早日转世为人。杨志远知道这是迷信，可他情愿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这毕竟可以给生者带来一丝心灵上的慰藉。其实即便是由政府出面组织一次悼念活动，也用不着省长出面，但以杨志远对省长的了解，省长坚韧的外表下面，深藏着一颗对天下苍生赤诚的怜悯之心，在头七这种场合，省长的出现会更具感染力，杨志远相信周至诚省长会同意他的观点。
果然，周至诚省长在听杨志远说完佘睛的遭遇之后，好半天没说话，许久，周至诚省长才说：“好，志远，就按你说的办，我明天一早会和调查组的同志们一起到林原来。”
杨志远和省长通完电话后，又和徐建雄进行了磋商，杨志远认为有必要遵循民间习俗，在头七到来之时解除高架桥现场的警戒，允许市民到现场进行祭拜，民警的职责应由严防死守转为维护现场安全和秩序，不得再无故阻拦市民进行祭奠活动。杨志远和徐建雄都清楚，林原这地方民风强悍，如果在头七到来之时，阻止市民进入现场祭奠和悼念，说不定会发生更大的群体性事件。现在高架桥坍塌中到底有多少的遇难者，除了胡捷他们，徐建雄和杨志远都无法真正清楚，失去亲人的感觉是焦虑和痛苦的，尤其是这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情况更会让死难者的家属群情激愤，如果警察还是据守现场，不让家属靠近半步，到时冲突只怕无法避免。杨志远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清除隔离带，让市民的情感得到必要的宣泄，这样市民的情绪才不会像干柴，一点就燃。徐建雄一听杨志远的分析有理，点头同意，马上通知沈炳元必须无条件的解除警戒，并且务必要确保悼念现场市民的绝对安全。
杨志远他们离开坍塌现场的时候，警察已经开始清除耸立在隔离带上的条纹塑料布，封闭了六天的出事地段这才得以重见天日。
离开坍塌现场的时候，杨志远忍不住再回头看了一眼，微风徐徐，细雨绵绵，或黄或白的菊花在废墟间随风摇曳，菊花无语，一如杨志远他们此刻的心情，淡淡的，充满了忧伤。
第16章 无语的忧伤（2）
与此同时，省委的会议室里，由周至诚提请紧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在对是否立即向林原派驻事故调查组这一点上，周至诚和马少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马少强这人虽然一贯强势，但在常委会上如此不顾一切地和省长直接对抗，这种情况并不多见，马少强虽然也是省委常委，但再怎么也无法和周至诚相提并论。常委们都知道，政治是需要智慧的，有时候政治还需要适当的妥协。周至诚省长既然执意要派出调查组，那就派好了，有什么好反对的，再说了，林原方面既然出了这等事情，派个调查组下去很正常，也没有可以反对的理由。常委们的心里都感觉有些异样，觉得马少强为了这样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公然和周至诚叫板，实在无此必要，马少强此举有些让人不可理喻，自然也就不同寻常了。谁都知道，马少强是从交通厅起家的，其没有在林原从政的经历，林原并不是其根基之地，马少强实在犯不着和周至诚如此论战。即便是胡捷是其部属，需要力保，那也得在事故的定性上去想办法，不急这一时。常委们都觉得马少强此举有些意思，值得琢磨。
周至诚说：“少强同志，你说说，你如此强烈地反对调查组进驻林原的理由又是什么？”
马少强说：“在伤亡人数没有核实之前，就贸然派调查组下去，这是不是对林原市委市政府的不信任？”
周至诚笑了笑，说：“少强同志，那你说说，该怎么核实，让林原自查？你觉得会查出结果来吗？”
周至诚继而话锋一转，语气严厉，说：“我们派调查组下去，不就是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为了对下面的同志负责么。我们都知道林原历来民风强悍，我们政府说是2死5伤，但民间的传言却远远不止这个数字，有许多的民众开始打着横幅寻找在那个坍塌时段同时失踪的亲人和朋友。你敢说这是一种巧合，你能说这是民众无事生非。先不要说我们省委对林原是不是信任，这个意义其实不大，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民众对林原市委市政府信不信任的问题，为什么民众总是不相信政府的公告，总是对政府的行为提出质疑，产生这种信任危机的根源又是什么？”
周至诚的话铿锵有力，马少强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周至诚接着说：“林原现在已是谣言四起，如果我们不派调查组下去尽快弄清事实真相，给人民一个说法，而是任由事态的发展、恶化，那我们就是置党性原则而不顾，置人民利益而不顾。林原市委市政府有没有瞒报，我们现在谁都不能确认，只有经过调查，我们才会有发言权，白的黑不了，黑的也白不了，如果事实证明林原是无辜的，那么我们就把事实公之于众，让民间的谣言自动终止，林原的同志们受点小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当然如果林原方面刻意隐瞒事实的真相，那这其中就有许多我们需要深挖和反思的问题，我们就有必要去弄清楚这事件背后的真相又是什么，林原又在害怕和逃避什么。”
周至诚说：“我们扪心自问，当小浩天那天早上在上学的路上失踪，我们就可以那么问心无愧、信誓旦旦地认为小浩天的失踪跟高架桥的坍塌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又怎么去解释孩子的红领巾遗留在现场的这个事实？当一个母亲早晨把自己12岁的孩子放心地交给了社会，而这个社会回报她的又是什么？当一个母亲踌躇在林原的大街小巷，满脸憔悴、撕心裂肺地呼喊着孩子的名字，请问我们这些党的高级干部此刻又在干什么？有没有主动去为孩子的母亲分担一点点的忧伤承担一点点的责任？你能说你此刻正在想着怎么去为全省人民谋福祉吗，而这个所谓的福祉又在哪里？这是不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天下百姓苍生不需要你讲这样或那样的大道理，他们需要的是你实实在在为他们做实事，哪怕你就是给他一句言语上的安慰，也比讲大道理强百倍。我们在座的有谁没有做过父亲，我们哪一个不是渴望着自己的孩子快乐健康的成长，希望孩子一生平安，我们难道就体会不到一个母亲失去孩子的痛苦？我不想说引以为鉴举一反三的套话，这种话我们是不是已经说的够多了？我想说的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我们虽然已经无力去改变事情的结果，但我们至少可以还原一个事实一个真相，以告慰那些逝去的灵魂，难道这个要求过分么？我们告诉孩子红领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