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郯武师-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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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藩的党员身份虽未暴露，但因他一贯工作认真负责影响很大，所以也不宜留守。可是，他当时正害肚痈，别说跑路、打仗，连动弹都困难。组织上很为难，就派乡指导员张华同志找高宗藩谈话，动员他设法留下。张华说：“北撤干部明天就走，路上危险很大，你走不能走，抬不能抬，车也不能拉，只能留下，把自己隐蔽起来，坚持地下斗争。”高宗藩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从未离开过组织、离开过集体，他真不想离开大家，离开火热的斗争生活。但是，他知道自己这样情况，势必拖累组织，拖累同志们。所以不等张华再说什么，立即表示再大的困难都不怕，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以新的战斗姿态，去迎接胜利的曙光。
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国民党七十四师占领郯城后，纠集郯城县地主还乡团和新安镇、宿迁的部分地主还乡团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他们所到之处，洗劫村庄、掠夺财粮、屠杀群众、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像后皇姑城一位党员，因老婆临产他未能转移，敌人把小孩从母亲肚里扒出来，然后把活了两天的孩子和大人一起活埋了；桃林民兵队长刘百里一家四口人被活埋时，他的妻子抱着大孩子，怀着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穷凶极恶的反动派，对解放区人民群众进行着疯狂的报复。薛庄王老六的老婆更恶毒，她对革命群众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对被他们捉到的民兵，她亲手用剪刀剪掉生殖器、用刀子割断舌头、挖掉眼睛……真是残无人道，罪恶滔天。
高宗藩当然也免不了受到还乡团的追捕。
敌人对高宗藩是又恨又怕。恨他带人分了他们的地，分了他们的财产，东庄农民翻身运动搞得好，对周围…带影响很大。怕他是因为他会武功，又有点子，群众关系又好。所以越是这样越想早点逮住他，除去后患。可是到哪里去逮？到哪里去捉？他早已像——条鱼一样，悄然消失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高宗藩和副村长李希勤原本隐蔽得很好，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可是他们耐不住这样躲躲藏藏的日子。尤其是高宗藩此时肚痈也痊愈了，两人就冒险出来找组织。活动一频繁，终于暴露了目标，被伪保长杜维营的爪牙逮住了。
杜维营立即拷打审讯，逼他们交出东庄村共产党员的名单。高宗藩和李希勤咬紧牙关，拒不交待。打死他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自己都不是共产党员，哪里知道什么党员名单！”
杜维营气急败坏地说：“凡是农会主席、村长、副村长，没有几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即便不是党员，也跟共产党一条心，穿一条裤子。”
高宗藩和李希勤说：“那就任你说吧！”
杜维营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他向二人说：“其实我看在同村的份上，并没把你们往死里治。如果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到了郯城，就够你们受的了。”
高宗藩和李希勤看透了他的豺狼本性，索兴给他来了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杜维营原想得到他们“口供”好去邀功请赏的念头成了肥皂泡后，于是气急败坏地把他们隔离开，关押起来，准备送到国民党郯城县党部去。
高宗藩本是抱着必死的打算的，他知道国民党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让漏掉一个共产党。他是共产党的村长、农会主席，这个身份是敌人恨得牙根发痒的，到了郯城，还不是等于进了阎王殿绝无生还的可能。后来一见看守是小时一位同学，心里升起一线希望。
“喂，老同学，”夜深人静了，高宗藩轻轻地喊，“我想解个手。”
那位老同学根本也没睡，他正在思量着高宗藩的事。一听高宗藩在喊，立即走过来说：“你小声点，把他们惊醒就麻烦了。”高宗藩一听那口气不是恶狠狠的，知道他不是那种丧尽天良的人，心想有门儿，就压低了声音说：“给我松松绑吧，他们把我捆得太紧了。”
那同学没说话。他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三年前，他在地主家扛长工，被卖伕子顶债当了国民党丘八。后来，在进攻解放区时当逃兵溜了。他一直在外地混，前些日子听说家乡解放了，跑了回来。谁知正赶上七十四师占领郯城，他被杜维营的还乡团抓住，当了他们的团丁。这些年来，他认清了共产党的队伍是为解放广大劳苦大众而打仗的，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祸国殃民。听说高宗藩是给共产党干事的，心里很佩服。眼睁睁看着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穷哥们儿落在那伙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手里，他心里不安。但是要真的把高宗藩放了，他又没那个胆子。真是左难右难，把他难死了。
好长时间，他终于想好了一个办法，但当着其他看守的面，又不敢明着对高宗藩说，只好看高宗藩的心眼灵不灵，运气好不好了。
他在高宗藩的身后偷偷把捆高宗藩的绳子的死扣换成了活扣，抬起脚在高宗藩屁股上踢了一下说：“妈的，不准在屋里撒尿，老子不能闻那股骚气，滚，跟老子到厕所去！”
高宗藩何等聪明，他马上就明白了对方的用意，故意回一句：“去就去，你神气什么？”
那个同学提了一盏小马灯，押着高宗藩来到厕所。他先进去照了照，然后出来骂了声“滚进去！”接着一脚把高宗藩蹬了进去。
高宗藩走进厕所一看，厕所没顶盖，四面泥墙不过一人高。他退下膀臂上的绳索，一纵身上了墙，“扑通”一声跳了过去。
那位同学等了一会，估计高宗藩已跑远了，就虚张声势地大喊大叫起来：“高宗藩跑啦，快逮高宗藩呀！”接着又对天放了几枪。
杜维营带着几个还乡团团丁跑来一看，骂道：“妈的捆那么紧怎么会跑了？”那位同学说：“谁不知道，那小子会缩骨法呀！”一个斜眼团丁说：“哼，再逮住，用铁丝穿住他的琵琶骨看他还怎么跑！”
高宗藩逃出虎口后一直没有找到党组织，直到一九四八年郯城二次解放又重新人党。
高宗藩为此也曾找过组织说明原因，组织部干事李洪学说，唯一能证实高宗藩当时情况的李希勤没跑出来，被敌人押到郯城拷打审讯致死了。再说按组织原则，高宗藩将近一年没和组织挂上钩，等于自动脱党，党龄只能从一九四八年重新入党日期算起。既然是组织上有规定，那就只好服从呗。不管怎样，他对新中国的到来充满了希望。
第二节
“宗藩，你家来亲戚啦？”
“哪是亲戚，他是高政委。”
“高政委？政委是干啥的？”
“政委就是县太爷。”
“县太爷？怎么一点也不像？”
“哪点不像？”
“看他穿的就跟俺老农民一样。他来你家干啥？”
“体察民情呗。”
高宗藩说的是实话。高风林政委是到东庄来体察民情的。他就是郯城县的县委书记。因为他兼任县人武部政委大伙叫惯了，不愿改口，觉得这样更亲切。
呀！共产党的干部和国民党的官员就是不一样。国民党的县长，那还了得？他们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出门以车代步，前拥后簇，八面威风。嘴里喊着是“民之父母”，实际上却对老百姓敲骨吸髓。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民生、民权”三民主义被他们改成了“民脂、民膏、民血”。要不然怎么叫它反动派呢？而共产党的县领导就大不一样了，他们爱老百姓如亲人，穿着朴素，进村入户访贫问苦，和老百姓心连着心。要不然凭着小米加步枪怎么能打败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怎么能建立新中国、巩固红色政权？
高凤林来到东庄村后，说是住在高宗藩家，一夜又能在高宗藩的屋里睡多久呢？高宗藩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练拳，捏手捏脚地怕惊醒他，可回来时一看人家早就背个粪箕满湖转悠一遍，拾了满满一粪箕粪回来了。接下来，匆匆忙忙地吃点煎饼咸菜又下湖去了。他帮老乡拉犁耕地，和老乡说笑谈心。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县太爷。他一出去就是一天，常常半夜才回来。
一个多月下来，高凤林书记向高宗藩摊牌了，他让高宗藩动员大伙入股办供销合作社。
民国之初，郯城市场物价比较稳定，后期较乱，日伪时期尤甚，日变三价，涨落不定。郯城二次解放后，市场多为私商经营。一些不法商贩，乘解放初期国家经济困难之机，抢购囤积，哄抬物价，扰乱市场。一九四九年，郯城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稳定物价的方针，控制货币投放，紧缩财政支出，整顿各种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发行“胜利折实公债”，紧缩货币流量，调剂市场余缺，平抑市场物价。组建供销合作社的目的，就是用集体的力量同奸商抗衡，发展集体经济，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
供销合作社毕竟是个新生事物，谁也没搞过、谁也没见过，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石头叫谁去摸呢？高书记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高宗藩。
高宗藩是党员，当过农会主席，在支前工作中是个模范，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长后，团结村委一班人，把个东庄村治理得上规上矩，有条有道的，是个人物，而且是党信得过的人物。叫他带头搞供销合作社，高书记相信他准能干好，而且能干得很出色。
既然是上级交给的任务，困难再多，高宗藩也没在乎。他积极动员乡亲们入股。
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政治上得到了彻底的翻身。可是由于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大，因此人民群众，特别是东庄这样穷旯旮里的农民兄弟手里还没有多少钱。买“胜利折实公债”，他们知道这是支援国家经济建设，都积极购买。许多人勒紧腰带也要省下钱来买公债。可是要拿钱去入股办供销合作社，难度就大了。因为合作社就是卖东西的，卖东西就是做生意，就是经商。郯城虽是县治所在，可是由于长期以来的交通、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情况使然，这里群众的商业意识远不及码头镇。尤其是东庄村人，历来是务农为本，春夏秋冬大人孩娃换季的衣物布匹得到郯城集上或到码头去买或请人捎，针头线脑、洋火糖块就在走乡串村的货郎挑上买，或拿鸡蛋换。在村里搞个供销合作社当然是件大好事，能给全村群众的生活带来许许多多的方便。特别是农忙时哪有个空闲去买油盐酱醋啊！但办个供销合作社可不是一件小事，那是做生意呀，生意可有赚就有赔呀！入股做生意，要是赔了咋办？这些想法在大家的脑子里打了多少个转转，一时不肯把手里攒下的几个钱拿出来。
为了这，高宗藩没少做工作。他走东家串西家，说服动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筹集了数百元资金，在五间草屋里办起了郯城县第一个供销合作社。
果然，做生意不同于种地。常言说，庄稼活不用学，看人咋着咱咋着。做生意不但要有做生意的学问，还有一定的风险。这不，高宗藩办的供销合作社赔了。尽管高宗藩对事业、对群众有一颗亦诚的心，因物价上涨，两年不到，供销合作社的老本都贴光了。有人说，高宗藩吃亏就吃在一个“诚”字上，奸商，奸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