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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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当时竟没有对这些必不可少的问题进行探索，这似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在肯尼迪政府最初的岁月中，我们正是这样来处理越南问题的，此刻，我们已无法重新体验当时的幼稚和自信了。当时，我们对那个地区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在应付危机方面也毫无经验。而其它迫在眉睫的国际问题又分散了我们的注意，仅在第一年中，我们就碰到了古巴、柏林、刚果等等问题。最后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当时正面临一个从未有所准备，或者说尚未有现成答案的新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担心，各种政府——当然包括大多数的人民——只能进行盲目的行动。
我绝无辩解的意思，但这或许有助于说明我们当时的作法。
几天之后，十一月十五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再次谈到了关于对南越军事介入问题上的顾虑。他担心，此举将导致世界两大对立势力的交锋，并指出，越南的形势与朝鲜战争时完全不同。朝鲜战争时，敌人的入侵已相当明显，而这里的局势则尚未明朗。他尤其担心，派兵前往一万英里以外的地区，去帮助一个拥有二十万军队的政府与仅有一万六千人的游击队作战，极有可能招致广泛的反对。而且，我们在越南已投入了数十亿的美元，其取得的成功则是微不足道的。他十分怀疑，美国将会从北约盟国中得到军事援助。毫无疑问，他对目前的形势极不乐观，但是，会议仍然在毫无结论的情况中结束了。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尽管在处理南越问题上，我们尚无成熟稳定的作法，但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总统和我——已经达成了共识，即只有南越人才能够处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提供训练和后勤物资的方式来援助他们，但却不能参加他们的战争。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看法。如果我们恪守这一观点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整个历史就将会面貌全非了。
我竭尽全力地将总统的想法传达给军事首领们——包括五角大楼中的人员和那些直接负责我们在越南行动的司令官。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一份电报中，我对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哈里·费尔特上将和在南越的美军高级人员莱昂内尔·麦加尔上将写道：“我们务必要调整自己的观点，使之适应一个长年并不明朗的政治结构和非军事的行动。”我们在其后一个月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我对哈里·费尔特上将和莱昂内尔·麦加尔上将再次重复了这些观点，告诉他们，美国军队将不会被派往南越。
然而，由于基本的分歧并没有被接触，或者说，对其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解释，因此，直到两年之后总统去世之时，对这一问题的辩论在政府中仍然持续下去。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三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交给我一份备忘录，并要求我转交给总统。在这份文件中，他们声称，在阻止南越丧失方面，美军将会是极有效果的，并且敦促约翰·F·肯尼迪总统下达进行军事部署的命令。这些首领们认为，该项提议绝对符合美国的政策。“美国清楚地表示，其不可改变的目标之一是，阻止共产党人对南越入侵的胜利。”然而，他们错了，准确地说，这项基本的决策还未被最后决定。
一月二十七日，我将他们的备忘录转交给了约翰·F·肯尼迪总统，并附上了一个简短的意见：“目前，我们在南越的（训练）项目尚未提供足够的经验，因此，我不打算批准他们的建议。”
一九六二年最初的几个月中，我们逐步理清了国防部各项事务的头绪，而越南问题则远远不是最大的问题。但是，并不像许多其它的问题那样——我将它们交给罗斯韦尔·L·吉尔帕特里克处理，而是亲自承担起处理越南问题的责任。这样做的答案只有一个：尽管只是作为顾问，但是，这毕竟是美国卷入战争的唯一地区。我深感对此事负有极为重大的责任，因此尽我全身之精力投入了这项事务之中。这最终导致了人们“麦克纳马拉的越南战争”的说法。
一九六二年，随着我与南越接触的加深，我结识了它的领袖吴庭艳总统。我们一起在他的办公室里开了几次冗长的会议，办公室设在嘉龙宫（音译）中，天花板上吊着嗡嗡做响的电扇，房沿上伸出金光灿灿的飞檐。我们以为，吴庭艳的意图是将人民带入民主和自由的制度之中。五十年代早期，他曾在新泽西的一所天主教神学院中学习，这似乎是他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念的有力证明。然而，随着我们对事物了解的加深，我们逐渐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吴庭艳和他周围的人，还是他所建立的政治结构，都缺乏与南越人民的直接联系，他也从未试图加强过这种联系。我们对他的判断完全走入了误区。
由于他沉默寡言、不善交流，以及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吴庭艳在我眼里完全是一个难解之谜，事实上，每位见过他的美国人都有与我相同的感觉。从外表上看，他显得专制独裁、多疑多虑、吞吞吐吐，并高高凌驾于人民之上。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内心世界。
据说吴氏从不与女性交往：他从未结婚，并被认为，从未有过性的经历。但是，他最亲近的人物之一则是他弟弟的妻子儒夫人。她虽然嫁给了吴庭艳那位擅长权术、颇有势力的兄弟吴庭儒，但实际上也扮演着吴庭艳妻子的角色。每天工作之后，儒夫人给予吴氏安慰，消除了他的紧张，并时常与他争辩一些问题，显而易见，在他的思路和想法中包含了许多儒夫人的意见。当然，对于具体的内容，我仍然是一无所知了。甚至，时至今日，我也无法搞明白，对于其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吴庭艳究竟考虑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长远目标。
就像绝大多数来到过这个国家的美国人一样，甚至按照我的推测也包括许多的越南人，在我的眼里，儒夫人聪明、坚强、漂亮，但也凶暴残忍、诡计多端——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巫婆。
尽管，我们察觉到了这些印象的局限性，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仍然接受了社会对吴庭艳的一般看法，例如，一九五九年《新闻周刊》就称他为“自由亚洲最富才能的领袖之一。”政府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包括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他是一位前任的东亚历史学教授，也对吴氏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因为，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中，他成功地将国家引向了独立。“这一时期”，迈克·曼斯菲尔德在一九六三年写道，“在阻止南越完全崩溃和引进新的秩序，以及制止动乱和阴谋，清除无处不有的腐败方面，他个人的胆略、正直、果断和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吴庭艳的确完成了非凡的业绩，他排除了宗教和政治信仰上的巨大差异，努力建立起一个国家，而这一切又是在北越虎视眈眈的压力下完成的。这正是我们信任他的根本所在。
他也的确存在着不足，甚至非常明显，但我和其他人都相信，即使任用一位比吴庭艳更杰出的人才，其前景也未必就十分乐观。
然而，我们对吴庭艳总统所做的判断究竟是否是正确的呢？我们对所面临问题的看法是否可靠呢？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否会成功呢？当我们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国度之中，我们不懂这里的语言与文化，我们与他们之间存在着历史、价值观念和政治传统上的根本差异，而我们却要与这个民族并肩作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进行判断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像一堆乱麻一样，塞进了我们的头脑，现成的答案是没有的。
我们从越南收到了一些信息，但是，我们——我、总统、麦乔治·邦迪、迪安·腊斯克和马克斯威尔·泰勒——无人对此表示满意。当然，我们要求得到有关军事行动的情况报告。并且，我们也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那些分析材料，我们驻西贡的大使馆洪水般地送来了这类材料。很早之前，我们就决定，需要定期召开华盛顿和驻西贡美国高级军官之间的会议，以共同协商问题的解决。这样，从一九六一年底开始，我就频繁地前往夏威夷和南越。
夏威夷会议在太平洋美军司令部举行，这里可以俯瞰整个珍珠港。约有来自华盛顿、西贡和夏威夷的军界和政界的五六十人将聚集在一间洞穴式的会议室里，来听取一长串的情况汇报。这里十分拥挤，日程又安排得十分紧张，这使人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具体问题上，也妨碍了我们听取报告的真实内容和富于见解的建议。
无独有偶，我们在越南的会议也有相似的情形。会议在美军司令部举行，最初是在西贡闹市区巴斯德街上的一家饭店里，这里曾是殖民时期的一家旅馆，后经过了改建。后来会议又挪到了城市的西郊，在新山一空军基地举行。由于越共对会议地点了如指掌，所以他们常常对会议进行袭击。一次，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他们在一座桥下安置了地雷，企图暗杀我，因为，他们获悉，该桥将是我前往西贡的必经之路。
南越警察发现了这一行动，并在我即将通过这里之前，引爆了地雷。
后来，一些评论者对我们热衷于这类会议进行了百般指责，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们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尽管信息远远不够完善，但夏威夷和越南的会议却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将总统的想法和目标从华盛顿传送给在越南的同僚们，同样，也使他们能够就未来的行动提出报告和建议。如果没有这样的会议，我们的情况将会更糟糕的。对此，我至今仍坚信不移。
从华盛顿奔赴会议地点时，我们乘坐着一架后来被人们戏称为“贫穷者707”的飞机。就任部长之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了国防部公务中配备的几架专用飞机，我们没有必要使用这些高档的飞机，这包括一架三等的“空军一号”和几架体积不大但却价格昂贵的洛克希德飞机。作为这些飞机的替代，我指示乔治·S·布朗准将（我的军事助理，他后来成为了空军首领，并最终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去设计几个造价在两万美元以内的座位，当高级人员需乘坐飞机执行特殊公务时，这些座位可以临时安装在一架运输机上，以供使用。
这架运输机是由一架KC—135运油机改装而成的，它被装备上机翼燃料箱，这样，其飞行长度几乎可以从世界上任何地点中间不作停留地飞到另一地点。在747型面世很早以前，它就能不停顿地从巴黎飞往西贡，并可在只停留一次的情况下，从西贡飞到华盛顿。
这种飞机也有一大缺陷：它没有隔音设备，但我还是拒绝花钱去安装它。因此，在机上谈话是非常困难的，好在与我经常同行的侣伴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助理国务卿W·埃夫里尔·哈里曼都患有轻微的耳聋，即使有隔音设备，他们也不愿过多地交谈，这种情况恰好为他们静静地坐着提供了借口。
后来，我放松了某些方面的支出限制，我们也有了经费，在飞机上安装了几个床铺、一张秘书用的办公桌、以及其它的设备。从那以后，每当晚间我们从西贡或火奴鲁鲁起飞后，我们就可以吃晚饭，写出给总统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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