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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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开始接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题片的工作的，是在我从世界银行总裁位子上退休前不久。当时，该公司专题报道节目制作人乔治·克赖尔三世给我的办公室打了电话。乔治·克赖尔三世是我的朋友乔和苏珊·玛丽·艾尔索普原来的女婿，我和他只是泛泛之交。他在电话中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准备制作一个关于越南的节目，他觉得我可能有兴趣参加。他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确凿的证据，而且有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和中央情报局有关人员的证言，证明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确实在“战斗序列”一事上故意欺骗了总统和我。
我告诉乔治·克赖尔三世我不相信有此事。他说证据是确凿无疑的。我仍然否认这种可能性。乔治·克赖尔三世最后问我能否和他见一次面，他把有关证据给我看。我说见面也不会改变我的想法，不过，由于我们过去的关系，我同意见他。
六月十六日下班后我们见了面。在世界银行我的办公室交谈的三十分钟和共同驱车回我家的路上，乔治·克赖尔三世向我出示了他的证据。简言之就是：威廉·威斯特摩兰报告的敌军数量为x，而他的军事情报官员估计（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分析人士也认为）敌军的数量是x＋y。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声称威廉·威斯特摩兰命令下属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写进小数字。
这是个非常模糊不清的问题，争议的焦点是关于“敌人”的定义。美国在越南面对的敌人非常复杂——北越正规军，以个人身分进入南越当兵的北越人、越共在南方征召的游击队以及各类准军事人员。准军事人员从携带步枪的农民到参加非正式军事组织从事破坏和情报传递工作的村民（身着黑衣）等，不一而足。问题就在于如何划定“敌军数量”的界限。威廉·威斯特摩兰排除了许多非正规部队，而他的情报官和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则把某些非正规部队计算在内了。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和华盛顿情报部门内部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而且旷日持久，总统、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我以及政府中其他高级官员都知道此事，它在战争期间一直带有很浓的感情色彩。有几位当时不赞同威廉·威斯特摩兰的判断的人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他们或者明确或者暗示说威廉·威斯特摩兰故意误导了总统和我。这些人中包括前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萨姆·亚当斯，他是这个节目的主要证人和收费的“检举人”。
见到乔治·克赖尔三世时，我解释了我认为这种指责缺乏根据的原因。他不相信我的解释。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晚，那部专题片正式播出了。威廉·威斯特摩兰要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他道歉，遭该公司拒绝。那年秋天，他以诽谤罪起诉该公司，要求赔偿一亿二千万美元。
虽然我知道此案的审理过程会令人极为厌恶，但是，由于我非常看重威廉·威斯特摩兰数十年来为国家所做的贡献，所以我在一九八三年夏天自愿出庭为他作证。
威廉·威斯特摩兰的律师是首都法律基金会的丹·伯特。他得知克赖尔未经我允许秘密地录下了我和他的几次电话交谈内容。丹·伯特相信这些磁带能证明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说法，即乔治·克赖尔三世在节目播出之前就知道对他的指责缺乏根据，所以丹·伯特想得到这些磁带。据伯特讲，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律师起初否认有这些磁带。该公司的一位新闻编辑（他参加过那部专题片的工作）则告诉丹·伯特，乔治·克赖尔三世的秘书说这些磁带在他办公桌右手最下边的抽屉里。后来发现不在那里。最后在乔治·克赖尔三世家中的一只箱子里发现了磁带，但我指出对威廉·威斯特摩兰的指责缺乏根据的那部分内容已被抹去了。
后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求我出庭作证。我表示同意。
在我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作证时，该公司律师戴维·博伊斯说他认为我可能不反对为我的作证录相。当我问他们如何使用录相带时，他说：“我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我问这是否包括在商业性的电视网中播出，他说是。我的律师告诉我，如果我记不清十六年前发生的事情的细节，我只需回答：“我记不清了。”可以想象在该公司晚间新闻节目中二三十次重复播放这样的答词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所以我说我不同意录相。博伊斯以威胁的口吻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合法权利要求为我的作证录相。我说我宁肯去做牢。戴维·博伊斯最后决定不录相，但保留以后重提此事的权利。他以后从未再提。后来我得知为这件案子作证的理查德·赫尔姆斯也拒绝录相。该公司将此事诉至法庭，但经过几个月的周折和支出不少费用以后，理查德·赫尔姆斯获得了胜利。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我在法庭作证时说，总统和我知道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间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和中央情报局之间在敌人数量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倾向于范围更广更大一些的估计数字；威廉·威斯特摩兰没有故意欺骗我们；即使他试图这样做（这是不可想象的），他也不可能成功，因为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情报来源。博伊斯声称我一直在虚报越南的军事进展情况，试图以此使我的证词失效。这件案子通过庭外调解于一九八五年二月获得解决，双方都声称赢了官司。但是，该公司的那部专题片和关于诽谤案的大量报道，使美国人民对政府及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的团结问题进一步失去了信心。
尽管我们的判断有分歧，但威廉·威斯特摩兰和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使战场上的美军得到最好的供应和保护。随着战争的加剧和人们情绪的波动，某些批评约翰逊政府的人指责物资短缺使我们军队的安全受到了威胁。这不是事实。正如厄尔·G·“巴斯”·惠勒于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写信告诉我的，“我军在越南未发生供应短缺的情况，短缺会对作战行动和部队的身体健康及福利产生不利影响。没有一架飞机的空袭行动被取消过。事实上，给予我军的空中支援是我们历史上无法相比的。”
美军在越南面临着许多障碍和可怕的条件：难以分辨的死敌，陷阱和伏击圈，火蚁和蚂蟥，厚密的丛林，深深的沼泽和酷热。有大批军队投入的战斗总是美军获胜。他们勇敢作战，响应国家的号召，忍受许多艰难困苦，在“那个国家”和回国以后都是如此。
引起争议的不是在越美军是否勇敢的问题，而是他们应该怎样在战场上作战的问题。在此时期，这个问题是威廉·威斯特摩兰与海军陆战队（及某些陆军部队）之间争论的焦点。海军陆战队认为“寻找和摧毁”战略不能有力打击越共和北越军队，故而提倡一种反暴动战略：保护民众并逐步解放越共控制的村庄。虽然意见分歧很大，但军方从未充分辩论过在战略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也未和我进行过详细讨论。作为国防部长，我本来应该迫使他们加以充分讨论。
威廉·威斯特摩兰的消耗战略主要依赖于火力、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密集地倾泄在越共和北越军在南越的根据地。通常很难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间，美国和南越空军在南越投下了一百多万吨炸弹，是投在北越的炸弹数量的两倍多。
战争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许多悲惨的难民营。给我们正在帮助的国家造成越来越多的破坏和灾难，使我感到十分痛苦和烦恼。这严重妨碍了旨在保护农村地区的安全和赢得南越人民“民心”的安民计划的推行。这也影响让人民支持西贡政府的一切措施的实施，而民众的支持对击败越共是至关重要的。
西贡政权的腐败和南越人与美国人之间（以及美国人之间）缺乏协调合作也困扰着我们。许多计划和项目的专项拨款从未用到正点上，许多地方官员把安民计划视为对他们的权力地位的威胁。饱受战争创伤的村民们对安民计划持漠然或谨慎的态度。我们从未解释清楚这个计划将由什么人或如何进行管理，特别是在缺乏一个高效率和负责任的南越政府的情况下。当我们试图加快安民计划的进程时，我们失败的速度就更快了。
一九六六年秋，我建议总统重新组织实施当时由驻越大使控制的安民计划。我请求把军事行动和安民计划都交给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直接掌握。这个主意在西贡和华盛顿的领导层引起了普遍的反对，所以我改变了想法。我建议集中指挥权并明确责任，由威廉·威斯特摩兰掌管军事行动，由代理大使威廉·波特负责安民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如果这样做不见成效，那么我建议由威廉·威斯特摩兰全权负责两方面的工作。此点终未实行，的确是个严重错误。
在此期间，空袭进一步加强了。飞机向北越的出击架次由一九六五年的两万五千次增加到一九六六年的七万九千次和一九六七年的十万零八千次，投弹量由六万三千吨增加到十三万六千吨和二十二万六千吨。
轰炸给北越造成了巨大损失，牵制了北越可能用于军事行动的部分人力物力，干扰了向南方输送人员和物资的工作。但是，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许多美国飞行员阵亡；被俘的美国空军成了河内的人质；平民的伤亡数字大为增加。而且，一个超级大国持续轰炸一个小国给北越提供了有力的宣传武器。总之，轰炸没有达到其基本目的：随着霹雳计划的加强，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从北方进入南方的人由一九六五年的三万五千人增加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九万人，而河内的作战意志丝毫没有动遥我不相信轰炸策略能够奏效，除非炸毁生产基地，使之生产不出基本的产品，也不能使用替代品和工具。然而北越和越共的生产基地在苏联和中国。除政治手段外，美国没有理由把这些基地作为轰炸目标。同样，我认为阻止人员和物资流入南方的轰炸行动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能奏效。这种行动在北越和老挝不大可能奏效，因为那里的地形复杂，所需要的物资数量较少，有能力选择其它路线和方式输送人力物力，在北越人力资源充足的环境中更是如此。这一切使我认识到，如果不进行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没有人敢作此想），对北越进行任何规模的轰炸都不可能结束战争。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看法不同，他们在一九六六年春要求扩大轰炸规模。他们赞成空袭河内和海防附近的储油站，声称这样做会打击北越的士气。总统和我不愿攻击这些储油设施，原因有几条，其中一条是这样做有偶然击中附近的苏联船只的危险，有可能引发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冲突。
我们最终于一九六六年六月批准了新提出的空袭计划。
预定的储油设施被击中了，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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