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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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议者的某些观点很了不起，我非常同情他们的忧虑心情。《华盛顿明星报》的专栏作家玛丽·麦格罗里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日的一篇文章中准确地描述了我的态度：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对最近的和平示威活动既不惊奇也不灰心。
　　他的看法在五角大楼内无疑只占少数，但他这位军事部门中的文职官员赞成自由发表意见。
　　“这个国家有保护言论自由和提反对意见的权利的传统。”他说，“我们的政策由于辩论而变得更有冲击力。”
　　国防部长很敬佩资深的社会党人诺尔曼·托马斯，他是上周六在此举行的示威游行中最具感召力的演说者。但是，国防部长不同意诺尔曼·托马斯的这样一个观点：他“更希望美国在东南亚拯救自己的灵魂而不是挽回自己的面子”。
　　“你如何拯救你的灵魂？”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问道：“你是通过抽身而退拯救你的灵魂呢？还是通过履行责任拯救你的灵魂呢？”
　　在美国各地普遍出现抗议活动时，北越和越共扩大了军事行动的规模，这使威廉·威斯特摩兰又增加了所需美军的估计数字。同时，我们在华盛顿的几个人也重新开始想办法谋求谈判。在十一月、十二月和一月份，这两件事一直是政府内部争论的问题。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七日，我向总统呈交了一份备忘录（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七日各呈交一份），成为此后几周内讨论问题的基矗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如下：二月份做出的轰炸北越的决定和七月份批准的第一阶段增派军队的计划，只有在对美国长期举行的遏制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构成支持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像一九一七年的德国、三十年代末西方的德国和东方的日本以及一九四七年的苏联一样，中国是威胁到我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一个主要国家，其组织整个亚洲反对我们的可能性虽然较小，但威胁性极大。
　　……长期以来，有三条防线在竭力遏制中国（另外有苏联在北方和西北方“遏制”中国）：一、日本—朝鲜防线；二、印度—巴基斯坦防线；三、东南亚防线。只有在与东南亚其它地区和另外两条主要防线上的遏制努力相关连的情况下，把人力、财力和国家的名誉投入到南越的决定才有意义。亚洲的事态正在向对我们的利益既有利又有弊的两个方向发展。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们有能力在以后十到二十年内……使中国无从实现其目标，直到其热情消逝为止。然而，即使我们能把某些责任转给一些亚洲国家，对遏制中国之事，美国仍需继续给予关注，投入金钱，有时还需牺牲美国人的生命。
　　继续轰炸北越和实施第二阶段增兵计划的任何决定——这会使大批美国人死亡，有进一步使战争升级的危险，会在更大程度上牵涉美国的名誉——必须要以美国在亚洲的长期利益为依据进行考虑。
　　我全文引述这些段落是因为现在回头来看，它们集中体现了当时我们头脑中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想法：“中国威胁”我国的安全。我们也没有考虑到我上文述及的情况：由于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事态发展，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已被削弱。而且，据档案记载和我回忆，该备忘录反映了当时几乎所有美国政策制订者的观点。由于缺乏专门知识和历史知识，给美国的政策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我的备忘录接着对南越的形势作了令人沮丧的评估。备忘录指出，游击战仍很激烈，越共的进攻、破坏和恐怖主义行动没有缓减的迹象；阮文绍和阮高其政府虽然幸存了下来，但无所作为；尤其糟糕的是，西贡对农村地区的政治控制已被削弱，而大部分南越人住在农村。
　　我阐述了我们在南越的政治目标——一个独立的和非共产党的国家。之后，我写道：“我们是否准备‘做出让步达成和解’的问题……也许不久就会凸现出来。”我分析了可供我们选择的几种方案后建议：“一、到一九六六年底把美军兵力增加到三十五万人，威廉·威斯特摩兰七月份的估计数字是二十七万五千人；二、像我在七月和汤普森小组在十月建议的那样，对北越暂停轰炸一个月；三、尽全力谋求谈判。我知道当时谈判不大可能成功，但我认为暂停轰炸”可能会在一九六六年底带来和解“。如果暂停轰炸没有任何效果，我建议加强对北越实施”霹雳计划“，不是为了赢得战争（我认为如不实行种族大屠杀，就赢不了这场战争），而是作为我们双管齐下的策略的一个方面，既对继续支持战争的河内予以惩罚，又使北越和越共相信他们在南越赢不了。
　　我认为形势不容乐观。我告诉总统，“这些行动都不能保证成功。有一种危险性虽然小但很值得注意：我建议的行动方案……可能导致中国人或俄国人扩大战争规模。预计战死的美国军人将增至每月五百到八百人。北越和越共还可能顽固地坚持下去。与我们拚人力……尽管我们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我们将在一九六七年初遇到更加困难的局面。”
　　然而我找不到其它办法。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实现我们的目标和避免国家在政治上遭到惨痛失败的最好办法是本备忘录建议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的综合运用。如果措施得力，就有可能在合理的时间内使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总统起初对我的建议表示严重怀疑。他在回忆录中说：“五月份暂停轰炸未产生任何效果，我认为河内也许会把再一次暂停轰炸视为软弱的象征。”另外一些人也以充分的理由反对我的建议：迪安·腊斯克怀疑河内会做出积极反应；厄尔·G·“巴斯”·惠勒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推测北越会在军事上利用这个机会，搅乱我们的这个软弱的行动计划；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认为此举将使南越陷入混乱，并使西贡和华盛顿之间产生裂痕；克拉克·克利福德是总统在政府外的一个顾问，他担心此举会显出美国缺乏决心，会招来要求进一步打击北越的压力。我知道我面临着艰难的局面。
　　事情搁置了数星期，因为总统做了胆囊手术后到他在得克萨斯的农场疗养，迪安·腊斯克则前往拉丁美洲旅行。在此期间，政府内部反对暂停轰炸的意见有所改变，因为我们收到了来自前线的真实消息，听到了对我们寻求谈判的立场的严厉批评，苏联人则表示，如果我们暂停轰炸，他们将帮助双方展开谈判。
　　美军和北越军队的第一次重大战斗发生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九日，地点在南越中西部靠近柬埔寨边界的德浪河谷。北越军队两个团与第一骑兵师和第七骑兵师一营在齐人高的象草和蚁冢间展开了激烈战争。战斗结束后，北越军留下了一千三百具尸体，美军则死亡三百人。乍看上去，此战似乎是美军大获全胜。和预料的一样，美国士兵作战十分勇敢。但是，北越人选择了作战的时间、地点和期限。在以后的战争过程中，情况常常如此。
　　德浪河战役证实了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的情报：敌人对南越的渗透规模比预料的大。现在看来似有北越军九个团在南越活动，而原来报告说有三个。越共军队也比原来的估计超过两倍多，从五个团增至十二个团。敌人的渗透速度已从一九六四年底的每月三个团增加到每月至少九个团。这一切都是在美军进行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发生的。
　　威廉·威斯特摩兰观察到了这些趋势，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以后敌人的兵力将远远超过他的估计。他因此于十二月二十三日致电华盛顿，要求在一九六六年内增派二十万军队，是他一九六五年七月的估计数字的两倍。这样一来，到一九六六年底在越南的美军总数将达到四十一万人，而他原来的估计是二十七万五千人。
　　这封电报引起了轩然大波。它意味着美军人数将大幅度增加，也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美军伤亡。这项要求及其意义都很重大，所以我决定和厄尔·G·“巴斯”·惠勒一同飞往西贡亲自判断形势。
　　十一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我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威廉·威斯特摩兰、厄尔·G·“巴斯”·惠勒和小格兰特·夏普开了会，完全证实了我的担忧。美国军队的热情和勇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看到和听到了许多问题。美国的力量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政治不稳定日益加剧；安民计划停滞不前；南越军队开小差的人数急剧增加。威廉·威斯特摩兰说到一九六六年底需要四十万美军，一九六七年至少需要再增加二十万，有证据表明，尽管美军在空中轰炸封锁，北越还是能够通过胡志明小道每天运送二百吨供应物资——加上越共在南方取得的物资，已足以维持其军队作战之用。这些情况使我震惊不已。并使我改变了态度。我离开西贡时对新闻界的谈话反映了这种改变：我们已采取措施防止输掉战争……但是，尽管我们取得了那样的成功……（越共和北越）已经弥补了他们遭受的重大损失。他们渗透的规模有所加大，我认为这表明河内已决定……扩大冲突的规模……越共（和北越军队）在认识到我们已增兵对付他们的情况下仍然决定投入战斗（近期的德浪河战役），显示了他们更加强了作战的决心，这只能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这将是一场长期战争。
　　我返回华盛顿，向总统提出仅有的两种选择：做出让步来解决问题（不放弃我们的目标：一个独立的非共产党的南越），或者答应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并加强对北越的轰炸。我谨慎地指出，后一种选择并不能保证会获得成功，而且阵亡美军人数可能增至每月一千人，一九六七年初我们或许会面临更严重的暴力、破坏和死亡。
　　我没有说我更倾向于哪种选择。但我确实指出，如果美军的数量和空袭规模要增加的话，我们也应该暂停轰炸二至四周以做准备。正如我告诉总统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没有通过暂停轰炸以尝试结束战争，或者至少让我们的人民了解我们已为结束战争尽了全力，那么使越南战争大规模升级就令我非常担心了。”
　　我提出的第一种选择方案——在军事上坚持斗争，在政治上予以妥协——没有引起重视。其他人没有注意这个建议，我也没有强迫他们予以讨论。我本来应该努力让大家接受这个建议，即使南越的形势使西贡政府不可能在共产党的阴影下继续存在下去。
　　对第二种选择方案，即暂停轰炸的方案，政府内部起初的反应也较为冷淡，但十一月份的两件事发生以后，这个方案得到了重视。《展望》杂志发表埃里克·塞瓦赖德的文章，介绍了去世不久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艾德莱·史蒂文森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一系列会谈，引起了公众的重视。这意味着华盛顿不愿意谈判。
　　十二月二十四日，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在与麦乔治·邦迪共进午餐时说（无疑是按照指示办事），如果美国停止轰炸二至三周，莫斯科将运用其影响力让河内进行谈判。
　　这引发了此后的一系列争论。
　　争论始于十二月二日下午，我打电话给在农场的林登·B·约翰逊总统。我告诉他，从西贡回来之后，我“越来越相信，我们应该明确考虑采取其它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