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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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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南越政府的最高层人员保持目前纯粹的“恰当”关系。
  ·密切监测形势的变化,以对吴庭艳在减少压制、改进军事能力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做到心中有数。我们应当认识到,在两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决定使用更严厉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我们将不采取主动的做法,去鼓励政府中出现积极的变化。
  我们特别强调,这时组织一场军事政变的时机还不成熟。
  十月二日凌晨,我们抵达了华盛顿,在那天上午,我们前往白宫,向总统就我们的此行做了一个小时的简单汇报。谈话中,一个主要的议题就是关于我们撤离一千名顾问人员的建议。“总统先生,我认为,我们必须有一个从这一地区脱离出来的手段,并且,我有责任将这一手段展现在国家面前。”
  我说。
  那天晚上,总统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讨论了我们的报告。由于上个星期的尖锐分歧仍停留在他的脑海里,总统概括地指出了根据他的理解我们所处的位置。他说,我们需要找到有效的途径,来说服吴庭艳改变西贡的政治气氛,但是,他也强调,越南行政当局的团结统一是起码的条件。他说,现在我们已有了一个大家认可的政策和报告。
  每一个人都同意,这是一场南越人的战争,而我们去那里只是作为顾问,是为了帮助南越人保卫自己,如果他们没有保卫自己的能力,那么,战争将没有取胜的可能。然而,对于我们的建议,即:国防部将宣布一项撤离美国军事人员的计划,本年内将撤出首批的一千名人员,其余人员的撤出将于一九六五年底前完成。大家则众说纷纭,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尽管,全部出访的成员都已对报告中的文字表示了同意,然而,一旦开始讨论,大家则对建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反映,鉴于各人抱有不同的动机和目标,对此问题的认识还缺乏一个完全的一致性。
  一部分人认为,军事方面的进展是可观的,训练也已达到了足以让我们撤离的地步。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战局的进展并不令人乐观,也无证据表明,南越人已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培训。但是,他们赞同我们开始撤离的观点,其理由是,如果南越人是“可以被训练的,”那么,我们在那里呆的时间已足以取得这一成果了。而如果成果并不明显,那则是因为其政局的不稳定而导致其无法取得这种成果。还有一部分人——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南越人还是可以被训练的,只是我们的训练时间还短,不足以取得有效的成果,因此,他们认为,目前水平上的训练还应当继续下去。
  经过大量的辩论之后,总统批准了我们的建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撤离一千名军事人员。按照我的回忆,在没阐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他做出了这一举动。总之,由于内心动机的强烈驱使,以及担心其他人会试图让他撤销这一决定,我敦促他公开宣布了这一决定,这将使它变成了现实。
  这一过程当然引起了争议,这是不出所料的。尽管,总统反对将“到年底前”的词语写在里边,但是,他最终还是同意了。他担心,如果我们宣布了此事,并且,无法在九十天内完成此举,那么,我们就会背上头脑发热的罪名。我说,“公布此举的有利之处在于,我们可以对国会和人民说,在减少美国军事人员在南越游击战中的出现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切实的计划——南越人民也应逐渐培养隐藏自己的能力。并且,我认为,在面对J·威廉·富布赖特和他人的强烈攻击时,此举将是极有价值的。他们认为,我们已陷入了亚洲的沼泽之中,几十年后都不能自拔。”
  总统最终表示了同意,会议之后,新闻部长皮埃尔·塞林杰发布了这一声明。白宫的新闻发布中包括了这一段文字: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部长和马克斯威尔·泰勒上将……报告说,到本年底之前,美国训练越南人的计划将应当进展到这样的地步,即,受命去南越的一千名美军人员能被撤回。南越的政治形势仍然处于严重的状态中……但(镇压的)行动(在那个国家里)还未对战局的进展造成重大的影响,他们在未来是可以完成此事的。
  我们提交给总统的报告,在十月五日早晨,再度引起了人们的辩论。这次争论变得更激烈了,但是,最后总统还是清楚地说道,对于我们报告中有关政变计划的部分,他表示赞成。我们是这样写的:“此时,还不应采取积极的行动,去推动政府的变换。我们的政策应当是:全力以赴地去确定可以取代现任领袖的人选,并在其一旦出现的时候,与其进行接触。”总统发出了指示,命令通过中央情报局的渠道,将这一段话语的大意传递到西贡去。
  几周之内,总统关于即美国“不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去推动政府的变换”的决定开始传开了。十月二十五日,在给麦乔治·邦迪的电报中,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敦促说道,既然南越的将军们已密谋多时,并早已开始行动了,故“我们不应该阻止这次政变了。”他推理的基础是,“即使从赌赌运气的角度来看,下届政府也不会像现政府那样,在工作中错误重重,屡入迷途。”为了替总统辩护,麦乔治·邦迪回答说,阻止一场政变的实质在于,我们应当拥有特权,可以审查将军们的计划,并阻止那些前途渺茫的行动。
  四天以后,在一次总统召集的会议上,我问道,我们在西贡的军官中,是谁在负责政变的计划,并且,我注意到,保罗·D·哈金斯可能并不知道,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正在干什么。博比·肯尼迪在承认自己没有看过全部的电报后说道,他实在搞不清目前的情况。支持一场政变将意味着,将南越的未来——也可说是整个东南亚的未来——放在某人的手里,而我们对此人的身份和意图则一无所知。马克斯威尔·泰勒赞同道,甚至一次成功的政变也会伤害战争中的成果,因为,一个新的政权毫无经验,只能探索自己的道路。约翰·A·麦科恩对此表示了同感,早些时候,他已说道:“总统先生,如果我是一位棒球队的管理者,并拥有一名投手,我可能就只会将他关在盒子里,而不管他是否是一位出色的投手。”迪安·腊斯克则比较长远地考虑到,如果吴庭艳的政权继续存在下去,战争中所取得的成果则可能逐渐失去。会议在没做出决定的情况下结束了,总统要求我们于晚上继续开会。
  在下午六时的会议上,总统感到,有必要让那些南越将军们明白,他们不可能取得迅速的成功。对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所持的肯定或热情,总统从未表示过同感。会议之后,麦乔治·邦迪将这一旨意发电告诉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并指示他发电报给保罗·D·哈金斯,告知其南越将军们的密谋计划,让他和中央情报局工作站对我们将如何行动提出建议。
  读了电报之后,保罗·D·哈金斯向华盛顿的马克斯威尔·泰勒发回了电报,愤怒之情充满在字里行间。他对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封锁消息,不让他得知政变计划的做法,十分恼怒,重申了他对政变所持的反对立场,并指出,在他来看,还无人具有吴庭艳那样的领袖实力——特别是那些将军们,他对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保罗·D·哈金斯的建议是,“我们不应过早地调换其领袖人物,而应继续采用说服的行动,以使现任领袖改弦更张。”
  美国试图阻止政变的想法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震惊,他的回答中带有明显的不满:“不要认为,我们还有力量去推迟或阻止政变。”我严肃地提出问题,如果美国政府反对进行政变的话,南越的将军们是否会仍然不顾一切地进行政变呢?麦乔治·邦迪明显与我持有同感。同一天稍后的时候,他发电给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我们已没力量去推迟或阻止政变的说法……是不能被接受的,它不能成为我们制定美国政策的依据。我们认为……你应当采取行动来说服那些政变的将领们,让他们停止或推迟行动……因为从前景来看,它并不具有完全成功的把握。”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已定好日期,将于十一月一日从西贡返回华盛顿,以提供他的咨询。在即将启程之前,他陪同费尔特海军上将,对吴庭艳进行礼节性拜访。在此之前,吴庭艳已经送来了一张纸条,说他希望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能在费尔特走之后,再停留十五分钟。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依此而行了。后来,他向华盛顿发来了电报:当我起身离开之时,他说道:请转告约翰·F·肯尼迪总统,我是一位诚实而坦率的伙伴,我愿意立即着手解决问题,而不是在失去时机后再放马后炮……请告诉约翰·F·肯尼迪总统,我已认真地考虑了他的全部建议,并着手将其付诸实施,这只是一个时间安排的问题。“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在电报中评论道:”我认为,从星期日(十月二十七日)吴庭艳开始参加我们在大叻举行的会谈之后,这是一个新的姿态。如果美国想要做一笔一揽子的交易,我认为,此时正是时候。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请告诉我们你们的要求,以便我们去完成它。希望华盛顿能商议此点。“
  电报由正常的渠道发回,最终于十一月一日(华盛顿时间)上午九时十八分到达了国务院,九时三十七分,它被送到了白宫,我们与总统一起正在再次讨论西贡的事件。然而,此时已经为时过晚,政变已经发动了。
  十一月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我们又一次与总统一起讨论西贡的局势。在会议开始之时,吴庭艳和吴庭儒的命运还尚不为人所知。会议开到中途之时,迈克尔·福里斯特尔突然闯了进来,宣布了一条从情报室得到的重要消息。中央情报局西贡站报告说,他们已从南越的同行那里得到消息,两兄弟已在“从城里去将军联合指挥部的途中自杀”。
  事实上,在提出投降之后,吴庭艳和吴庭儒就在堤岸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等待,教堂位于西贡闹市区南部的中国人居住区。明(音译)将军,他后来成为了总统,派出了两辆吉普车和一辆装甲运兵车来接他们。他们俩人被推进了装甲车里,双手被捆着。当车辆到达将军联合指挥部时,装甲车的门被打开了,人们发现吴庭艳和吴庭儒俩兄弟已经死去了。俩人都被枪击过,吴庭儒还被捅了几刀。
  “他们怎么会死的?”据说,敦(音译)将军曾这样问明将军。
  “这有什么奇怪的?”明将军回答道。
  几个月后,他对一位美国人谈到了两兄弟的死亡:“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杀了他们。那些愚昧无知、头脑简单的村民们极为崇拜吴庭艳,所以绝不能让他继续留在世上。”陈文香(音译)这位普通的市民曾是吴庭艳的批评者之一,并因反对其统治而受过牢狱之苦,他说:“掌权的将军们之所以决定干掉吴庭艳兄弟两人,完全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将军们的心里十分清楚,他们既非安邦治国之天才,又缺乏道德上的权威和政治上的支持,故只要总统和吴庭儒先生还活着,他们无论如何也难阻止俩兄弟卷土重来。”
  约翰·F·肯尼迪总统闻此消息后,脸色迅速变得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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