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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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军队、政府人员和普通民众对吴庭艳的反对,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这种对抗在继续加深吗?
·谁在政治上控制了农村地区的村庄?我们将对此进行何种方式的判断,并且,我们对我们的判断会有信心吗?
·假如吴庭艳和吴庭儒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发生了变化呢?如何对他们之间目前的关系与他们之间过去的关系进行比较呢?
·吴庭艳仍能有效地保持其政治权力吗?南越权力基础中的关键因素已经离开了他吗?
·如果吴庭艳仍然大权在握,军事上的努力会取得成功,还是会越变越糟?
·如果我们做出结论,吴庭艳将会改弦更张,那么,我们都有什么样的手段——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来促使他这样做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在最为广泛的基础上,详细地分析各种意见和看法,这包括:所有职位上的南越官兵们,所有职位上的美国官兵们,新闻界人士,外国大使,南越,法国和美国的商人和劳工领袖,国际控制委员会的成员,学术界人士,天主教神职人员。我指示,我们将于每天早晨碰头交换意见,并将在对华盛顿的汇报上采用唯一的报告系统,每天统一汇报的电文中,将列举观点中的分歧,如有反对的意见的话,将会在给总统的报告中特别注明的。
在为期十天的逗留期间,我们实际上周游了南越的每一个行动区,举行了几十次会议。我发觉,在我亲自参加的三次访谈中,我受到了特别的启发和震动。
九月二十六日,我会见了P·J·霍尼,一位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讲师,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越南语,并且与南、北越的领导人均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他的评论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特殊的地位,这是因为,他具有很强的文化背景知识,并且他以前曾经是吴庭艳的支持者。
在我们讨论期间,P·J·霍尼说道,几个星期之前当他刚到达西贡时,他相信美国总是可以设法与吴庭艳共同相处的,而试图改变这种现状则是极为危险的。然而,目前他已改变了看法。在过去的三年中,吴庭艳衰老得极快,以致于有些反应迟钝了。吴庭艳公开地指责着一切,既包括军队也涉及市民们。他对佛教人士的袭击已引起了公众的极大震动。
综合这些因素来看,霍尼认识到,要想使这一统治自由化,或改变吴庭艳的想法,已是毫无可能的了。因此他说,美国必须要做出决定了,与这样一个政权在一起,它是否会赢得战争的胜利呢?按照P·J·霍尼的观点,我们是不会取得胜利的,尽管,他指出有迹象表明,战略村计划正在取得效果,而越共利用西贡政治动乱的企图也落空了。
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撤换吴庭艳呢?P·J·霍尼的看法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他说:任何脱离这一政权的运动都具有极大的风险,并且,按照他的判断,无论是发动政变或者是进行暗杀,在对事态向好的方面发展上,都是半斤八两,很难对其作用进行高下之分。
最后,P·J·霍尼预测,如果共产党人控制了南越,那么,在整个亚洲,就不会再有政治领袖对西方世界表示信任了。并且,他声称,这种信任的危机将绝不会仅仅局限在亚洲的。
九月三十日,我与罗马教皇的代表阿斯塔阁下进行了交谈。一开始,他就告诉我。在南越表面的平静之下,“控制正在加强”,统治集团已建立了一个警察的国家,到处存在着暴虐的恶行。知识分子和学生们都将政府视为仇敌,一些人转向了越共,大多数则接受了中立的立常P·J·霍尼曾经证实,河内已通过法国与吴庭儒进行了接触。阿斯塔阁下进一步指出,一旦吴庭儒攫取了政权,他将首先会驱逐美国人,然后,再断绝与共产党人的联系。他最后以不客气的指责结束了谈话,我对他的观点也有完全相同的看法:美国政府从未在对西贡的讲话中,表现出前后一致的声音,这不仅使美国的政策变得模糊不清,也使南越人民搞不清它的真实意图。
第三次访谈是在九月二十七日进行的,约翰·理查森是这次交谈的对象,自从一九六二年以来,他一直就任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首脑。约翰·理查森告诉我,广泛的不满已潜藏了不短的时间,佛教僧侣的动乱正集中地表现了这一情绪。
他对夜间拘捕学生和浓厚的多疑气氛表示了特别的担忧。他将吴庭艳描述成一位爱国者,并对其道德品质极为尊敬,但是,他认为,他的助手们——尤其是吴庭儒——损害了他的声誉,并将他置于了死地。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
约翰·理查森接着汇报说,吴庭艳最亲近的助手们也担心,危机将会导致高层将领们发动政变,尽管,约翰·理查森还未发现任何人具有足够的精神权威能够取代吴庭艳的位置。为了挽救南越,他谈到了自己的结论,美国必须强迫吴庭艳停止镇压行为,并且驱逐吴庭儒。他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并对我说,“部长先生,我要求你对吴庭艳采取极为严厉的态度。”
终于,九月二十九日,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来到了坐落在天里(音译)街的嘉龙(音译)宫。这里距美国大使馆只有几个街区。我们与吴庭艳将在此会见,时间为三到四小时,随后将共进晚餐。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D·哈金斯陪同我们前往,吴庭儒则始终没有露面。
吴庭艳咕咕噜噜地说着法语,语调似乎显示出他的疲倦,并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香烟。在前两个半小时里,吴庭艳一直在夸耀他的英明政策和军事上的进展,并不时地起身在地图上指点着,我们无法插言,只能洗耳恭听。他显得神态自若、颇为自信,这使我感到内心很不是滋味。
这一独角戏式的演说终于有了停顿,这给了我得以说话的机会。我告诉吴庭艳,美国真诚地希望能帮助南越战胜越共。但也强调指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越南人的战争,美国人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提供援助。我同意他对战局的说法,并指出,军事上的确取得了进展,同时,也谨慎而又带有压力地指出,动乱和由此引发的镇压,已危及到战争中的成果和美国的援助。因此,必须停止镇压并尽快解决动乱造成的有关问题。
吴庭艳断然拒绝了我的主张。他说,新闻界对他的政府和家庭进行了恶意的诽谤,这造成了美国人对南越真实情况的错误理解。我承认,某些新闻报道确有失误的可能,但是也指出,无论在南越还是在美国,吴庭艳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正在大大降低,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他再次反驳了我的观点,并指责那些学生的“幼稚、缺乏教养和无责任感,”认为,他们才应对最近的拘捕风潮负完全的责任。他声称,他对佛教人士的动乱给予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耐:过去,他对他们“过于宽容了”。这使人有点不寒而栗。
我将话题硬拉到了吴庭儒夫人身上,向他指出,他的政府在美国公众的眼里,并未树立很好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位夫人那些鲁莽和不合时宜的言论有关。我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块剪下的报纸,上面引证了她的某些评论。她曾对美国的下级军官们评头论足,说他们的“举止就像一个小兵痞”。我告诉吴庭艳,类似的说法不能不深深地引起美国公众的反感。
从他的眼神和姿态来看,这时他开始明白我谈话的要点了,但他还是起身为儒夫人进行了辩护。“这并不能令人满意,”我说道,问题的确是非常严重的存在着,在战争能够获得胜利之前,它们必须得到处理。
马克斯威尔·泰勒概括了我的要点,并强调指出,美国人对南越最近发生的事件给予了广泛的关注,这是合乎情理的,吴庭艳必须就此做出自己的反应。两天之后,马克斯威尔·泰勒在一封给吴庭艳的信中,补充写道:“经过与大量的越南和美国军官交谈之后,我确信,到一九六四年底,越共在北部和中部的暴动行动,将会减少演变为一些零散的活动。
三角洲地区的时间会长一些,但到一九六五年底,这一目标也将会实现的。然而,这些预测的实现将取决于某些条件(即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指明的那些)的满足。“
然而,吴庭艳并未做出答复,对于我们向他提出的要点上,他绝未做出将响应和采取措施的保证。就像美国在我们会面时记录中写到的那样,“至少从外表上看来,他显得镇定自若,并不厌其烦地做了大量的解释,希望以此来纠正某些误会。”
飞回华盛顿之后,在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部长助P·邦迪的帮助下,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起草了给总统的报告。由于本报告的重要性以及一些随后发生的事件,我曾大量摘引过它。下列的摘录较好地概括了我们当时所做的结论和建议,相比于重新的阐述而言,它会取得更好的效果:结论·军事行动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且,继续保持着发展的势头。
·西贡(或许还有南越的其它地方)的政治局势目前非常紧张,吴庭艳一吴庭儒政府正日益失去民众的拥护。
·在日后的压制行动中,吴庭艳和吴庭儒有可能改变当前军事镇压的惯用手法。而一旦重新使用较为温和的统治手段,尽管这似乎并不可能,那将会大大地缓解目前的政治危机。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所施加的压力是否可促使吴庭艳和吴庭儒走向温和。压力诚然有可能会使他们更加一意孤行,但是,如果不施加这些压力,他们则几乎肯定不会放弃过去的行为模式。
·以一个新政权来取代目前的政权,其前景是否会更好,似乎还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开始时,要想凝聚政府的各种势力和维持秩序,只能实行独裁式的强大统治。按照当今军人在越南的突出地位来看,这一角色极有可能由一位军事将领来担任,他或许会通过政变后军政府的选举来获得大权。在吴庭艳和吴庭儒离开后的最初阶段里,这一独裁式的军事统治或许会平安无事,此后,则至少会重新捡起吴庭艳的压制手段,以及继承吴庭艳之前越南传统统治体制中的腐败。他们在憎恨异邦的极端民族主义上,绝不会比其前任逊色,从而将其考虑的重点放在传统的军事上,而非社会、经济和政治上。
我们的建议是:·保罗·D·哈金斯上将与吴庭艳一起重新审查军事方面的必要变化,使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行动将于一九六四年底完成,三角洲地区的行动将于一九六五年底结束。
·建立培训越南人员的计划,这样,到一九六五年底,目前由美方军事人员扮演的基本角色,将能由越南人来充当。到那一时期,大量撤离美方人员将是非常可能的。
·与培训越南人接任军事职能计划的进展相一致,国防部将于近期宣布,立即着手拟定计划,以便到一九六三年底,能撤离一千名美方人员。
·为了给吴庭艳留下我们不赞成他的政治计划的印象,我们的做法是:·断绝其计划发展的重要财政援助。
·与南越政府的最高层人员保持目前纯粹的“恰当”关系。
·密切监测形势的变化,以对吴庭艳在减少压制、改进军事能力方面所采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