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选载)-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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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率部抵达榆林之后，派参谋长蒙浚僧去跟镇守使井岳秀洽谈，经双方协议商定了三条协议，即：（一）杨虎城目标过大，宜暂时离开部队，住在榆林城里；（二）把部队改编为陕北镇守署暂编步兵团，以李子高（德升）为团长，孙蔚如为副团长，下编三个营；（三）部队分别驻在定边、靖边、安边等地，即陕北的三边，传说中的“沙陀国”。 这时，杨虎城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是感到欣慰，看到部队经过长期征战终于找到一个能够栖息休整的地方，有了训练、休养的机会；另一方面，想到原有六部之众的靖国军，现已作鸟兽散。就连自己一手创建，长期生死与共，本欲将靖国军旗帜坚持到底的这部队伍，也不得不易名而寄人篱下，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心里考虑最多的，还是如何跟随孙中山将革命坚持下去。
在部队刚刚到达陕北不久，即于10月派姚丹峰赴上海向孙中山汇报情况，并请示今后的行动方向。姚丹峰后来说：“1922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时候，杨虎城将军派我前去谒见，并随身携带一份用绢写成的报告材料，内容是向孙先生报告杨的部队从关中转至三边的情况，并请孙先生指示今后行动的方向等问题。杨将军当时在榆林，我由榆林出发，经过米脂、碛口、顺德，直达上海。我在顺德住了几天，见了胡笠僧，并将杨赠胡的一匹马交给了胡。到达上海，我先见了于右任先生，由他引我去见孙中山先生。我把随身携带的报告交给孙中山先生后，并当面把杨部的实力和转战情况向他汇报，请示今后如何办？孙先生让我在上海住几天，等他们研究后再作指示。孙中山先生是因陈炯明叛变被迫从广州来上海的，这期间全国的革命形势颇受挫折，全国各地只有杨虎城先生一人派我去见他，因此孙先生很高兴，我也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我按照孙先生的意见先在上海住下，等待着孙先生研究后的具体指示。
我在上海住了10日，曾与胡汉民、汪精卫、谢持等见面，他们均对杨先生革命意志之坚强深表赞许。在我即将离沪回陕时，承蒙孙中山先生召见，孙先生让我告杨先生，无论如何设法使部队存在，保持革命力量。我告诉孙先生，杨先生部转至富县时，即派蒙浚僧前往榆林见井岳秀，研究部队驻地及今后如何发展。蒙浚僧走后部队即向三边转进，杨先生随后到榆林见到井岳秀，并把部队作了安置。孙先生听后很满意，叫我转告杨先生，同意杨先生作如此安置，请杨先生出省到上海来，与各方面的同志见一见面，将来时机成熟时联系起来也方便。孙中山先生让我带给杨先生一个函件，内容与当面指示相同。”②10月27日，于右任从上海致书杨虎城：“虎城老弟：丹峰及克斋来海上，别后一切情形均悉。百战艰难，同人闻之莫不起敬。此后事业，我商之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以为弟劳苦功高（中山想见弟面，倘出来路上容易走，则我亦赞同），如欲出外休养，未始不好，望弟酌夺其间。为幸。右任，九月初八日。”③从姚丹峰的回忆和于右任致书杨虎城中，我们看到孙中山对杨虎城这位西北青年追崇者的关注与神往。杨虎城从中山的指示和勉励中得到了鼓舞，坚定了将部队在陕北坚持下去的决心。
隐匿沙陀 蓄势待发（2）
1922年12月27日，杨虎城接到家信，得知自己的长子出生，非常高兴。立即给母亲去信：“母亲大人膝下万福。今午接奉慈谕，知佩兰已于十月二十七日幸生一男，此皆大人福荫所致，不胜欣喜之至。儿在此与孩子起名‘拯民’，即可不必再起乳名也。佩兰身体素弱，大人可常时叮咛着其饮食起居一切小心。再，孩子乳不知能否够吃？现在雇有奶子没有？如果雇奶子，须要雇到家中，不必将孩子送于人家，即多费些钱亦不要紧。请便示知为盼。谨此奉复。敬祝金安。儿 谨禀，冬月初十日。”同时还给其弟去信，表达了他的初衷：“荣弟鉴：你二嫂生男，合家之喜，令人欣慰。兄已与此子命名‘拯民’，取拯民于水火之中之意。
此种意思，一则可作兄多年作事纪念，二则对于孩子他日立身成名寓有期望之意。我弟可将此层意思向母亲禀明为要。你二嫂久病新产，一切医药总要细心。是所切嘱。此问，近安。兄 手书，十一月初十日。”事过多年后，杨拯民回忆说：“上学后得知班里的同学大多有两个名字，除学名外还有一个所谓的‘字’或乳名。而我咋只有一个名字？不理解。为此我问过父亲：为什么我只有一个名字？人家小孩都有两个名字？父亲抚摸着我的头笑着说，你知道‘拯民’的意思吗？我摇摇头。他说，孙中山先生有两句名言———‘拯斯民于水火之中，切扶大厦于将倾’。这是我最喜欢的名言，也是我的信念，所以当你刚生下时，我就给你起了拯民这个名字。还特意给你祖母写过信，怕她再给你起别的名字。从此，我才知道了我的名字取自中山先生的名言，也寄寓着父亲的愿望。”
1922年年底，杨虎城率部抵达榆林，把部队安置好不久，由于前一时期的紧张、艰苦的作战积劳成疾，患了疾病，高烧不退，以致卧床不起。杨虎城得病后，井岳秀介绍了一位中医大夫诊治，可长时间吃药治疗病情却不见好转，部属们都很着急，可又拿不出主意来。就在这紧急之时，杨虎城的夫人罗佩兰得知丈夫生病，带着刚出生3个月的儿子杨拯民经过长途跋涉，赶到榆林探望丈夫。杨拯民回忆说：“母亲婚后一直伴随父亲左右，父亲为她延师教学，她还学会了骑马打枪。她认为：给军人做妻，就得学会骑射。她为人活泼善于团结联络父亲的部属和朋友，他们有什么事也愿意和她交谈。靖国军后期，部队转战武功一带时，沿途战斗激烈，损失很大。为安定军心，她不顾身怀有孕，仍骑马随夫奔走前线，慰问伤员，鼓舞士气。
1922年靖国军败北，父亲拟率部撤退到陕北榆林。当这一决定公布后，一时人心惶惶，是她遇有机会就向大家解释，去榆林是为了保存实力，不是投降，更不是逃跑，早晚还是要打回来的道理。做了出色的团结将士、鼓舞军心的工作。在关键时刻，她总能给父亲以支持和帮助，为父亲排忧解难。为此，父亲对她既钟爱又敬重。在当时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下，她在父亲的部属和朋友中却享有声望，受到大家的尊重，口碑甚好。“武功距陕北榆林约一千余里，又时值隆冬，地冻天寒。陕北在陕西属高寒地区，部队行军艰苦不说，最让母亲担心的是井岳秀的态度。当时母亲怀孕（怀有我）且即将临产，将被留下而不能随父亲同行了。这是他们夫妻婚后第一次分离，她的心绪很乱，很忧愁。“母亲和其他部属的家眷被安置在高陵县通染坊镇。通染坊镇有一座天主教堂，有洋神父。附近老百姓中信仰天主教的也不少，是洋人的势力范围。北洋军阀不敢轻易去骚扰。
“我是1922年12月5日在通染坊这个小镇上出生的。生下我不久，当我母亲知道父亲在榆林患病的消息后，坐卧不宁，焦虑万分，很是放心不下。做事一向果断的她，遂决定带着出生才3个月的我奔赴榆林，去探视照顾父亲。“那时候，关中至陕北的交通很是不便，如走肤施（后改称延安）、绥德、米脂……一线，路难走不说，沿途还不时有土匪、北洋军出没。母亲经打探、问询考虑再三后，决定取道山西省赴榆林。于是我们便从陕西的韩城县禹门口东渡黄河到了晋南，沿着汾河北上，经过太原等地，又由山西省的离石西渡黄河转到陕西吴堡县，再经米脂县到榆林县。就这样经过20多天迂回曲折艰难跋涉，终于抵达榆林县见到了父亲。那时，父亲还病卧在床，据说夫妻二人相见，涕泪交流，激动不已。“父亲的病原来由井岳秀介绍的一位中医大夫诊治，可长时间病情不见好转。
隐匿沙陀 蓄势待发（3）
观此情形，母亲决定另行延医治疗。要另换一位大夫，可她又有顾虑，为了不要由此而引起井岳秀的多心和不悦，母亲便采用了扶梁换柱的办法：不辞退原来的大夫，白天仍由其照常医治，所开药方亦照抓、照煎，只是不再服用，暗中偷偷倒掉。另外由父亲的好友觅得一位山西籍的大夫，请其晚上来家诊治。山西大夫经号脉，了解询问了病情，又查阅了前任大夫所开的药方，经过中医的‘望、问、切、闻’，认为父亲患的是伤寒症。服了七副药后，通了大便，热度才渐渐减退。症状诊断对了，对症下药，父亲的病终于一天天好了起来。由于母亲的机智果断，父亲的病总算没有被庸医所误。我懂事后，父亲提起此事，深情地说，你母亲那时只有22岁，竟有如此魄力和心计，真是难得！”
学习知识 思索未来
杨虎城大病初愈，身体十分虚弱。在休养期间，他有时间认真思考了自己自“中秋”聚会，参加辛亥革命，打死李桢，组织农民军，到参加靖国军所走过的重大历程。认为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符合自己和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可革命为什么总是失败？如何能重振革命的旗鼓？等等一些问题总是环绕在他的脑海里。
为了解开这些问题，他努力学习（杨虎城因为文化基础少，阅读能力差。他学习的办法就是请有文化的人给他讲解各种知识，凭借他超常的记忆和理解力迅速地掌握这些知识），与知识分子交往向他们讨教。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两位对他后来发展影响很大的人物——杜斌丞和魏野畴。杜斌丞当时在榆林中学担任校长已多年，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追求进步。他延聘进步教师，传播革命思想。当时，榆林是陕北的文化中心，榆林中学则集结了一批追求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陕西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魏野畴、李子洲都曾在该校任过教。学生中共产党员也不少，较为知名的有刘子丹、谢子长、阎揆要、郭洪涛、张德生……
由于有共同的革命理想，杨、杜两人一见如故，并通过杜斌丞校长介绍，杨虎城结识了当时在榆林中学任教的魏野畴。他们从此结下了长期的革命友谊。杨虎城后来的秘书米暂沉对他们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描述：“杜斌丞十分钦佩杨虎城拥护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的彻底精神；杨虎城则十分敬重杜斌丞的才学人品，特别对杜斌丞的进步思想，更有耳目一新之感。
因而，两人常在一起谈论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