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灭(中)〔法〕巴尔扎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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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　　灭（中）１８１

　　　　是有一部诗稿，一部精美的小说，《查理九世的弓箭手》吗？

　　　　前途大有希望。　斯托勃答应第二天送外套和别的衣衫来。第二天，做靴子的、做内衣的、做礼服的，一起带着发票来了。　吕西安既不知道怎样打发他们，又没有忘掉外省的习惯，统统付了现款。　付清了账，带来的两千法郎只剩三百六了，而他只不过来了一星期！可是他照样穿起衣衫，到斐场平台去走了一圈。　他出了一口气。　他穿得那么体面，那么漂亮，那么倜傥，好些妇女望着他，有两三个受他美丽的相貌吸引，还回过头来瞧他。吕西安揣摩青年们走路的姿势，动作，一边想着他的三百六十法郎，一边学那些高雅的姿态。晚上他独自待在房内，想把住在快活林旅店的生活问题弄清楚。　平日他自以为省钱，在旅馆里吃最简单的早饭。　他仿佛要搬走的样子，叫旅馆开账，发现他欠了上百法郎。　第二天，他想起大卫说过拉丁区物价便宜，就往那儿赶去，找了半天，终于在克吕尼街，靠近索邦，找到一家破烂的旅馆，租下一个房间，租金正合乎他预定的数目。　他马上付清快活林旅店的账，当天搬往克吕尼街。　除了雇一辆街车，没有花别的搬家费。吕西安在他寒伧的房间里安顿停当，把德。　巴日东太太的信集中一处，包起来置于桌上；没有动笔之前，先对这一个倒霉的星期思索了一番。　他不承认，在没有想到路易丝在巴黎会发生变化的时候，自己先糊里糊涂地变了心；他看不见自己的过失，只归咎于眼前的处境；责备德。　巴日东太太非但不指引他，反而断送他。　他愤恨交加，傲气十足，逞着一腔怒火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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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有这么一个女人，不知你对她有什么看法：她看中一个可怜的胆怯的孩子，这孩子怀着许多高尚的，后来被人叫做幻想的信念；那女人卖弄风情，拿她的聪明机智和假装的母爱，引诱孩子走上歧路。　甜言蜜语的许愿，叫孩子听得出神的空中楼阁，在她嘴里都不算一回事。她抓住孩子，带在身边，一会儿埋怨他信心不足，一会儿对他馅媚夸奖。　等到孩子抛弃了家庭，闭着眼睛跟那女人走了，那女人却带他到汪洋大海边上，笑盈盈地叫他登上一条单薄的小艇，逼他孤苦伶仃，孤零零地在暴风雨中漂出去；她站在岩石上笑着，祝他一路顺风。那女人就是你，那孩子就是我。孩子手中有一样纪念品，可能暴露你施舍的罪过和遗弃的恩典。　一旦你碰见孩子在波涛中苦苦挣扎，而如果你想到你曾经把他抱在怀中的话，恐怕你也免不了脸红。可是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那纪念品已经在你手中了。　你尽可忘掉一切。　当初你指着天上，叫我看着美丽的希望，如今我在巴黎的泥淖中只看见悲惨的现实。　将来你在显赫的社会里光彩夺人，受人敬爱；而我，被你带到了那个社会的门口，又被你丢在破烂的阁楼上直打哆嗦。　你在欢乐场中说不定会受到良心的责备，想到被你投入深渊的孩子。可是，太太，你不必内疚。　那孩子尽管穷愁潦倒，还乐意把他仅有的一样东西奉送，就是在最后瞧你一眼的时候宽恕你。是的，太太，为着你，我弄得一无所有了。　可是世界不就是无中生有造出来的吗？天才应当师法上帝，我学了他的宽容，不知是否能具备他的力量。　只要我不走上邪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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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　　灭（中）３８１

　　　　毋须担心；万一我堕落，你可逃不了责任。　我要用工作去截取荣名，可惜那荣名绝对没有你的份了。

　　　　这封浮夸的信充满着沉痛的傲气，那是二十一岁的艺术家往往表现得过分的。吕西安写完了信，一颗心飞回老家，看到大卫牺牲了一部分积蓄为他装修的美丽的房间；他曾经体味过的安静、朴素、小康的乐趣，历历在目；周围全是母亲、妹子、大卫的形象；他们临别的哭声又听见了，他自己也不由得哭了，因为他一个人在巴黎，没有朋友，没有依靠。过了几天，吕西安写信给妹妹。

　　　　亲爱的夏娃，做姊妹的特别不幸，只要听到献身于艺术的兄弟报告生活，心里总是愁多乐少，现在我就怕加重你的心事。　你们不是都为我作了牺牲了吗？我不是把你们每个人都拖累了吗？我想着过去的日子，家中的快乐，才能忍受眼前的孤独。　在巴黎品尝到了初步的苦难和初步的幻灭以后，我怎么能不超越我们之间的距离，像老鹰一般快快地飞回老巢，到真正爱我的环境中去呢？

　　　　你们的灯光有没有闪动？

　　　　灶肚里的木柴有没有落下来？

　　　　耳朵里有没有嗡嗡的响声？母亲可曾问：——吕西安可想念我们？大卫可曾回答：——他在人海中挣扎？亲爱的夏娃，这封信我只是写给你一个人。　将来我遇到的善恶祸福也只敢告诉你一个人。　说到善恶也真令人可叹：世界上应当善多恶少，而这里偏偏相反。　你只要听我几句话就能知道许多事情：德。　巴日东太太认为我丢了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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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１幻　　灭（中）

　　　　脸，到这儿的第九天就翻脸不认人，把我打发走了。　她见了我就掉过头去；而我因为她要捧我出台，因为要跟着她踏进上流社会，在昂古莱姆好不容易张罗的两千法郎已经花去了一千七百六。你不是要问怎么花的吗？

　　　　唉！

　　　　可怜的妹妹，巴黎真是一个怪地方：十八个铜子可以吃顿饭，上等酒家最普通的一餐要五十法郎；有四法郎的背心，有两法郎的裤子，时髦裁缝少了一百法郎不给你做。　一旦雨天街上积水，过街要付一个铜子。　不管路程多近，雇一辆车至少要一法郎六十生丁。　我住过了繁华地段，如今搬到克吕尼街，巴黎最破落、最黑的一条小街，挤在三座教堂和索邦的古老建筑之间。　我在克吕尼旅馆住在五层楼上的一个房间，一无所有，脏得厉害，房租还得十五法郎一月。中午吃一块两个铜子的小面包，一个铜子的牛奶；晚饭在弗利谷多饭铺吃，二十二个铜子一顿，吃得挺好，铺子就在索邦广场。　到冬天为止，每月开销控制不至于超过六十法郎之内。　至少我是这么希望。　开头四个月，我的二百四十法郎可以对付了。　四个月内，《查理九世的弓箭手》和《长生菊》大概能卖出去。因此你绝对不用为我担忧。　目前固然是冷冰冰的，又清苦又寒酸，前途却是美妙的、富裕的、灿烂的。　最近的变故使我受了伤害，但是没有把我压倒。　多数大人物全受过这一类的挫折。　伟大的喜剧诗人普劳图斯做过磨坊伙计。　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是夜间写的，白天还不是和工人们在一起？了不起的塞万提斯在勒班陀战役中出过力，丢了一条胳膊，被当时一般不入流的文人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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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贱的独臂老头；不朽的《堂吉诃德》写了第一部，隔了十年才完成第二部，因为没有人愿意印刷。　现在的局面不至于到这一步。　只有怀才不遇的人才苦闷潦倒；作家出了名就会有钱，将来我一定有钱。　我此时完全靠思想过日子，大半天的时间在圣热内维埃弗图书馆补足我缺少的学识，不下这番苦功没有大发展。　所以我差不多快乐了。　仅仅几天功夫，我已经能高高兴兴地适应我的处境。天一亮我就做我喜欢做的工作，不用担心生活；我想得很多，我研究学问。　退出了上流社会，虚荣心不再时时刻刻受委屈以后，还有什么能伤害我呢？一个时代的伟人应当离群独居。　他们不是森林中的鸟儿吗？只管歌唱，让自然界听着出神，不让一个人看见。　我打算这样做，只要能实现我宏伟的计划。　我失去德。　巴日东太太毫不惋惜。　这种作风的女人根本不值得挂念。　我也不懊悔离开昂古莱姆。那女人的把我扔在巴黎独自打天下，倒是对的。　巴黎是作家、思想家、诗人的乡土。　惟有这儿能培养一个人的声名；而声名所结出的美丽的果实，我已经看到了。惟有这儿，在博物馆中和私人的收藏中，作家才能看到以往的天才的不朽作品，使我们的想象受到鼓舞和激励。　惟有这儿，在规模宏大、终年开放的图书馆中，才能找到知识和精神食粮。　总之，巴黎的空气和一切极细微的事情都有一种精神，文艺作品受到感染而反映出来的也就是这种精神。　在咖啡馆或者戏院里谈半小时的话，比在外省住上十年学到的东西更多。确实，这儿样样值得你观看、比较，样样能提供你知识。　物价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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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极点，也便宜极了，这就是巴黎。　每只蜜蜂都能在这里找到它的蜂房，每颗心灵都有适合它的养料可以吸收。即使眼前苦一些，我并不后悔。美丽的远景就在面前，我的心虽然痛苦了一些时候，但看到前途也快慰了。　再见了，亲爱的妹妹，别希望我经常写信。　巴黎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人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的。　生活的速度快得惊人。　我热烈拥抱母亲、大卫和你。

　　　　二　弗利谷多

　　　　许多人都记得弗利谷多的名字，他的铺子可以说是解决饥饿，救济贫穷的庙堂。　王政复辟最初十二年间住过拉丁区的大学生，很少不是弗利谷多的老主顾。晚饭一共三道菜，加上一壶葡萄酒或者一瓶啤酒，定价十八个铜子，多付四个铜子就能得到整瓶的酒。　同行的招贴上印着“面包尽量”几个大字，就是说不怕客人“过量”

　　　　；这种营业方针使那位照顾青年的老板不曾发大财。　好些显赫的要人都经过费利谷多的哺育。　在索邦广场和黎塞留新街的拐角儿上，不少富贵名流一看见装着小格子的玻璃门面，心中便浮起许多无法形容的回忆，觉得意味深长。　七月革命以前，弗利谷多的儿子孙子从来没改动过门面，玻璃老是那暗黄的色调，一派古老稳重的气息显示他们不喜欢招揽顾客的外表。　现在的饭店老板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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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拿中看不中吃的玩意儿做广告，橱窗里陈列的有扎成标本一般，压根儿不预备烧烤的野味；有稀奇古怪的鱼，正如唱滑稽戏的说的“我瞧见一条出色的鲤鱼，要买不妨等上十天八天”

　　　　；还有名为时鲜而早已落市的蔬果，摆得五花八门，给士兵和他们的乡亲看着取乐。　老实的弗利谷多从来不来这一套，只用一再修补的生菜盆装满煮熟的李子，让顾客看了眼睛舒服，知道别家饭店在招贴上大吹特吹的“饭后点心”

　　　　，在这儿不是一句空话。　六斤重的面包切成四段，保证“面包尽量”的诺言。　这就算是铺子的排场了。　主人的姓大有文章可做，如果早生两百年，莫里哀准会替他扬名。　弗利谷多饭店至今存在，只要大学生想活下去，那铺子一定能开下去。　大家在那儿照常吃饭，东西不多不少；吃的时候也像工作的时候一样，心情或者阴沉，或者开朗，看各人的性格和情形而定。那间有名的铺子当时有两间又长、又窄、又矮的餐厅，凑成一个直角，一间面对索邦广场，一间面对黎塞留新街。　桌子特别长，很有修道院风味，不知从哪个修道院饭厅搬来的，刀叉旁边的饭巾套着澄亮的白铁箍，刻着号码。　在老弗利谷多手里，桌布每逢星期日更换一次，据说后来弗利谷多的儿子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