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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4732-正说明朝十六臣-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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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君恩自是优功狗,世事浑如看纸鸢”一句,自况“功狗”,很难说他没有“狡兔死,走狗烹”的牢骚。万历十三年(1585)冬天,戚继光告老,得到神宗的批准,回到了山东老家。在老家,戚继光所能做的,也就像所有的致仕官僚一样,修家庙,整理文集,再做点慈善事业,以此来排遣晚年的寂寞。    
    万历十五年十二月,戚继光在家乡病逝,年六十。死前,他在奉于家庙的一篇祝文中写道:“游子三十年行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遭一劫。”三十年的军事生涯,在戚继光的笔下,如此的轻松,但又似乎格外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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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范中义:《戚继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范中义、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中华书局,2004年    
    (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三部分袁崇焕

    袁崇焕为官的十余年,就像一幕大剧,混合着各种各样的元素:监军、红夷大炮、孤城抗敌、尚方宝剑、擅杀、勤王、反间、见驾被擒、下狱、磔死(磔,zhé,指古代一种分裂肢体的酷刑)、奇冤。一个人完不成一幕大剧,在主角袁崇焕身边,崇祯皇帝、努尔哈赤、皇太极、毛文龙、满桂、祖大寿、钱龙锡等人纷纷配合出场,而演出的背景则是后金与明廷之间的交战以及明末党争。    
    无疑,这是一幕大悲剧,以袁崇焕被磔死结尾,伴随着明廷东北防务的一蹶不振。然而,悲剧的主角在明朝末年一直没有得到过同情。据说,崇祯十四年(1641)时有一个叫梁非馨的人,上疏白袁崇焕之冤,朝廷有赐葬之举。但是,此事很少为人所知。据清代学者全祖望的考证,南明弘光帝、永历帝都曾有昭雪袁崇焕之意。永历帝还追谥袁崇焕为“襄愍”。不过,南明小朝廷僻居一地,影响不大。直到清朝编修《明史》,编修者检阅《清太宗实录》,才发现袁崇焕被冤杀的背后,竟有着清太宗皇太极的反间计。    
    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皇帝给军机大臣下谕旨说:“我昨天批阅《明史》,发现明朝袁崇焕督师蓟、辽,虽然是与我朝为敌,但却能忠于所事。那时明朝主暗政昏,不能让他尽其忠诚,以致身遭重刑,深可悯恻。”随后,乾隆皇帝命广东巡抚查寻袁崇焕后裔,加以抚恤。至此,袁崇焕的冤屈才渐渐为人所知。民国初年,北京建袁督师庙,庙内正中塑袁崇焕石刻像,石刻像上悬袁崇焕手迹“听雨”一额。梁启超先生首开袁崇焕研究之学,称袁崇焕为“明季第一重要人物”、“千古军人模范”。此后,袁崇焕的形象渐趋伟大。今天,对袁崇焕的研究已经涉及其各个方面,包括袁崇焕的籍贯、后裔、军事业绩、议和、杀毛文龙、诗文、文物故迹等。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我们对袁崇焕的认识。    
    历史总是有它的两面性。袁崇焕的丰功伟绩及旷世奇冤背后,也有其性格的因素。从一介书生,迅速崛起为边疆重臣,说明袁崇焕有着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敢做敢为的性格。在一个自命不凡而多疑的崇祯皇帝看来,袁崇焕的才能是值得重用的,也同样是需要防范的。所以,当明末政治盛行虚矫爱国之气,而又不敢相信袁崇焕不会通敌时,袁崇焕就必死无疑。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三部分书生做监军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东莞人。据一些学者的考证,袁崇焕大约在三岁左右便离开东莞来到广西藤县的莲塘村生活。二十年后,袁崇焕回过东莞一次,写下《登贤书后回东莞谒墓》。所谓“登贤书”,即中了举人。大概中举之后,袁崇焕例当衣锦还乡,回东莞谒祖墓。诗中说:“少小辞乡国,飘零二十年。”不过,袁崇焕中进士的年龄似乎不小。他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中进士,随后被授予福建邵武县知县一职。这一年,袁崇焕已经三十六岁了。知县的职位虽小,但却很有可能被选为位卑权重的御史或给事中,可以干一番事业。看来,袁崇焕的前途一片光明。    
    袁崇焕虽是一介书生,却不愿做一个腐儒。他对于军事的兴趣,似乎远远超过了按部就班地升官的愿望。在明末社会中,谈论兵事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据说,天启年间浙江乡试中策论的题目就是关于“辽东兵事”的。像陈子龙、徐孚远等松江名士,都是喜欢谈论兵法的。    
    袁崇焕做官的那一年,明朝军队与后金军队在萨尔浒发生了一场重大战役。明朝调集全国的精锐部队共约十万人,而后金亦集八旗精锐共六万人。决战的结果是:明朝将领阵亡三百一十多人,兵士阵亡四万五千八百余人,损失战马二万八千匹;后金伤亡仅数百人。一贯自大的明王朝,终于感受到来自东北的巨大压力。内阁首辅方从哲请求皇帝召开九卿科道会议,共图良策,以图保卫辽东。远在前线的经略杨镐,也作为战败的主要责任者被逮进了诏狱。袁崇焕这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自然受到这种情势的感染。他中进士后虽然远赴东南的福建邵武县任职,但依旧关心军事问题。据说,袁崇焕“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每次遇到退伍的将校或者老兵,都要向他们请教边塞的形势。所以,袁崇焕也始终“以边才自许”。    
    天启元年(1621),东北的战事更趋恶化: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辽东尽失。天启二年(1622),身为地方官的袁崇焕按惯例朝觐,即向朝廷述职。御史侯恂知晓袁崇焕的军事才能,便请求朝廷对袁崇焕破格录用,于是袁崇焕被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兵部职方司“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之事”,主事是正六品的官员。从七品的地方官,升为六品的京官,而且是在负责军事的兵部任职,袁崇焕自然欣喜。不久,广宁卫(今辽宁北宁)失陷。群臣讨论是否要退守山海关(今河北秦皇岛东北)。袁崇焕便单枪匹马跑到山海关,勘探了几天形势。在京群臣还都说袁主事不知去了哪里的时候,袁崇焕却已从山海关回来。这次远行,使袁崇焕对于山海关的形势有了深刻的理解。他说:“只要给我军马钱粮,我一人就足够担当守关之任。”相较袖手空谈的一帮文臣,袁崇焕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气魄和胆量,也赢得了大家的赞许。他的军事才能逐渐为廷臣们所接受,再一次得到提升,升为佥事,监关外军。不久,经略王在晋派袁崇焕出关,充当驻守在广宁中前所(山海关东北面三十五里处)的参将周守廉的监军。    
    充当关外明军的监军,袁崇焕的军事生涯正式开始了。在这一段时间,他有几件事情是应当值得人们注意的:一是他不畏艰险的胆量;二是他主守宁远(今辽宁兴城)的战略眼光;三是他果于用法的性格。当时,经略王在晋派袁崇焕去广宁前屯卫负责安置流离失所的辽人。广宁前屯卫在广宁中前所东北面,距山海关约二十五公里左右,其间荆棘丛生,虎豹出没。袁崇焕在接到命令之后,立即乘夜出发,凌晨入城,驻防将士们“莫不壮其胆”,深为佩服。王在晋对袁崇焕也是更为倚重,将他提升为宁前兵备佥事。    
    但是,袁崇焕却认为王在晋“无远略”,在一些战略性的问题上与王在晋有分歧,对王的命令也不尽遵行。当时,负责东北防务的军事领导是经略王在晋、蓟督王象乾。王象乾的想法是,安抚蒙古,以捍东陲。王在晋的想法则是,专守山海关,而守山海关的措施,是在山海关东北面不远的八里铺再修一座城池,派四万人防守,作为山海关的屏障。面对王在晋这种一味收缩防守的策略,力图在辽东战事中有所作为的袁崇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写报告给首辅叶向高说,王在晋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弃十三山(今辽宁锦县东北)的十几万难民于不顾。他要求朝廷在宁远设防,进可以据锦州,作为十三山难民之声援,退可以据守宁远城。朝廷对此犹豫不决,遂派大学士孙承宗巡视边关,解决此事。孙承宗到达山海关,即命王象乾派兵援助十三山难民,而王象乾认为山海关守军新败之后,无力再战,只派了三千人前往援助。王在晋也坐视不救,遂使十三山的十余万难民仅有六千人脱逃归来。    
    经过此事之后,孙承宗逐渐倚重袁崇焕,而驳回了王在晋在八里铺修建城池的建议。后来,清史专家萧一山先生就说:“在晋之谋,原未可厚非。惟弃地设守,终非善策,宜不为新进有为者所喜。”王在晋的建议,老成持重,考虑到国家的财力、兵力,认为如果在关外设守,万一有变,山海关将不得不开关接纳逃兵,这样的形势就很危险。但是,袁崇焕无疑更具一腔血气之勇。袁崇焕常常说:“我不惜身命。”王在晋就会反驳道:“个人身家性命与国家的封疆,孰轻孰重?”看来,袁崇焕与王世晋的分歧,根本是在于两人的价值观不同。不过,从当时明廷与后金的军事力量对比来说,明方弃辽河以西大片土地不守而专守山海关,无疑是示弱于人,并且放弃了在辽西角逐的机会,只会越走越被动。袁崇焕所主张的守宁远之策,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他本人付诸实施,确是收有七八年间京师不受威胁之效。这也证明了袁崇焕的建议有切实可行的地方。    
    当然,袁崇焕的个人性格对他和旁人之间的分歧来说,是有弊无利。作为监军的袁崇焕,在执法上非常严厉。有一次,袁崇焕核实军队人数,发现有虚报的情况,立即处死了一个校官。这事引起孙承宗大怒,孙承宗说:“监军难道有权力擅杀吗?”袁崇焕向孙承宗顿首谢罪,才算了结此事。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袁崇焕的性格中自负的一面。随着袁崇焕所承担的责任和权力越来越大,这种自负的性格会可能膨胀成为自大和专擅。后来,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似乎也是某种必然。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三部分孤城抗强敌(1)

    袁崇焕的关外军事生涯如此顺利,与孙承宗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今河北高阳)人。他年轻时,与袁崇焕一样喜欢与老兵老将探讨边关形势,也熟知边事。他是明代后期最有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的大臣之一,曾在天启年间和崇祯年间两次以大学士身份督师关外,都取得了一些成果。萧一山先生说他才略不亚于熊廷弼,但器量却超过了后者。天启二年到五年(1622—1625),孙承宗第一次以大学士身份督师,使关外防务得到大规模的拓展。在他的布置下,明朝修复城堡数十座,练兵十一万,裁汰冗军一万七千人,造甲胄,修器械,开屯田,使明廷的统治在辽东地区得到部分恢复。同一时段里,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一意建都沈阳,面对由孙承宗组织起来的无懈可击的防务,不敢轻举妄动。因此,近四年间双方没有发生战事。然而,天启五年孙承宗被高第取代,引发了尽撤关外诸城之举,这使得袁崇焕不得不孤城抗敌,而退敌之功也成就了袁崇焕在天启末年节制关内、关外军事的威权。    
    一、宁远布防。这一阶段的袁崇焕,专注于宁远城的防守部署。天启三年(1623)九月,孙承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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