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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4732-正说明朝十六臣-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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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戚继光,命其总理练兵事务兼任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总兵官,专门负责蓟州一带的防务。当初的三千浙兵此时也停调了。戚继光在蓟州任上,主要干了两件实事:一是修边墙;二是练兵。    
    蓟州位于北京城的东北面,与昌平构成北京的北部门户。但是,这一带的边墙虽然在嘉靖年间曾经有过一番整修,但是却没有筑台,所谓“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由于边墙修得很薄,又没有用以观测和防御敌人的墩台,因此这一设施如同虚设,根本就无法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武装袭击。因此,戚继光一方面请求朝廷允许对边墙进行加厚加高,另一方面建议在边墙上设置敌台。所谓敌台,又叫空心台,一般高三四丈,周围十七八丈,以巨石垒成与边墙一样高的台基,但台基向外、向内都有突出。台基之上为一虚空的中间,但四面却有箭窗。最上一层为垛口。每个台里,通常可以驻兵三十至五十人,设百总一人,同时可以贮备必要的粮食与军器、辎重,由台头、台副负责管理。敌台的作用,就是在敌军来临的时候,可以举烽火报警,并可登台迎战。每个台后,都会有一部分驻军,负责守卫边墙。总体看来,敌台比原先修建的砖石小台更为雄伟,所以更容易发挥防守的作用。而且,依托敌台,士兵们还可以就近屯田,解决军粮问题。这样一来,每一个敌台就像一个小型的城池。明廷同意了戚继光的建议,但是却将应修敌台的数量由三千余座减到一千余座。到隆庆五年(1571)秋天,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今北京市昌平区西部),一千余座敌台随其地势高下,突兀参差,各自矗立,蔚为壮观。戚继光为每座敌台配备了固定的台军,著《哨守条约》,让士兵们学习。敌台不仅充当防御工事,也充当烽火台。在敌台之间,再利用原有的砖石小台作为烽火台,设守军五人。一旦有敌情,距离仅相隔一里的烽火台就可以纷纷举火传烽为号,而敌台的守军则准备迎战。通过戚继光的整顿,北京东北部的防御工事终于得到改善,故《明史》称:“(蓟镇)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    
    戚继光在蓟州,也注意练兵事宜。由于北方兵卒未经训练,如果在修建边墙中以军法处置,怕他们一时受不了,戚继光重提调浙兵之议,请示朝廷从浙江调三千浙兵。据说,浙兵来到蓟州的时候,正好下着倾盆大雨。雨下了大半天,浙兵站立于郊外,虽然浑身湿透,但军容十分齐整。这使得北方兵卒大惊,自此知道了戚继光军令的严肃。    
    在蓟镇的几年里,戚继光完成了一部军事著作——《练兵实纪》。在书中,戚继光系统地提出了他的练兵理论。他认为,关于练兵,一要重视对士兵的平日训练,二是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他认为,士兵们应当重视平日里的教场操练,把训练当作真正临阵抵敌一般来体验,甚至平时不训练的时候也要“一心想着杀贼,蓄养锐气,军容整齐”。练习之法,先练“伍法”,即队伍之间的整合,其次练胆气,再次练耳目,再次练手足,最后练营阵。首练伍法,看得出戚继光对于军纪的强调,而对于士兵的个人能力,却是首重“胆气”。这种理论说明戚继光是一个非常重视精神训练的将领。他练兵,不是练单纯的武艺,而是要练就一种军魂,一种气魄。    
    蓟州练兵收到的效果非常明显。当隆庆六年(1572)汪道昆代表朝廷巡视蓟镇时,戚继光在汤泉(今河北遵化县北)组织了一次有十万士兵参与的演习。演习规模之大,气势之伟,令亲自观看演习的戚继光本人都深受感染,有“中心实属恍惚”之叹,相信“边事真有可为”。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三部分镇北:朔风边酒不成醉 落叶归鸦无数来(2)

    十六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蒙古俺答汗与明廷讲和,被封为顺义王,宣府、大同以西边疆相对来说比较平定。骚扰边疆的只是东部一些小部落。经常侵犯蓟镇一带的是朵颜部的酋长董狐狸。然而,面对军容齐整的戚继光部队,董狐狸只是一次一次地失败,最后不得不在万历三年(1575)与明廷讲和,双方通贡互市。此后虽然偶尔会有一些战事,但是,戚继光与李成梁分别镇守的蓟州、辽东,始终固若金汤,保障了明廷东北边境的安全,而蓟州军容之盛,也为诸边之冠。据《明史》记载,蓟州防备极其完善,敌人根本找不到漏洞,只得转而骚扰辽东。这样,镇守辽东的李成梁就经常打战,似乎显得“战功卓著”。但比起戚继光镇守蓟州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名来,那就实在算不得什么了。    
    这样的防御一直持续到万历十一年(1583)戚继光调离蓟镇。他调离蓟镇,是与张居正之死有关。张居正在万历十年(1582)死去,随即便遭到神宗的清算,而凡与张居正往来密切的大臣,多半受到牵连。戚继光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遗憾地离开了北部边疆。清人编四库全书,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戚继光的诗文有这样的评价:“诗亦伉健,近燕赵之音。”看来,蓟镇的近二十年岁月,毕竟给戚继光留下了抹不去的烙印。


《正说明朝十六臣》 第三部分兵法:迹至粗而用至神

    戚继光在某些方面更类似文人。例如,他在另一部军事著作《纪效新书》的序言里,大谈“仁义”、“心”一类的儒学内容。他甚至认为兵法的根本也在于“人心”:“黄帝之法,根于几微;汤武之兵,本诸仁义。几微之所由起,仁义之所从出,在于吾心。是故迹至粗也,而用至神也。”像黄帝、成汤、周武王等人的用兵之法,都是本于人心。从这种理论来看戚继光的实践,他在剿倭时对胁从者的宽容,以及练兵时强调精神的力量,就很容易理解了。通过这样的表述,戚继光将被当时文人们形容为“粗迹”的军事行动,升华成一种蕴含精微道理的行为。然而,戚继光并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军事理论家。他曾在《练兵实纪》一书中说过:“教兵之法,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实用,是戚继光军事理论的根本原则。他在练兵时,特别反对花法,要士兵一定要摒弃一切花架子,要学会实战的真本领,这样才不会在战场上吃亏。    
    晚明有一个戚继光兵法的崇拜者,写了一部《武备新书》,提出要制造“火龙卷地飞炮”,大概就是雕木为虎豹之形,以轮驾之,使口中出火,藏炮于腹,点火于马尾,使其冲敌。这一“创意”被清代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大大嘲弄了一番,说“殆于儿戏”,跟小孩子玩儿似的。然而,这部书也题名为“戚继光撰”,显然是托名,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戚继光在军事理论上的声名。戚继光的军事理论著作,迄今所见主要是《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在这些书里,富含着这位爱国将领关于治军、实战等方面的理论。    
    一、治军。戚继光治军,首先提出一个军队职能的问题。针对明朝军队战斗力不强而搜括民脂民膏却不遗余力的怪现象,戚继光提出士兵的首要职能是“保国安民”。他说:“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士兵如果不愿杀贼,反而祸害百姓,便也变成了贼。他经常用宋代岳飞的岳家军来作榜样,认为岳家军的“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精神,就是保国安民的典范。    
    其次,戚继光指出,处理好官兵关系是治军的关键。他对将领们说,官与兵要同甘共苦,要身先士卒。所谓的身先士卒,“非独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也就是要求将领们能时时“吃苦在前”。戚继光本人,也坚守与士兵同甘苦的原则。在浙江平倭时,有一次戚继光行军到乐清,恰逢大雨。当地的士绅请戚继光入室避雨,戚继光说:“上千士兵都露天站着,我怎么可以独自进屋避雨呢?”他虽然治军严明,但是对士兵们却非常爱护。他曾说过,自己的军队“暑行千里,我不曾打一个兵五棍”。这种恩威并行的治军方法,使得戚家军能够有良好的军纪,也因此受到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在戚继光的治军理论中,“练将”是极重要的一个环节。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将领,必须是德、才、识、艺兼备,而以德为先。没有德的将领,就是没有“将心”的将领,最后可能会堕落成“骄将”。将领必须具有知识,文武兼备。因此,他提出要加强对各地武学的儒学教育,让学生们在娴习武艺的同时,能有更好的识见。    
    二、关于战争。戚继光非常重视战争中的给养问题。他认为,保证足够的军用物资的供应,是保持军队在战争中主动性的首要条件。为此,他在平时的行军中,要求每队都必须有常备的伙头军、行军用的锅。每个士兵在行军中都必须带上干粮和行装。一旦作战,要做到件件齐备,“一器不乏”。其次,戚继光重视“行军快速”。在对敌作战中,军队必须灵活应变,攻敌之无备,出敌之不意。戚继光要求军队要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接受调动,集结最优势的兵力,迅速歼灭敌人。《明史》称戚继光作战“飙(biāo)发电举,屡摧大寇”,就说明了戚家军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再次,戚继光非常重视战争中的武器。例如,在浙江沿海平倭的那一阶段,戚继光特别重视火器的运用;在镇守蓟州的时候,由于蒙古骑兵移动迅速以及北风的原因,戚继光明白火器的使用相对受到限制,就特别强调要发展车兵。他说,与蒙古军队作战,当以车兵为正兵,依托战车,结成车营,以抵挡蒙古骑兵的冲击,而步兵则以战车为掩护,同时可以保护战车,骑兵作为奇兵可以抄袭敌人的后路。这样,面对敌人骑兵的冲击,车兵们可以结车为险,俨若一座移动的小城,各兵种协同作战。此外,戚继光特别重视兵器之间的搭配使用。例如,要对付倭寇的锋利倭刀,要多使用狼筅(xiǎn)、大棒、长枪等长兵器;对于火器,他改变以前火器笨重的毛病,在规格、口径、铅弹大小、弹药分量上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使火器成为戚家军用以克敌致胜的重要武器。    
    戚继光的军事思想,在后来的军事实践中曾起过巨大的作用。据说,在戚继光离开蓟镇后的数十年中,“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他所训练出来的南兵,在万历年间的援朝战争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的总兵李如松就说,平壤大捷所用的战法,“乃戚将军《纪效新书》,本是御倭之法,所以全胜”。清代曾国藩的湘军,就是“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按戚继光的募兵制度、训练思想、军队纪律、作战战术而组建的。据说,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后期军事领袖李秀成也非常推崇戚继光,案头常存一部《纪效新书》。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军事家,晚年却被朝廷弃用。在万历十一年从蓟州调往广东之后,戚继光数度萌发归隐的念头。没有首辅张居正的照顾,戚继光或许自感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前途,倒有了“鸟尽弓藏”的想法了。这时期,他的诗文中有“君恩自是优功狗,世事浑如看纸鸢”一句,自况“功狗”,很难说他没有“狡兔死,走狗烹”的牢骚。万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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