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探讨-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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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一实际国情中，导致教育不公平的制度性原因。政府公共政策的不同取向或偏差，往往会加剧现实中的教育不公；同时，相对于缩小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而言，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来增进社会公平，是更为容易实现的。因而，认识和调整这一制度性因素，应当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这种制度性的不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教育资源配置不公、教育政策和规则不公。
1、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
对于历史形成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教育资源配置的应当体现：一是规则的公平，以不再继续扩大差距；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向落后地区倾斜，以主动缩小差距。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运作中，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状况虽有所改变，但改革开放之后，各地的发展差距又拉大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
造成这种不平衡的传统原因之一，是强调教育的直接功利价值，希望迅速改变工业、科技落后局面，因而，教育的实际重心在高等教育。而计划体制下的教育资源配置，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并不是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因而，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也有平衡布局的政策，但地区差距还是没有有效地缩小。例如，中西部许多省区长期以来没有一所重点大学。
重高等教育，体现的是国家对“效率”的直接追求。由于国家垄断了教育资源，又财力不足，致使基础教育长期薄弱。轻基础教育的现实，不仅严重损害了教育公平，而且由于国民素质、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制约，总体而言对经济发展并不是高效的。
2、重点学校制度加剧了教育不公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逐渐普及，尤其是基础教育管理权的下放，大大加快了教育**化的进程。这一过程同样受到“公平…效率”矛盾的制约，基础教育面临这一选择：是优先满足大多数儿童的教育需求，使所有儿童地受到必要的教育；还是通过强烈的竞争和筛选，使一小部分人受到较好的教育？我们事实上选择了走培养“尖子”的精英教育路线。层层设置的重点学校制度，加剧了基础教育领域内部资源配置的失衡，导致在地区内、区域内学校之间差距的拉大，甚至是人为地制造差距，造成了一大批基础薄弱的“差校”、“垃圾学校”。重点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城市、城镇，从而有利于城镇学生的升学。这种把学校、学生分为不同等级，为了选拔少数“尖子”，而使多数儿童的利益受损、强烈竞争性的教育，是违背义务教育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应试教育”的制度基础，目前正在纠正、改变之中。但公立学校之间业已形成的重大差距，已经成为目前市民关注的新的教育不公的动因。
3、教育政策中的“城市取向”
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反映和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例如过去的粮油供应政策、就业、医疗、住房、劳保等各项社会福利等等。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这一思路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作为一种和思维定势它仍有较大的惯性，依然潜存于社会决策之中。对此应当有相应的认识并予以矫正。
例如，无视城市和农村儿童、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儿童在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区别，主要以城市学生的学力为依据制定的全国统一大纲、统一教材和统一标准，对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学生无疑是很不公正的。多项调查表明，导致农村学生流失辍学居第二位的重要原因（仅次于经济负担），是由于教学难度过高，致使许多学生难以胜任，成为学业的失败者。 ＇xv＇这一“规则的不公”导致了在受教育机会上“起点的不公”。其背后，正是“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作祟。
4、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
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具备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但由于实际录取学生采取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各省市区的录取定额并不是按照考生数量平均分布的，而是按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优先照顾城市考生的准则，因此出现同一份考卷，各地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异，从而加剧了原本已经存在的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
1998年，太原市中专录取分数线，非农村学生为376分，农户生按不同区划分别为532分、529分，最大差距达156分，引起强烈不满。 ＇xvi＇近年来各省市高校录取线的极大差距，也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中国最穷的贵州省，1998年人均gdp为2323元（北京为1。8万元，为贵州的7。75倍），理工科本科重点线480分，文史类（含外语）知道线为514分，也高于北京市。
此外，一些政策、制度安排不当，也是造成地区之内、阶层之间教育不公的原因。例如，由于农村基础教育管理权限下放到县以下，致使乡际之间的教育差距拉大，部分贫困地区的乡级财政则无力支撑基础教育。又如教育收费问题。教育费用过高成为制约农村教育发展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严重问题。
基本结论：
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中比较突出的不公平，主要体现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上，地区差异和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均等，是中国最重要的教育国情之一。女童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的问题集中在西部边远地区，可主要归因于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和农村教育的不足。
与教育过程、学业成就方面的不公平相比，现阶段最重要、最突出的基本问题仍然是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在农村，仍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初中教育；在城市，集中在普通高中和大学阶段。
形成教育不公的原因，除历史形成的发展差距之外，传统的以中央为主、忽视地方的资源配置模式，以及无视地区、城乡差距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成为导致教育不公的制度性原因。一些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的不公规则加剧了业已存在的教育不公。农村教育中，影响教育普及、导致流失辍学的主要原因是教育费用过高、教学难度过大。后者主要是无视发展差距的“城市中心”导向造成的。
由于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阶层之间的教育差别开始显现，这突出地表现为对教育收费不同的支付能力和贫困学生的问题。由于家庭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不同，城市社会中不同阶层接受教育的权利受到影响，人们开始重视和追求教育过程、教育质量的平等。
三、解决教育公平问题的思路与对策方案
经持续二十年的发展，我国教育正在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由于社会财富的普遍增长、贫富差距拉大，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高涨，公众对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度、敏感度显著提高，此前在低水平下的均衡已被打破。我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关注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的发展阶段。积前二十年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实力，当前我们不但应该，而且也有可能更多地关注、更好地解决教育公平问题。
1、将教育公平问题作为与效率同样重要的价值目标
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和社会背景下，有必要深化对社会发展中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和教育公平问题的认识。
在我国多数农村和广大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优先普及和发展教育，不仅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具有最高的投资效益，而且最符合公平原则。在这一阶段，公平与效率的目标是高度重合的。在经济和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则有可能更多地“兼顾公平”，重视和发挥教育所具有的减少贫富差距、增进社会公平的功能。应当建立新的指导思想：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更加重视教育公平的价值，视为与效率同样重要的目标。
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教育公平的内容和重心是不同的：
——在义务教育尚未普及的地区以继续普及教育为主，通过普及教育、扩大教育机会，使人人都能享受相同的受教育机会，实现教育机会均等。
——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以“改善教育品质、提高教育质量”为主，通过推进素质教育，建立以人为本的、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使人人平等地享受高质量的义务教育，追求教育质量公平。同时，通过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解决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机会平等。
——高等教育在迎接大众化阶段到来的大发展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公平问题，争取在大发展之初建立起兼顾公平的价值观，以及相应的机制和制度架构。
2、增进教育公平的主要途径
各国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实现教育公平的途径是大致相同的：通过发展教育，促进教育机会均等；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奠定游戏规则的公平；通过政府行为和转移支付制度扶持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
（1）通过发展教育扩大教育机会，缩小教育质量的差距，是实现教育公平最基本的途径。要实现农村初中、城市高中和整个高等教育较大的发展，一是各级政府必须按照《教育法》和有关规定保证教育经费持续增长。此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通过制度创新、政策调整开放教育，吸引和促进社会资源向教育的流动，满足教育快速增长对教育经费的强劲需求。要采取切实政策，放开、扶植和鼓励发展民办教育，鼓励私立、民办中小学发展，满足一部分人享受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使政府能集中力量推进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
（2）促进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均衡化。应当确立新的资源配置的理念：在发展中缩小差距，增加公平。在照顾各地历史形成的实际差距时，应当将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作为重要原则之一。各地在本地区内，同样应遵循这一原则，至少不能人为地拉大这种差距。教育新的发展布局、教育的增量部分应向薄弱地区倾斜，增加其教育机会。例如，原则上在沿海发达地区不再新设的公立高等学校；高等学校扩招的增量部分，主要向人口大省和贫困地区倾斜，以利于不同群体获得大致相同的教育机会和进行公平竞争。
（3）建立转移支付制度、优惠政策和相应机制，加大对西部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教育支持。支持重点应是首先在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缩小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在初中教育普及上的差距，提高少数民族自治县的初中教育普及率。高等学校可扩大国家所需要的、免收学费学科的范围，制定鼓励高校招收贫困生的社会政策。同时，应当重视和切实解决流动人口、贫困阶层子女的教育机会和教育公平问题。
3、促进教育发展的“地方化”
对于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地区差距极大的发展中大国，应当将因地制宜地发展教育，作为今后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原则。建立教育发展“地方化”的思路和管理模式，改变无视地区、城乡间巨大差别的大一统模式，从而矫正全国一刀切、整齐划一的弊端，矫正高度国家化、城市化的取向，是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重要选择。
通过宏观管理体制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