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灾难？-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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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学科的研究人员都应该关心这件事，让大众了解他们所碰到的概念难题；这样，他们会提供所有必需的武器来反对科学争论所滥用的不妥当的解释。我们将在下面的几个章节中举例研究三方面的问题，虽然在三个方面中生物学所带来的问题多于答案，但是生物学也使我们能够用比以前更清楚的含义来阐述这些问题，这三个方面就是：教育、社会组织与生命的演变。
第五章 生物学与教育，智力及其媒介和发展个体发育与后天生成
教育：将一个“小孩子”培养为一个“人”；把从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的偶然相遇开始的许多生物过程所造就的一个个体，变成一个在人类命运的洪流中占有一个绝无仅有的席位的生命体。教育就是“做”，但是使用何种材料，要达到什么目的，又有什么限制呢？这个讨论十分重要，重要到很难逃脱种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对它的污染。问题仅仅是关于我们的自由。
荷兰主教让塞尼乌斯（Jansénius）在重复加尔文加尔文（Calvin，1509～1564），瑞士宗教改革家，法国新教创始人。——译注的论点的同时，又主张一个似乎无可辩驳的推论，这个推论动摇了17世纪的教会。他认为：上帝知道一切，所以他知道我的灵魂是否会被救赎；我的永福已经确定，它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确定了。按照让塞尼乌斯的观点，我是被上帝预定灵魂得救的人。
一个世纪之后的1773年，拉普拉斯向法兰西科学院递交了一篇论文。在这篇我们曾在前文提到过的著名学术论文中，他指出物理世界的法则十分严密精确，“自然界这个系统的当前状态是它前一刻的状态的结果”，因此对现在的完全认知将会帮助我们百分之百地确定这个系统在“任何一个过去或未来的时刻”的状态。根据拉普拉斯的观点，宇宙是被预先确定好的。
20世纪初开始的某种对遗传学成就的介绍，尤其是美国动物学家威尔逊（Wilson）所做的统称为“社会生物学”的最新研究，力图说服我们，认为我们的举止行为，包括其中最微妙的部分——我们的智力行为——受到一些记录在我们的基因型中的精确机制的支配。按照威尔逊的观点，我们是受程序控制的。
诚然，不再事关我们的灵魂得救或宇宙的未来，而是关于我们在社会上的“成功”；问题不再涉及上帝，而是关于我们的基因。然而，争论仍然大体相同：我们所走的人生历程、我们的存在是一个预定程序的结果，还是由我们部分承受又部分主导的个人经历的结果？我们的命运是固定不变的，或者我们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方向？教育仅仅揭示了我们的先天能力，还是在左右我们而根本改变了我们的智力未来？
针对这些疑问，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给出了一些基本的答案，然而我们还得留心剔除某些学说的伪科学论断，这些学说用一种深奥模糊的数学语言来美化它们的论断。
个体发育与后天生成
我们的整个有机体都参与我们的智力活动，然而一个特别复杂的集合体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中枢神经系统。它的活性元素主要是一些专门细胞，即神经元。胚胎生命的第三周伊始，“神经板”出现了，它逐渐伸长，边缘连接在一起形成神经管；细胞的层覆盖在这个神经管内，逐渐分化、增多，渐渐地，复杂的神经系统完整地形成了。自胎儿生命的第二个月开始，我们就能观察到他的神经系统活动。
个体一诞生，他一生中共有的约500亿到1 000亿个神经细胞就已经各就各位，但是尚未达到它们的最终大小，尤其是令它们具有功能的隔离细胞膜尚未形成；此时大脑的重量大约只有350克。接着，大脑因神经纤维中的“髓磷脂形成”即脂肪膜隔离，其重量迅速增加。之后，增长速度减慢。青春期时为最大重量，1 300 至1 400克，此后便开始缓慢地减少，在75岁时，重量比最大值小10％。因为每天都有大约5万神经元被废弃不用（即在大约60年时间里消耗掉10亿个神经元，而说实话，这只占总体的很小一部分）。
单个神经元的功能是接收和传递一些电冲编码信息，为了实现这样的传递，通过被称为神经轴突神经轴突，又称神经元接点或突触，是两个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结构，使神经冲动从一个细胞传到另一个细胞。——译注的接合组织，这个神经元与其他神经元连接在一起。神经轴突的数量随神经元的功能而变，可以超过2万。
让我们尽力对这个系统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我们的所有神经元的个数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总数的10到20倍（我们想一想那些亚洲或美洲大城市的数不胜数的人群吧）；每个神经元始终都和好几千个神经元建立经常性的联系；我们就是依靠这个难以想像的丰富的神经网来感知我们的环境，思考和行动（对，这真是难以想像的丰富：如果我们改变浮士德浮士德（Faust）是16世纪初德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他与魔鬼订下契约，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译注，这个神话的主题，假设一个法国人不向魔鬼出卖灵魂，而是以极低的价格出售他的全部神经轴突 ——1法郎一个，他会得到无比巨大的财富，他一人就足以支付所有法国人200年间的全部直接税和间接税）。
这个超级复杂的网络显然受到我们的基因型的支配，一些基因提供了制造蛋白质的方法，蛋白质参与该系统各元素的构成或者调节它们的功能。然而能够设想这个神经网自身的结构是被遗传程序确定的吗？基因的数量之多高达几十万个；神经轴突则多达几百万亿个。前者无法精确详细地说明后者，除非这些神经轴突是一个极为简单的结构的元素，情况显然并非如此。
当谈起完成这个建立在原始受精卵上的系统时，设想通过遗传信息来确定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似乎显得更加困难。我们注意到，早在出生前，个体的神经元装备就已经结束；然而子宫内的9个月的生命就等于40万分钟：这一时期的胎儿平均每分钟制造25万个神经元，在他发育的某几个阶段，这种节奏可能达到了50万甚至更多。我们不清楚有些复杂结构怎样在基因型的严密控制下以如此疯狂的节奏运作。
法国生物学家尚热和当尚以及数学家库雷热（P。 Courrège）见尚热（J。…P。Changeux）与当尚（A。Danchin）合写的《在发育过程中通过神经轴突的稳定选择进行学习》，摘自莫兰（E。 Morin ）与皮阿泰利…帕尔玛利尼（M。 Piattelli…Palmarini）合著的《人的单元》第2卷《人的大脑》，瑟耶出版社，“人类科学热点”系列，巴黎，1974年，58～84页。提出了解决这个自相矛盾的办法，即借用后天生成的概念。遗传程序不再与不变序列的精确定义相一致，而是与一些可变的创造相符，其中唯有平均形态和围绕这个平均值所产生的离散差被程序确定下来。换言之，程序的发展基本上让位给了巧合。
神经轴突的结构情况正是如此。它们只是相应的基因以模糊、不稳定的方式所确定的，随后依据外界的刺激在稳定的状态中固定下来：“神经网的后天生成符合于几何结构环境的巧合所带来的时间因素的演变。环境在遗传的外壳上留下了痕迹。”（当尚当尚，《生命的顺序和原动力》，瑟耶出版社，巴黎，1978年。）
日本生物学家关于某些神经反射定位的最新发现对这一过程作出了解释说明。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就知道大脑的两个半球的功能各自不同：左半球负责语言和逻辑思维过程，而右半球掌管非语言功能。无论文化背景如何，这种分工似乎都具有普遍性。
这位日本教授试图确切说明与耳朵接收的不同强度声音有关的反射神经的定位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通过对他的日本同胞的多次观察，他发现日本人的右耳朵对某些声音起“主要”作用，这与大脑的左半球的某个定位相符。
在研究非日本人的神经反射时，他发现观察结果与前面的结论相反：在同样的条件下，欧洲人、非洲人或中国人的右耳朵起着主要的支配作用；只有讲一种波利尼西亚语言的人与日本人的反应一致。
但是最令人吃惊的结论是生活在美国的母语为英语的日本人与西方人的反应位置相同，而少数移居到日本的讲日语的西方人，他们的反应位置与日本人一样。这位研究人员从中得出结论，这种神经反射的定位不受遗传因子的制约，而是受语言环境特性的支配（在他看来，日语中数量众多的元音是一个特殊之处，足以解释其同胞的特有举止）。他认为“母语与大脑的情感机制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例子，大脑构造不是取决于遗传信息，而是取决于个体的生活经历。
第五章 生物学与教育，智力及其媒介和发展巧合的作用
长久以来，我们注意到胚胎的持续发展使人或明确或含糊地联想到原始人逐渐演变发展成为真正的人这个相当近似的事实，经典论断是这样总结的：“个体发育概括了系统发育。”通过两个截然不同的途径而同时承认了巧合在个体发育及系统发育的作用，这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7章所作的确切说明，在新达尔文主义提出了演变模式后的70多年时间里，对多态性的蛋白质结构的观察结果使我们重新置疑这些模式。为解决这个难题，有些研究人员强调巧合在一代一代的遗传结构演变过程中的作用。物种的变化不仅仅是自然选择机制结果，它也样是纯偶然性的机制下的产物（况且我们能观察到有性繁殖就是一种让巧合参与其中的最有效的手段）。
同理，借助必然的遗传程序发展来解释胚胎和胎儿发育的理论，也因产品比制造方法所包含的信息更可观这个事实而重新被质疑。通过使偶然变化起关键作用的方法，我们找到了一个解决这一自相矛盾的办法。
在这两种情况中，事实被视为巧合在所有可能中进行选择的结果：机制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这些机制限定了各种可能的范围，但是获胜的是巧合。
这种观点可能与某些生物学家和信息论专家关于“信息的诞生以噪音为基础”的思考贴近，我们可以通过“感知元
![[易丹] 我在美国信息高速公路上(四、科学研究)封面](http://www.beike3.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