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96-中国大审判-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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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告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江青被押到被告席中间的位置上，她的右侧是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陈伯达。当江青看到陈伯达时，脸上的横肉不觉一阵颤动，心里一定很不舒服，真有点怒火中烧了，竟连嘴唇都颤抖了。此时，江青会想到什么呢？江青不止一次咒骂陈伯达“窝囊废”、“无耻”，是个“老反革命”。“老娘对你不薄”，“文革小组组长”顶天了，我才是个“副组长”，你个“小小老百姓”不是跟着我江青扶摇直上的吗！曾几何时，望见林彪集团枝高权势大，就改换了门庭，卖身投靠，叶群曾高兴地说他们“文有文臣，武有武将”了。江青对陈伯达的“叛变”痛恨得咬牙切齿，致使江青在预审中一再声明：“林彪是一个集团，包括陈伯达。”她江青是“另一个集团，包括康生”。 江青不齿与陈伯达为伍，可是天不从人愿，在审判庭上命运又把他们二人连在了一起。因为他们共同犯下了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大罪。 十名被告被押到法庭，庭长江华下令他们坐下候审。在每个被告席前都安放着话筒和耳机，供他们使用。 十名罪犯看到在他们的前方、审判台的右侧有块白色屏幕，那是供播放证据用的。 下午３时１８分，江华庭长宣布宣读起诉书。 法庭上下一片肃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史进前交替宣读了长达两万多字的起诉书。 十名被告戴着耳机，尽管神态各异，但能看出他们都在仔细地倾听，唯恐漏掉一个字。江青有时还摇头摆脑，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可是她却不时摘下眼镜擦汗，怎么也掩饰不住她内心的惶恐、极度不安的情绪。张春桥还是那种不死不活的样子，一脸的冰霜，但是只要你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他听得最为仔细。由此可以想见，在开庭前张春桥两次拒绝接受交给他的起诉书副本，是硬装出来的假相。 在宣读起诉书的过程中，李作鹏、陈伯达二人身体一度不支，法庭医生立即前来给打针、输氧，及时治疗。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他们残害革命干部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人们看在眼里，更加痛恨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法西斯罪行。 起诉书宣读完毕，庭长江华宣布：对本案的十名被告人，将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进行审理。由第一审判庭审理的被告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由第二审判庭审理的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庭长江华在法庭上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规则》，告知他们：被告在庭审过程中，必须听取法庭指挥，不得违反法庭规则。被告人有辩护权和最后陈述权。
第一篇 超级审判正义面对邪恶（3）（图）
特别法庭上江华下令：“传被告人王洪文到庭受审。”
庭长江华传令：把被告人带下法庭。 下午５时２０分，庭长江华宣布休庭。 参加这次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报道工作的中央和北京各有关新闻单位记者有３００多人。人数之多、规模之大、纪律之严都是空前的。我是这声势浩大记者队伍中的普通一员，受中国新闻社的重托，是记录第一法庭审判江青等人的摄影记者，担负向国内外进行宣传报道任务。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篡党篡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罪行，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历史大事件。十名主犯中，有原中共中央委员九人，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人、原政治局常委三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人、原国务院副总理一人，还有“中国第一夫人”，级别之高，权力之重，也都是前所未有的。可谓铁证如山的惊天大案，是空前的，而且也很可能是绝后的超级大审判，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不仅全国各族人民关心，世界各国人民也都在翘首关注。怎样用摄影镜头形象真实地记录这一历史瞬间，这是我考虑的首要课题。好在我于５０年代担任《人民日报》摄影记者时，就担负着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国事活动摄影报道的重任。历史的机遇，使我有条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并受到过江青的刁难，深知江青其人。 记得１９６６年８月，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群众时，有一次在游行队伍中出现“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标语牌，这本是江青一伙的刻意安排，可是江青看到时，却故作谦虚状，告诉周总理，不让带有这两条标语的照片见报。因为没有通知到《人民日报》，第二天见报了。江青看到后大为恼火，竟下令调查，并让人民日报社取消摄影记者，一时闹得人心惊慌，草木皆兵。后来由于周总理的干预，我们才幸免于难。联想到这件往事，使我不免想到审判刁顽江青之艰巨。然而，天意不可违，人心不可欺。这场在正义路一号进行的历史性审判，正义面对邪恶，正义审判邪恶，是九亿人民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最后一战，不管他们有多么狡猾，这场战斗有多么艰巨，对他们的罪行一定要彻底清算，他们绝对逃脱不掉法律的制裁！
第一篇 超级审判正义面对邪恶（4）（图）
江青、林彪勾结，祸国殃民。
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恶滔天，铁证如山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特检字第一号）。 起诉书全文有两万多字，为使读者了解罪犯们的主要罪行，这里详细摘要如下： 起诉书开篇指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侦查终结，移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审查确认，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失败，林彪等叛国外逃，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被揭露和粉碎。以江青为首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直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被揭露和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是难以估量的。 起诉书控告他们四大罪状，４８条罪行。 第一大罪状为：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在这项大罪状中，列举了２３条罪行。首先揭露，“文化大革命”伊始，林彪、张春桥就阴谋策划夺权，到处煽动夺权，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我们对所有权都要夺”。诬蔑老干部“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一个也不留”。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诬陷、迫害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人、各中央局被诬陷的有２０人；中共中央总书记、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１３人；国务院副总理１２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５人；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４人。 江青与康生密谋，列出名单，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１９３人中的８８人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康生伙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将中共八届中央监察委员６０人中的３７人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第三届人大常委１１５人中被诬陷的有６０人；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１５９人中，被诬陷的有７４人。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骨干，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中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８４人；诬陷１９３７年以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等五人；诬陷、迫害各级公安保卫部门、检察机关、法院的领导干部，篡夺、控制专政工具，在全国煽动“砸乱公检法”。 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阴谋搞乱军队；林彪为了控制军队，在总参谋部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大批干部，提出“彻底砸乱总政阎王殿”，四名正副主任、２０名正副部长被诬陷，１７人被迫害致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通过陈伯达、姚文元，控制宣传舆论工具，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陈伯达组织编写和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社论，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北京的“梁效”、上海的“罗思鼎”、《红旗》杂志的“池恒”和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唐晓文”等写作班子，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姚文元亲自修改审定《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等文章，把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老干部诬陷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走资派”、“老走资派”，煽动加以迫害。
第一篇 超级审判正义面对邪恶（5）（图）
江青和林家来往频繁关系密切。
第二大罪状为：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 在第二项大罪状中，列举了１５条罪行： 起诉书指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实行反革命统治，煽动打砸抢，挑动武斗，制造冤案，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林彪、江青、康生和谢富治的指使、策动下，将北京市委书记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等七人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乐松生等六人分别诬陷成“特务”、“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刘仁、邓拓、吴晗、乐松生被迫害致死。 张春桥、姚文元诬陷上海市委是“资产阶级顽固堡垒”、“黑班子”，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和市委常委１７人被分别诬陷为“叛、特、反”、“走资派”，市长曹荻秋和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陈伯达在唐山说：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制造了冀东冤案，使冀东地区党员干部、群众８．４万人遭受诬陷、迫害，２９５５人致死。 康生制造“赵健民特务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１．４万人被迫害致死；康生制造“内人党”冤案，有３４．６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