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弯处-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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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是一种让人意志消沉、身心俱败的罪恶消费品。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国内鸦片消费市场已是初具规模，各地烟馆林立，烟民遍地。据当时人说，京官中吸食鸦片的达百分之一二十，而地方衙门里，据林则徐说，“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就连一贯勤俭的道光帝也曾一度吸食鸦片，后来的慈禧太后也是个鸦片吸食者。
偷运鸦片的走私船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无论是荷兰人、葡萄牙人，还是后来向中国输送鸦片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绝无例外。鉴于鸦片的危害，雍正皇帝在1729年曾下令禁止鸦片在国内种植、生产和买卖，但他留了一个漏洞，那就是没有限制鸦片的进口，当时甚至还对鸦片进口征税（一直到1796年）。
18世纪末，鸦片的危害开始显露。1799年，嘉庆皇帝再次颁布鸦片禁令，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这个禁令虽然损害到了那些国内外的毒品种植者和出口商人的利益，但却给那些徇私舞弊的官员提供了发财的机会。从毒品贸易的规律来看，如果政府清廉有效，禁令也许能起到作用，但要是政府腐败无能，只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继续秘密种植罂粟和加工鸦片，或者干脆走私——走私连税都不用交。
地方官僚、买办和外国鸦片商紧密地勾结在一起，才是鸦片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所在。
18世纪末，英国的对华贸易已经超越荷兰、葡萄牙等国而跃居首位。英国人选择鸦片作为贸易的主要商品，除了资本逐利的残酷性之外，另外还有几个现实因素也促成了鸦片贸易的兴起。
从贸易环境上来看，虽然当时清政府允许外国来中国进行贸易，但只能在广州一地交易，而且，只能和指定的贸易商人进行交易，这就是通常说的“十三行”。“十三行”事实上大都是红顶商人（官办企业），所进口的商品必须要经过他们认定，这必然导致中国市场狭窄，外国无法通过扩大贸易数量的方式来平衡贸易逆差。
从双方进出口的货物来看，中国主要输出茶叶、瓷器、丝制品、漆器等，这些都是在欧洲大受欢迎的商品，而外国商人输入的主要是棉花、羊毛制品、钟表等商品，这些商品在中国市场很小，影响甚微，正如乾隆说的，天朝的物品是你们洋人必需的，而天朝对你们的东西可不怎么在乎。
在这样的贸易格局下，大量的金银流入中国——也许是促成康乾盛世的一个因素——但严重的出超使外国商人难以为继。为了弥补逆差，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打破清政府对内地市场的限制，二是在目前的贸易环境下找到有利可图的商品。
对于第一种办法，马戛尔尼、阿美士德等人已经进行过外交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正如他们的结论，除非使用武力，否则就不可能打开中国的国门。让英国人惊喜的是，他们找到了第二种办法的最佳答案，那就是鸦片。当时中国国内的鸦片消费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尽管天朝禁止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但禁令大都形如废纸。何况，国内的鸦片质量远不如印度鸦片，国产鸦片也还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马克思说过，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这句话是鸦片走私最好的注脚。如此丰厚的利润，加上当地官员的腐败（缉私官员也参与走私），鸦片之灾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在鸦片战争前的50年里愈演愈烈：1790年是4000箱，1835到1839年间，已经剧增到每年近4万箱。
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2）
鸦片屡禁不止，除了吸食者难以戒除外，政府官员尤其是缉毒人员的腐败渎职、徇私舞弊行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据魏源追述：当时广东水师的缉毒巡船，竟每月公然地受规银三万六千两，然后把走私商人放入。水师副将韩肇庆，甚至专门护送走私，鸦片由水师包办运输。更可恨的是，韩肇庆居然从每万箱里抽出数百箱，作为截查的战利品拿去报功，由此韩肇庆还得以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风光无限。福建水师和浙江官军也不甘落后，他们在鸦片走私中同样大肆收取贿赂，然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鸦片大量进入。
吸食鸦片的瘾君子
多年前，马戛尔尼等人想扩大中英贸易，但失败了。令他们惊奇的是，这些走私商人却胜利了。走私导致鸦片市场急剧扩张，东印度公司甚至不得不赶紧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面积，增加鸦片产量，以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根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统计，在鸦片战争前，鸦片贸易占到中英贸易的一半以上，而在整个19世纪，鸦片是世界上最贵重的单宗商品贸易。在19世纪的前40年里，中国的对外贸易已悄然发生变化，由出超变成入超，大量的白银开始哗哗地外流了。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世界连为一体，这已经不是痴人说梦，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当天朝的人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的时候，整个中国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推上了国际舞台，逼上了弱肉强食的国际大赌场。
以鸦片贸易为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国际经济形态：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种植罂粟并加工成鸦片，港脚商人把鸦片运到中国，再通过各种走私渠道进入中国市场。紧接着英国商人再利用鸦片获得的国际通货（白银），要么运回英国，要么从中国购买茶叶等商品运回英国或者销售到世界各地（如引发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主角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运到北美殖民地的中国产乌龙茶）。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但天朝还蒙在鼓里。
鸦片之祸致使白银大量外流，对当时的货币体系造成严重冲击。清政府虽然不是重商主义，但也非常重视硬通货。清代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但政府的各项收支如税收等，却都是以纹银为准。铜钱为民间所通用，老百姓完粮纳税时，都按照银价兑应的铜钱数目缴纳。譬如，一亩田假设需纳税白银一两，如果当时一两白银兑应一千文铜钱的话，老百姓向官府缴纳一千文铜钱即可。
中国的银价往往一直呈现上涨的趋势，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产银不多，往往跟不上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通货供应量；二是中国人向来藏富，经常将白银囤藏，而民间和官府也常用白银作饰品，导致白银退出流通市场；三是官府制钱时偷工减料，分量减轻，加上私铸铜钱泛滥，铜钱变相贬值，也导致银价的上涨。
在19世纪初，清政府颁布禁令，禁止纹银出洋。当时在中西正常的贸易中，进出口基本持平，如1813年，中国进口额约1260万两，出口额约1290万两。但随后，中国开始呈现入超状态，白银外流，鸦片走私在其中祸害不小；1835年到1838年，走私进中国的鸦片大约4万箱（英国约39万箱，美国每年从土耳其贩卖约1000箱），每箱平均耗银约400两，以此推算，中国光鸦片一项就外流近1600万两白银。而这些走私贸易导致的白银外流情况，并不出现在官方的贸易数据上，危害隐蔽又巨大。
鸦片走私导致白银大量外流，进而致使国内流通市场白银供不应求，银价上扬，钱价下跌，物价的上升远远跟不上银价上涨的速度，这加重了老百姓的税负。从鸦片战争前的四十年来看，1800年左右白银兑钱一千文不到，而到了1821年至1838年间，白银兑钱从一千二三百文升至一千六百余文。田赋仍旧按铜钱数缴纳的话，实际上变相增加了老百姓的税负。
康乾盛世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由15亿增加到了3亿多；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内乱前，人口已经达到43亿。人口的剧增导致了资源有限、人地矛盾的突出，虽然有南美洲引进的马铃薯等新作物缓解一下粮食的压力，但由于生产方式长期得不到突破，国内经济和老百姓都已经是疲困不已。银价的上涨则导致税赋不能如期缴足，国内财政大为困窘，这又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官吏因为财政困难，往往会挖空心思地从体制外攫取财富，而老百姓必然成为他们盘剥的对象。
一封奏折，揭开了鸦片的盖子（3）
国困民穷，老百姓活得看不到希望，唯有革命造反。于是乎，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等揭竿而起，兵祸遍于中国，生灵涂炭，人民在战火中或被杀戮、或流离失所。十多年的国内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这才为“同治中兴”创造了条件。马尔萨斯说，唯有瘟疫和战争才能大量减少人口，缓解资源的危机，中国晚清时期很不幸地充当了这个理论的实验品。
但西方国家并没有遵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们找到了新的方法，那就是殖民主义和工业革命。殖民主义把人口迁移到新的地区，特别是新大陆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地，既缓解了人口的压力，又增加了国民的财富，何乐而不为？
黄爵滋的奏折，不过是揭开了鸦片的盖子，透过鸦片贸易，可以看到帝国临近死亡的影子。鸦片战争后，晚清近七十年的历史，正是国人最为屈辱的时期。
鸦片辩论赛和林则徐的误判（1）
黄爵滋的奏折里说洋人严禁其本国国民吸食鸦片，却专诱他国，祸害别国百姓。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樊美平先生曾经在2001年《书屋》第三期发表过《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的文章，里面提到一个被国内学界一直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即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态度。
樊先生在查阅了大量鸦片战争前的英国档案后发现，英国政府承认清政府完全有权制止鸦片走私，对清政府所采取的禁烟措施，也并不企图干预。1838年6月15日，当时的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给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训令中写道：
“关于鸦片走私贸易，英国臣民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够为此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来承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直被我们教科书认为是“鸦片贩子保护人”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却是一个坚定的鸦片贸易反对者，在被林则徐驱逐到海上后写给巴麦尊的信里还说，他对英国臣民进行鸦片走私贸易“感到耻辱和罪恶感，并怀有深刻的厌恶态度”。
战争爆发之前，义律甚至想主动承担起制止鸦片走私贸易的责任。也许他认识到，从长期来看，鸦片走私将危害到英国扩大其在华的合法贸易。义律显然知道，英国鸦片贩子并不把中国缉私官员放在眼里，这些人已经熟知了那些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义律天真地认为，他的出现将使得英国鸦片贩子有所收敛。
在林则徐发起严厉的禁烟行动后，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措辞严厉的通告：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