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弯处-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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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清皇族里，恭亲王奕䜣算是能力突出的，自从协助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夺权后，一直以议政王名义任首席军机大臣兼管总理衙门，总揽清廷内政外交大权，和慈禧太后形成了权力平衡，在他和其他洋务派的努力下，垂死的帝国似乎焕发了第二春，时称“同治中兴”。但没有了恭亲王奕䜣的牵制，慈禧太后凡事自作主张，由此变得专制，朝廷里那就乱象丛生了。
再说那法国人，虽说在越南战场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法国人在全球的野心太大，战线拉得过长，此刻又在埃及和英国人较劲，这时见中国军队快被赶出了越南，便也想鸣金收兵，把胜利成果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1884年4月，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通过粤海关总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向李鸿章提出谈判。福禄诺给李鸿章捎了封信，说如果中国承认越南和法国的保护协定，并允许法国人在西南地区通商的话，可以在措辞上顾及大清帝国的颜面，并且可以在军费赔偿上做出让步，但要是不答应的话，法国就要再派舰队扩大战争。
首鼠两端，战不胜，和不成（3）
这封信，可谓是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要求中国承认现状是实，保持面子是虚；赔偿军费是虚，扩大权益是实。另外，福禄诺还要求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调离法国，因为小曾的主战言论让法国人很不爽，差点就把小曾宣布为最不受欢迎的人给驱逐出境了。
李鸿章对这个战争本就没什么兴趣，便派李凤苞代替曾纪泽为驻法公使。经过短暂的谈判，李鸿章与福禄诺于1884年5月11日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和约》（又称《李福协定》）。
《李福协定》主要有五款内容：中国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条约和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与越南修约时，不出现有损中国体面的字样；中国驻越清军调回境内；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三个月后，双方派遣全权大臣，制定详细办法。
《李福协定》只是初步协定，具体条款还需要进一步议定。5月17日，福禄诺交给李鸿章一份节略，通告法国已派巴德诺为全权公使来华会议详细条款，但在中国军队撤军接防问题上，福禄诺自说自话，单方面规定了中国军队在越南北部原驻地分期“接防”的日期。
要命的是，李鸿章这次对“接防”这个事情居然不置可否，不说同意，也不提出反对，这样的态度被法国人认为是默认，结果在后面引发了大麻烦。就这件事而言，李鸿章的责任不可推卸——他当时就应该提出异议，何况，这事还被他给瞒了下来，没有上报朝廷。
李鸿章之所以不上报朝廷，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对“调回边界”的理解。清廷的理解是清军调回边界地区，而不是中国境内，而法国人的理解则是要求清军撤出越南境内。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才把这事给瞒了下来，就是害怕清廷不同意，导致整个和谈功亏一篑。
对中国官场术语一无所知的福禄诺，把李鸿章的含糊其辞当成了明确的应允，于是他兴冲冲地通知在越南的法国远征军总司令米乐说：“中国人答应限期撤军！”6月23日，法军就急吼吼地跑到谅山附近的北黎（观音桥）地区去“接防”，要求清军立即退回中国境内。中国驻军没有接到上级让撤军的命令，听后觉得莫名其妙，便拒绝了法国人的要求，说要请示上级再作决定。
历史进程的发展有很大的偶然性。李鸿章的含糊其辞和福禄诺的急于求成，这样的外交纰漏在当时的环境下在所难免。而且，如果碰到是个冒失鲁莽之人去执行这样的任务的话，后来的事情往往会不可收拾。该死的是，法军的这个领队官杜森尼上校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连他们自己人都说此人“身高而瘦，面多血色而易动怒，毫无外交手段，但能事事破坏，甚至连自己亦有破坏的危险”。
这样的家伙当然干不出什么好事。双方在阵前谈判中相互指责，说着说着，这个杜森尼心头怒起，竟然将中方使者击毙，并命令法军立刻逼近清军阵地，结果导致武装冲突瞬间爆发。经过两日的交锋，法军的进攻受挫，死伤近百人，双方重新进入了战争状态。
“观音桥事件”发生后，双方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和约，但事件是因为杜森尼杀害了中国使者导致，其主要责任显然是在法国一边。但强蛮的法国人不这么认为，他们照会清政府，要求清军立刻撤退，还要讹诈军费25亿法郎（约合白银3800万两），如果不照办，法国就要占领中国一两个海口当作赔款的抵押。
这明显是无理勒索，但在7月下旬，清廷还是派了两江总督曾国荃到上海与法国人进行谈判，但由于法国人的要求太过分，谈判没有结果。法国随后便将战火扩大到了中国东南沿海，战争进一步升级。
基隆退敌，马尾饮恨（1）
在中法两国谈判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法国决定对中国实行“踞地为质”的惩罚，让清廷在谈判桌上屈服于法国人的武力。没过几天，法国便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编成远东舰队，以远东扩张的积极鼓吹者孤拔为统帅，准备攻占福州和基隆，扣押为质，作为谈判的筹码。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英明，就在法国人组建远东舰队的同一天，也就是1884年6月26日，清廷为加强台湾的防卫，在曾国荃的推荐下，淮军将领刘铭传被派往台湾督办军务。
果不其然，8月5日，法国舰队便杀气腾腾地来到基隆，猛烈炮击后见清兵撤退，法国人以为清军不堪一击，便开始强行登陆，不料刘铭传早已派兵设下埋伏，等到法兵上岸后，清军突然三路杀出，把法兵打得晕头转向，吓得飞也似的向军舰跑去。但这时突然涨潮，下船容易上船难，在清军的追击下，不少法兵葬身大海，幸好有军舰炮火的掩护，不然法国人死得太难看了。
法国人本以为拿下基隆不过是闲庭信步，轻而易举，没想到反被打得狼狈逃窜，还损失了上百人，硬生生地吃了个大败仗。
法国人太小看中国这个对手了。负责守卫台湾的刘铭传乃李鸿章的老部下，原淮军主将之一。刘铭传也是合肥人，作为李鸿章的部下和老乡，两人关系相当不错。临行前，李鸿章还特意面授机宜，并拨给刘铭传3000洋枪，还有江南制造局造的30门大炮，以加强台湾的防卫。刘铭传到了台湾后，形势大不一样。
法国人并不甘心失败，8月16日，法国议会决定扩大战争，并拨出3800万法郎，专款专用，要用各种“必要方法”让中国屈服。更搞笑的是，法国的外交部门在谈判中也同步调整了要价，要求清廷赔偿因基隆战败导致的8000万法郎的军费。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战争为什么特别多，这个“赢者通吃、输者赔款”的国际惯例起了非常坏的作用。既然打赢了什么成本都没有，各国当然大搞军备竞赛，以打赢为目的，迫使他国割地赔款，战争就等于是一桩生意。
1884年7月14日，两艘法国军舰趁着中法还在议和之机，以“游历”为名，驶进福建闽江口。两天后，法国舰队司令孤拔也乘军舰到达，随后法国舰队居然陆陆续续地进入了福建水师的马尾军港。两个近乎交战国的舰队同处一港，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算奇事一件。
要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等奇事，说来话长。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后，左宗棠在福州筹备创办福州船政局设厂造船，当时邀请的是两个法国人，江汉关税务司的日意格和退役军官德克碑，当时以这两个人为福州船政局的技术总监，来负责设址、建造和延请欧洲洋教习和洋匠（多为法国人）等事务。
后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由沈葆桢接手福州船政局，仍旧以法国人为主，开展了海事海军教学、建造兵船和训练福建水师三大事宜。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外国专家还算尽心尽力，譬如福建水师的很多战舰如旗舰扬武号等，就是在法国人日意格和安乐陶等人的监造下完成的。一直到1874年，福州船政局和这些洋人的5年合同期满，这些外国专家才陆续离开福州。
马尾是闽江下游的天然良港，位于福州东南，当时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都在马尾港内。也许是有这一份师生情缘和故国友谊，或者是认为和议将成，所以法国军舰陆续闯入闽江口并进泊马尾港的时候，当时的钦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建巡抚张兆栋和福州将军穆图善等人，根据清廷“不可衅自我开”的训令，对法国舰队的进入不但没有进行任何的拦阻，反而给予了热情款待。
由此，法舰在马尾港可以随意进出，而福建水师反处处受制，左右为难。就双方实力而言，根本就差了好几个档次，福建水师的战舰大都是法国人设计监造，由福州船政局自己生产，和强大的法国舰队相比，根本就是拳击赛中以轻量级对阵重量级，这仗没法打。
基隆退敌，马尾饮恨（2）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统计。当时泊于马尾的法国军舰有8艘，排水量为14500吨，重炮77门，官兵1800人。而福建水师虽有兵舰11艘，但排水量仅9900吨，普通火炮47门，官兵1100人。法国舰队另有鱼雷艇2艘，还有2艘军舰在金牌、琯头一带江面，防止清军塞江封口，保障后路的安全。
最为糟糕的是，法国舰队是铁甲船，而福建水师却都是些木肋兵船，正如张珮伦所言，“船略相等，而我小彼大，我脆彼坚”，如之奈何？法国舰队配置的都是重炮，可以轻易击穿福建水师的木肋甲板，而福建水师的火炮对法国舰队的铁甲基本没有威胁。从吨位、防护能力、重炮数量、兵员素质等方面来看，法国舰队有着太过于明显的优势。
最大的失误在于不该让法国舰队轻易进入马尾港。本来闽江口外，满是岛屿礁沙，两岸山岭夹峙，地形险峻，而从闽江口至马尾港，水道极为狭窄，最窄处仅300米，没有熟悉的引水员，法国舰队很难在此航行，譬如他们有一艘炮艇就因此搁浅。沿途两岸都建有炮台，对于贸然进入的法国舰队可以形成很大的威胁，但闽浙总督何璟和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等人，担心阻止法舰进港会发生冲突，弄不好影响中法和谈，责任太大，于是便听之任之。
等到法国舰队进入马尾港后，问题就复杂了。当时有人建议对驶入马尾港的法舰进行武力驱逐，但敌强我弱，如何驱逐？清廷当时抱定“彼若不动，我亦不动”的妥协方针，恐怕也是无奈之举，而何璟和何如璋等人“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谈判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法国政府于8月22日电令孤拔消灭中国福建海军。孤拔准备妥当后，决定于次日下午开战。据说，当时法国人向福建水师的扬武管驾（舰长）张成递送战书，张成见后赶紧送到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手中，何如璋收到后，手足无措，竟然秘而不发。
第二天，马尾港内的各国领事和商人都赶忙下船，一副要开战的样子。福建水师的将士们见情况紧急，要求做好临战准备。可恶的是，督办福建军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