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历史散文合集 作者:李国文-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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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种做一个悲哀的中国人的日子里,只有陆放翁的诗词,能让我读得热血沸腾,读得慷慨激昂,让我感到不那么悲观,不那么绝望。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陆游由南郑赴成都,经剑门关,写了这首无人不知的小诗: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身合是诗人末?细雨骑驴入剑门。
虽只四句,但剑门之美,羁旅之情,战士之心,诗人之思,跃然纸上。古往今来,堪称绝唱。
蜀道天险,剑门关隘,历来都是名流雅士,骚人墨客,忍不住要赋诗一首的地方。这种中国式的表现欲,也是中国文人说来颇有些可怕的职业病。好像过剑门关,不诌出两句诗来,对不起自己似的。心就抓挠,手就技痒。但有唐人卢照邻、李白、杜甫的诗在前,更有宋人陆游的这首诗在上,知道难以超越,通常也就罢手。与其丢丑,无如藏拙,这就是聪明人了。
不过,在中国,这样的聪明者,好像不多。
近人某公是最具有强烈自信的名人了。此公游兴高,诗情盛,我琢磨他在世时,不把中国的名山、名水、名景、名胜,走遍写遍,是不肯罢手的。所以,在神州大地,他的墨宝,比比皆是。可无论什么事物,再好,多了就要贬值。
他在剑门,也曾留下过一首五律:
剑门天失险,如砥坦途通。
秦道栈无迹,汉砖土欲融。
群峰齿尽黑,万砾色皆红。
主席思潮壮,人民天下雄。
对某公这首诗,不敢恭维,好在在政治上,纲举目张,无懈可击。“思潮壮”的“主席”,“天下雄”的“人民”,比肩并立,谁敢摇头说个不字?但应景文章的弊端在于应景,一旦走出剑门关外,在旗亭里喝杯茶,也就会忘个干干净净。在人们的记忆里,还是陆游那句神来之笔,“细雨骑驴入剑门”,那是怎么也磨灭不了的。
好诗,是心田里流出来的,这是陆游的诗歌得以不朽的缘故。
身居要位、儒林泰斗的某公,与报国无门、壮士扼腕的陆游,是大不相同的。同过剑门,同赋词章,某公临池砚墨,挥笔龙蛇,掌声雷动,笑脸殷勤;陆游霏霏细雨,驴蹄橐橐,形单影只,茕茕独行,岂能同日而语?一位,如此大幸,一位,如此大不幸,正是这幸与不幸之分,写出来的诗,也就有了天壤之别。
不是后来诗人写不出好诗,也不是后来诗人没写过好诗,而是谁也不能违背文学规律:凡是太快活的人,太满足的人,太神气飞扬的人,太想达到政治目的,达到了还嫌不够,还想锦上添花的人,心田里塞满了欲望,即使有诗,通道堵塞,也流不出来了。古人云,诗“穷而后工”,还是很有道理的。
时下的那些脑满肠肥、肉食者鄙之辈,声色犬马、蝇营狗苟之徒,尽管在文坛招摇过世,在儒林张牙舞爪,在市场签名售书,在报纸抛头露面,但那些不是自心田流出来的,而是从腋窝,或从其它什么部位排泄出来的文学,无论怎么炒作,怎么畅销,那来路不正的味道,总是遮掩不住的。
陆游早年,就盛名鹊起,被时人目之为“中兴之冠”,为南宋诗坛的领袖人物。这位爱国诗人,不仅写不来那类形迹可疑的作品,连敞开大嘴,自吹自擂,或拿大,或倚老,或卖乖,或作秀,也不符合他的诚实做人原则。所以,他的一生,除了文学的辉煌成就外,个人事业,官场业绩,爱国情怀,杀敌抱负,可谓不甚得意。这一次,过剑门,折翅铩羽,尤为沮丧。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生那年,适逢北宋亡国的靖康之耻,从此,这种“准亡国奴”的身份,对诗人来讲,是他终生摆脱不了的厄运。据说,他死前三呼“渡河”而后气绝,说明他一生就以“横扫虏廷,雪我国耻”为其终身的奋斗目标。
诗人还在幼年,就蒙异族侵略之害,不得不由原籍淮北,辗转逃难至江浙。成年后,又“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诩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跋傅给事帖》),“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跋周侍郎奏》)。在如此深刻的抵抗潮流影响下,以雪耻报国、抗敌御侮为其生命基调的诗人,想让他具有当代文人的那些苟且勾当、下流作派,是学不来,更做不到的。
精神时代,出精神斗士,物质时代,出物质庸奴!这就是时代赋予文化群体的总体特色。
乾道七年(1171)他在夔州任上,分管教育、农业,甚不如意。正好,枢密使王炎宣抚四川,聘他为幕宾。他终于如愿以偿,到了南郑幕府。并有机会巡行汉中一带,在接壤金兵的最前线,施展其军事才能。栉风沐雨,驰骋沙场,霜凝铠甲,奔走边关,终于实现其“恨不以此劳,为国戍玉关”(《雪后苦寒,行饶抚道中有感》)的理想。
然而,这个世界,是个绝对偏心眼的世界。好人想做好事不成,坏人想做坏事必成,已是一种规律。在王炎幕下,任干办公事兼检法官的这位诗人,主张抵抗,也在说服长官抵抗。“为炎陈进取之术,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宋史》)
这当然是给主张不抵抗的皇帝添堵,是给主张不抵抗的投降派好看。于是,两者沆瀣一气,联手出来镇压。第一招,将王炎调回临安,闲置起来;第二,长官一走,幕宾自然也就只好作鸟兽散,各谋出路。我们这位诗人,灰溜溜地离开南郑,经剑门到成都去,再豁达,再想得开,这心情也好不起来。
在中国历史上,凡统治者对外孬种之际,必是对内凶恶之时。对金人,他们称臣称侄,忍辱蒙羞,纳币强虏,苟且偷安;对抗金将士,他们排挤之,打击之,排挤、打击还不行的话,则杀戮之,屠灭之。中国人这种在狼前为懦弱之羊,在羊前为狠毒之狼的劣根性,是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人种基因上出了什么问题?否则,为什么几千年来,始终不断出汉奸,出卖国贼,出假洋鬼子,出民族败类呢?
一腔热血,换来一盆凉水的陆游,在郁闷中,在惆怅中,无法写出那“思潮壮”、“天下雄”的时代最强音。爱国有罪,何“壮”之有?抗敌有过,“雄”从何来?一直到乾道九年,他的一首《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仍可读出诗人被剥夺了爱国权利的忿懑、失去了杀敌机会的激愤:
当年脍鲸东海上,白浪如山寄豪壮。
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
今年摧颓最堪笑,华发苍颜羞自照。
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
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
破驿梦回灯欲死,打窗风雨正三更。
不过,从这首诗看,时在成都任参议官的他,仍是壮志未泯,仍是精神不死。屡遭挫折,收复山河之心不变,远离前线,憧憬颦鼓之声依旧。可是,生在这个极不争气的王朝,碰上这些极不争气的皇帝,他一生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一个比一个窝囊废,又能有什么作为?
不是他不想为国效劳,而是这个国家说,谢谢你,你不必效劳,你最好的方式,就是不作为,你要不识相,非要作为不可,那我就要收拾你。诗人不由对天大呼:“至今磊落人,泪尽以血续。”(《闻虏乱次前辈韵》)手脚被捆绑起来的陆游,任由心头滴着鲜血,那岁月也太痛苦了。
有时,我替这位诗人想:他怎么就不能像今天的文人,稍稍灵活圆转一些呢?
如果相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如果相信外国的菩萨比中国灵,如果见到洋人来临,马上立正,骨头收紧,如果听到老外讲话,立刻敬礼,如聆圣谕;倾倒之而数典忘祖,膜拜之而手舞足蹈,信仰之如醍醐灌顶,陶醉之如狐魅附体,也许陆游就不存在这些爱国烦恼了。
说不定解脱了、觉悟了以后,在新左派刊物或非主流网站上,发表《试论金兀术的绝对霸主权威及不可惹论》、《谈女真国的绝对军事优势,以及绝对打不过,既然打不过,莫如趁早归顺》等文章或帖子,也可增加一些到大金帝国设在淮、泗边上的领事馆,办理出国签证的资本。
然而,古人多古道心肠,而古道心肠之人,多古板,古板的性格,难免认死理,难免一根筋,陆游,对于这个破碎的半壁河山,那根深蒂固的爱,对于异族侵略者,那斩钉截铁的恨,倒也不是说变就变,说改就改的。“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醉中作》),他是很把这个不怎么样的国家,当回事的。
不像我的某些作家同行,前脚到得外洋,后脚回脸骂娘,转眼忘掉曾经遮过风雨的老屋,唾弃之,敝屣之,也未免势利得太快。所以,像陆游这样与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这个民族,血脉相连,心气相通,而对那些与自己所认知的文化传统精神相背的“妖氛”、“胡尘”、“夷音”、“逆虏”之类,格格不入,难以认同;那些努力使自己眼珠绿起来,头发黄起来,皮肤白起来的朋友,是无法理解的。
这就是两千三百年前那位漆园吏所说的了: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
那些同行,甚至还会将一顶“爱国贼”的帽子,加诸陆游头上的。这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想想也就不奇怪了,端谁的碗,服谁的管,啖饭,本难,啖洋饭,尤其难,而啖外国主子嗟来之食,更是难上加难。在人家需要他讲什么,而必须讲什么的时候,不这样也难以生存。于是,也就谅解这种讨好主子的谋生之道了。
如果读一读陆游乾道九年(1173),写的一首《金错刀行》,就知道两种不同价值观点的差异了: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
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
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
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
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刚。
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一个心中有中国的中国人,和一个心中只有外国的中国人,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饮恨一生,爱国不成,这八个字,便是诗人的生平概略,这也是中国历来士大夫说不尽的哀史。谁教他偏偏生在鼻涕虫统治的时代,偏偏赶上不是奸佞当道、小人得势,就是脓包蛋掌权的时代?于是,空有满腹韬略、万卷兵书,徒有爱国热忱、杀敌壮志,也只能在无可奈何的岁月里,销蚀殆尽,付诸东流。
尽管如此,悲壮的诗人仍旧将自己命运,与这个衰微的王朝维系在一起。因为这是他的国家,也是他父母和他儿女的国家,母亲是不可替代的,祖国是不可更迭的。甚至到了开禧二年(1206),他八十二岁时,还把自己喻为一匹老马,等待着祖国的征召:
老马虺聩依晚照,自计岂堪三品料?
玉鞭金络付梦想,瘦稗枯萁空咀噍。
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
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