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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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他原来在苏联学习过两年，自一九三四年冬起，他被派往莫斯科，担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一九四九年去台湾，曾任国民党台湾省主任委员。晚年著回忆录《冒险犯难记》上下册，由台湾学生书局于一九七三年出版，透露了他一九三六年在莫斯科的重要使命。当陈立夫、张冲从上海出发，踏上“波茨坦”号油轮的时候，正值邓文仪离开莫斯科返国述职，路过新疆迪化。那时，中共吴玉章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了一份中文报纸，叫《救国报》。《救国报》初为周刊，后为五日刊，宣传中共的主张，发行四十三个国家，也在中国国内的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汉销售，总发行量两万多份。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该报因受法国政府干涉，被迫停刊。但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改名《救国时报》，重新登记，又得以发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的《救国时报》，刊载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拟的中共宣言，透露重要信息：第一次称蒋介石为“南京蒋总司令”！宣言指出：赶快停止中国人和中国军队之间的一切内讧；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和各群众组织立刻开始谈判共御外侮的条件和方法；不论蒋总司令的军队也好，不论其他党派的军队也好，不论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也好，马上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
蒋介石注意到这从巴黎传来的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重要信息。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同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会谈时，得悉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确有谈判意愿。于是，奉蒋介石密令，邓文仪重返莫斯科，通过苏联当局，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了联络。中共代表团同意与邓文仪接触。于是，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面对面坐在一起，进行了秘密谈判。这是国共两党自一九二七年决裂之后，头一回直接进行谈判。据邓文仪回忆，他跟王明“恳谈”，首先说及蒋介石注意到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提出的建议书，决定着手与中共进行接触、谈判。邓文仪传达了蒋介石的三项条件：
（一）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
（二）改编中国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同日作战必须有统一指挥；
（三）国共两党间恢复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继续独立存在。
五短身材的王明，很仔细地倾听着邓文仪传达的蒋介石三项条件。
邓文仪还表示，蒋介石已注意到中共的《八一宣言》。
邓文仪说：“当然，红军不会接受国民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红军和国民政府间应交换政治工作人员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蒋委员长知道，红军没有弹药、武器和粮食。国民政府能够给红军一定数量的武器和粮食，以及派出若干军队帮助红军，以便红军开到内蒙古前线，而国民党军队将保卫长江流域。”王明马上表示，红军不能“开到内蒙古前线”。因为那样，意味着红军必须放弃陕北根据地。王明和邓文仪的莫斯科会谈虽说是短暂的，却毕竟是历史性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终于坐了下来，开始秘密谈判。
王明还说明了实情：虽然共产国际是中共的上级，但是要进一步开展国共谈判，还是要找在国内的中共中央，要找毛泽东。只有毛泽东，才能最后拍板。邓文仪迅即把来自莫斯科的秘密讯息，电告蒋介石。于是，蒋介石明白，“舍近求远”不行。要解决问题，还得找老对手毛泽东！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肩负重任的“红色牧师”
又一个重要的讯号，出现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这一期报纸刊载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祥对红色中华社记者所发表的谈话。红色中华社，即新华社的前身。谈话称：“中华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这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愿与蒋介石“携手”！也就在这时候，一位神秘的牧师，从上海来到古城西安，求见张学良。他向张学良提出了出乎意料的要求：希望通过东北军的防地，进入红军的防地！此人自称姓周，名继吾，是一位牧师。当然，他深知，光是说自己是牧师，未必能使张少帅答应他那非同一般的要求。他出示了一份重要的证件，那是孔祥熙亲笔签署的“财政部调查员”的委任状。据云，他要进入红军防地进行“调查”。
张学良知道此人来历不凡，没有当场答应。在送走这位牧师之后，马上发密电到南京。南京方面证实，这位牧师确是南京政府派出的重要密使，前往中共中央进行联络。张学良又用电台跟瓦窑堡联络，那里的回电表明，中共中央也知道此人，并请张学良提供方便，帮助此人前往瓦窑堡！这位牧师，居然在南京和瓦窑堡都得到认可，表明此人神通广大。关于此人，后来，斯诺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中，多次若隐若现地提到他，写到紧要关头便打住。在跟斯诺交往时，此人不再姓周，却改姓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他为“王牧师”。斯诺写道，他要从西安去保安，他的一位老朋友作了“指点”。我得到的指点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馆去，要了一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个自称姓王的先生来访，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确实是一无所知，除了他会设法给我安排搭乘——他们这样答应我——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去红区！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
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他曾经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里颇有地位，一度自己有个教堂，我后来知道，在共产党中间，大家都叫他王牧师。像上海的许多发达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参加过操纵该市的青帮，从蒋介石（也是青帮中人）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他一度在国民党中担任过高级官员，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实姓名。一些时候以来，王牧师就丢官弃教，同共产党合作。这样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使节，到各种各样的文武官员那里去进行游说，帮助共产党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了解和支持共产党的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
这位王牧师，人称“红色牧师”，确实非同凡响。他既与蒋介石有交情，又与毛泽东有交往。他的真实姓名，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致宋子文函中，倒是提及了：“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毛泽东书信选集》，四十五至四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此信收录《毛泽东书信选集》，编选者在信末对董健吾加了这么一条注释：“董健吾，公开身份是牧师，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这大抵是迄今为止关于董健吾的官方最详尽的一条注释。考虑到密使肩负任务的重大，国共双方派出的人员，都是自认为绝对可靠的：国民党派出的大多是CC系的，如陈立夫、张冲等，中共派出的则大多是特科的，如李克农、刘鼎以及这位董健吾等。
董健吾有着从事秘密工作更好的背景：他与宋子文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交情颇深。他曾做过古董生意，成为宋家购买古董、字画的“高参”。借助于宋子文的推荐，孔祥熙为他签署了委任状。这样，这位中共秘密工作人员，有了国民党官员的身份。
董健吾还有一层重要的关系：他与宋子文之姐宋庆龄也有着密切联系。
最初，蒋介石打算打通与中共直接的渠道，找了宋子文，宋子文则找宋庆龄，而宋庆龄推荐了董健吾。董健吾出发前，蒋介石接见了他。蒋介石向他面谈了与中共谈判的条件：
一、不进攻红军；
二、一致抗日；
三、释放政治犯；
四、武装民众。
宋庆龄则交给董健吾一大包云南白药，因为她听说红军缺乏止血药，托他带给中共中央。如此这般，“红色牧师”董健吾肩负着重任，前来西安。与董健吾同行的，还有一位二十二岁的小伙子。小伙子知道董健吾的真实身份，而董健吾却不知他的，以为他是国民党委派的代表……
第二部分：幕后密使在上海四马路暗中接头
要说清那位小伙子的来历，又得花费一番笔墨。
陈立夫在奉命和张冲一起赴苏联之际，又托曾养甫在国内寻觅与中共联系的渠道。曾养甫也是CC系中人物，原名曾宪浩。他是广东平远人，原本是技术界人士。他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然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院深造。一九二五年，二十七岁的他回国，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总政治部主任。此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铁道部次长。一九三四年，他发起兴建钱塘江大桥。
曾养甫欲在国共之间架“桥”，他想起了一个非常合适、能够帮助架“桥”的人物——他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时的同学谌小岑。谌小岑，跟周恩来、邓颖超都有着不错的友谊。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当周恩来在天津草厂庵学联办公室召开觉悟社成立大会时，第一批会员二十人在座，邓颖超、谌小岑都是第一批会员。
谌小岑是湖南安化人，年长周恩来一岁。谌小岑和周恩来、邓颖超同在五四运动中搏击，结下深谊。此后，谌小岑于一九二○年八月赴武汉，周恩来则赴法国，从此分手。不过谌小岑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但仍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种种联系。
曾养甫虽说过去也认识周恩来，毕竟没有多少交情。他找到了谌小岑。为了便于架“桥”，他任命谌小岑为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如今虽已九十有六，记忆仍清晰。据谌小岑回忆，架“桥”时找了左恭。左恭乃清末湘军首领左宗棠的后裔，任南京《扶轮日报》编辑，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任主任，只知他跟中共有联系，但并不知道左恭乃中共地下党员。谌小岑在一九三二年和左恭合办过《生力》杂志，与他颇熟。左恭从谌小岑那里得知重要信息，即赶赴上海，向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作了报告。中共上海临时局派出了代表，此人便是前文叙及的小伙子。
大凡行迹诡秘、变幻莫测的人物，换一个姓名，如同换一顶帽子似的，不当一回事。董健吾时而姓王，时而姓周。这位小伙子时而姓黄，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