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风 作者:[英] 亚瑟·克拉克-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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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观测数据和做实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到办公室后，我会给你看所有的记录。四分钟后，电路全部打开，我们能准确地发现哪儿短路了，自然毛病就出在最深的海底，在那个栅栏那儿。就是在那儿，而不是在系统的这一端。”他阴郁指着窗外的景色，又补了一句。
我们驱车途经“太阳能源地”——相当于老式热力机的锅炉。这个设计思想是俄国人从以色列人那里借来的。设计极简单：一个浅浅的湖，底部全刷黑了，里面装着浓缩的咸水。这个储热器功效较高，太阳的辐射使液体温度高达华氏２００°。热电系统的“热”栅栏一端便浸在池中。许多电缆将它们同我负责安装的那个在深海处的冷端能源片相连，“冷端”正巧位于进入亭可港的，３００英尺深，水温低于海面５００的水下峡谷中。
“你检查过地震活动了吗？”我并不抱多少希望地问。
“当然做了。在地震仪上投显示出什么。”
“想没想到过鲸鱼？我提醒过你它们有可能来找麻烦。”
一年多以前，当我们把主要的导线伸进海中时，我告诉工程师们，在南美某地，海面以下半里的地方，曾有过一只溺水的巨头鲸绞在海底电报电缆上的事情，就我们所知，差不多有一打类似的事情发生——不过，这一次看来并非是鲸鱼之过。
“那是我们考虑到的第二种情况，”夏皮罗回答道，“我们去过渔政部、海军和空军基地，海岸边没有一只鲸鱼。”
我听到此时有人说到“阴谋”这个词，这令我不舒服，我不想再推理了。像所有瑞士人一样，我有语言天赋，我也懂一些俄语。根本不需要做个多么高明的语言学家就能听明白“阴谋”这个词的意思。
这是季米特里·卡尔普欣说出来的，他是这个工程的政治顾问。我不喜欢他。那些工程师也很讨厌他，经常有点过分地羞辱他。卡尔普欣是极保守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从斯大林的阴影中走出来。他对苏联以外的所有事情都表示怀疑，而对他们国内的情况也时刻警惕。他最喜欢用“阴谋活动”这个词来解释一切。
当然了，如果亭可能源工程失败了的话，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会为此伤心的。从政治上讲，这涉及苏联的威望；至于经济方面，工程关系到上亿的资金。如果水热工厂获得成功，热能就会同石油、煤、水能、特别是同原子能相匹敌，产生极大的效益。
然而我并不真正相信有阴谋活动，毕竟冷战结束了。有可能某人起了愚蠢的念头想拿走一个栅栏，但这又似乎不太可行。我可以用我的指头数出全世界能处理这个问题的人的数目——他们中有一半都在我手下干活。
当天晚上，水下电视摄像机就运来了。整整一夜，我们都忙于调节照相机、监测器，以及将一条一英里长的同轴电缆固定在一艘汽艇上。当我们驶出港口时，我想我是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防波堤上，但是他离我太远以致我看不清楚，并且我脑袋里别的念头转移了我的注意力。你一定得明白，我不是一个好水手；我只喜欢呆在海面下，并乐此不疲。
我们仔细地将船靠在圆岛的灯塔旁，位于海底栅栏的正上方。那架自动控制摄像机看起来像个深海潜水器，从船舷边我们将它放进了海中，而我们则通过监测器观看它摄得的图像，所以我们实际上看到了海底的一切。
海水极清澈，也很空旷，但当我们接近海底时，我们发现那儿有些生命的迹象。一只小鲨鱼跑到我们面前，两眼直盯着我们。然后是一个一张一吸的水母飘过来，它跟在摄像机后面像只大蜘蛛，它的像头发般的无数触脚扭曲纠缠在一起。最后，倾斜的谷壁出现在视野里。我们正好看到目标，因为那儿有着很粗的电缆伸到深谷中。我在六个月前对设备做最后一次检查时看见过这些电缆。
我打开低能喷射器，然后让摄像机沿着动力电缆沉下去。电缆的工作状态似乎良好，它们被我们安在岩石里，由钢锥固定得很稳。直到我看到栅栏时，才发现了一点蛛丝马迹。
你见到过汽车撞到灯柱上时，散热片被撞得七零八落的情形吗？这个栅栏的一部分看起来正像那样——抖散了架似的。栅栏完全变了形，就像一个疯子用大锤子猛敲过它。
从我身后观看的人群中出现了吃惊和愤怒的声音。我又听见有人喃喃着“阴谋”这个词，此时我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我想最多还有一种可能性，那便是峡谷的坡壁上滚下的砾石砸到了栅栏上，造成了损伤。然而人们早已细致地检查过峡谷的坡壁，从而排除了这一可能性。
无论什么原因，损坏的栅栏必须更换。这任务只能让我的那只大龙虾来完成——它足足有２０吨重——已从其待命的拉斯佩齐亚港空运来。
“好吧！”当我结束我的实地考察，以及拍下了刚才屏幕上那令人遗憾的一幕后，夏皮罗说，“要花多长时间？”
我不想自己套住自己。我从事水下商务活动懂得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白，不可能有任何工作能恰如人愿。我们对成本和时间的估计从来都不太确切，因为往往是合同都履行了一半时，你才清楚自己要面临什么困难。
按我个人的估算修好栅栏要三天。于是我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不会超过一周。”
夏皮罗哼哼了两声：“你不能快一点吗？”
“我不会用鲁莽的承诺来挑战命运的。不管怎么说，在你的最后期限到来前还给你留下了两星期的余地。”
他不得不表示同意，尽管在回港口的路上他还在不停地抱怨我要的时间太长了。直到我们都到港口时，他才停下来去想想别的事儿。
“早上好，乔。”我对那个正在防波堤上耐心地等待的人说，“我想在我离开港口时就看到你已经站在这儿了。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我还想问你这个问题呢。”
“你最好问我的老板——夏皮罗总工程师，这是《时代》周刊的科技记者乔·沃特金斯。”
列夫的回答并不那么热情。总的来说，不会再有跟记者谈话更令他讨厌的事了。这些记者出现的频率几乎是每周一次。如今，当工程竣工的最后期限临近时，他们会从四面八方飞来。当然也包括俄国记者。可这时候即便是“塔斯社”的记者也会像《时代》周刊记者一样，吃个闭门羹。
现在来看看卡尔普欣怎样控制局面，这一定很有意思。从那时起，乔总是紧随着一个人，把他当成一位向导、哲学家以及一位饮酒的伙伴。这个温和的小伙子属于公共先生一类，名叫谢尔盖·马尔科夫。尽管乔尽了一切努力，他和马尔科夫简直难以分离。下午３～４时，我们在夏皮罗办公室进行了一场冗长而令人疲惫的讲话后，我和他们一道，去为政府官员提供的度假村补了一顿被耽误的午饭。
“克劳斯，怎么样了？”乔很关切地问，“我闻到了‘麻烦’的味道，但没人承认。”
我一边拨弄着菜上面的咖哩粉，一边思索着顺便说些什么为好。
“你不可能期望我讨论我的客户的事务。”我回答说。
“你够能言善辩了，”乔提醒我，“当你描述直布罗陀大坝时不是这样吗？”
“就算是吧，”我承认，“并且我喜欢你对我的细节描写，不过这一次牵涉到商业秘密。我吗——啊——正在做最后的调试以提高系统的效率。”
当然啰，这完全是事实；因为我确实希望提高系统的工作效率，它现在的功效几乎是零。
“唔！”乔嘲讽地说，“十分感谢您。”
“那么，”我想岔开他的话题，说道，“你最近有什么古怪念头呢？”
可能因他是个很有实力的科技作家，乔酷爱那些稀奇古怪的或者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也许这是一种逃避的方式；我恰好知道他也在写科幻小说，尽管这个秘密被他的上司掩盖得很好。他对于诸如新异感知、飞碟之类的东西，喜欢得如痴如迷，只是有点偷偷摸摸。然而我知道那些消失的大陆才是他真正最关心的话题。
“我正在研究一两个想法。”他承认道，“它们是在我考虑这个问题时产生的。”
“讲下去！”我说，可眼睛并没停止拨弄菜上的咖哩粉。
“有一天，我浏览一张老地图——是托勒密时代的旧地图，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会接着说。这是一张关于锡兰的地图。它使我想起我收藏的另一张旧地图，我把它打开来。图上也同样有一座中央山脉，一些走向完全相同的入海河流。不过这是一张亚特兰蒂斯地图。”
“哦！不！”我呻吟了几声，“我们上次相遇时，你说服我相信，亚特兰蒂斯是西地中海盆地。”
乔又咧开嘴笑了。
“我可能错了，难道不是吗？不管怎么说我拥有许多令人激动的事实。在僧加罗洛中锡兰古代叫什么呢？什么原因使它们有这样巧的吻合呢？”
我想了一两秒钟，然后喊道：“我的天哪，那叫‘兰卡’，当然，兰卡——亚特兰蒂斯。”我的舌头不断地翻动着，吐着这两个词。
“准确，”乔告诉我，“两条思路，尽管都很精辟，但决不会造就出一套完美成形的理论来，目前，我只研究到这里。”
“太糟了，”他中途打住，这使我感到极其失望。“那么你的别的课题呢？”
“这个吗，的的确确会让你听得聚精会神。”乔很机智地回答。他从那个总是随身携带的旧公文包里取出一捆文件来。
“这事就发生在距此１８０英里远的地方，而且恰好是整个一个世纪以前。我的信息来源，请注意，这是最精彩的部分。”
他递给我一本影印本，我看见那是１８７４年７月４日的伦敦《泰晤士报》的一页。我开始冷静地看起来，因为乔总爱弄出一些古老的报纸，可是我很快便来了兴趣。
“简要地说——尽管我愿意说出整个事情。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细节的话，你们当地的图书馆可以在１０秒钟内打出一份传真文件。你可以去那里查找。”乔给我的剪报影印件上，描绘了１８７４年５月上旬的一天，１５０吨重的“珍珠”号帆船沉入了孟加拉湾的事实，”５月１０日，正巧在子夜时分，一条巨大的鱿鱼出现在离轮船半里远的海面，那条船的船长愚蠢地朝它开枪。”
“鱿鱼径直地朝‘珍珠’号游来，用它的触手抓住桅杆，然后把船拉翻了。几秒钟内，船沉没下去了，船上两个船员都遇难了。另外的幸存者由于运气好，被另一艘目睹了事件经过的‘斯特拉索文’号蒸汽船发现并救出险境。”
“那么，”当我第二次再读这个故事时，乔在一旁说道，“你怎么想这件事？”
“我不相信有海怪。”
“伦敦《泰晤士报），”乔回答说，“并不喜欢载轰动效果的文章，并且巨型鱿鱼确实存在，尽管我们所知的最大的鱿鱼类是种柔弱的、肌肉松弛的兽类，不足一吨重，尽管他们有着４０英尺长的手臂。”
“就这样？那样的一只动物不可能将１５０吨重的大帆船翻过来。”
“的确如此，可是有许多明证说明那种所谓的巨型鱿鱼仅只是一只大鱿鱼而已，也许海中的乌贼类动物确实是很庞大的。再说，仅仅在‘珍珠’号事件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