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风 作者:[英] 亚瑟·克拉克-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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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创造一些在解剖学或动物学起源研究中从未出现的名字。在２１世纪初，如果你走进一家餐馆，你会发现菜单上的大多数词都是才发明出来的，或者还有一些选自法语词汇，且很少有人能认识的词。如果你想测验一下你的忍受力的极限，你可以试试这个有趣而相当令人倒胃口的实验。国会图书馆的分类目录里录有各大餐厅的大量菜单，其中也有白宫宴会的菜单，你可以一直查到五百年前。这些菜单所用的词汇既通俗又直截了当，只有在肢解尸体的解剖室中才会遇到，其结果是不堪入目。我认为，这些菜单再生动不过地揭示出这样的事实：我们的祖先（不过几代人之前）与我们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
好了，主席先生，我就会提到我的主要观点。尽管我所说的也许有点令人不快，但都是相互关联、相互照应的。我并不是想败坏你的胃口。我不过是作些铺垫，以便更好地反驳我的竞争对手——“三翼机”食品公司。除非你们明白新的人工食物形成的知识背景，要不然你们会认为，这些观点不过是因为“安布罗美味调料”的面市，造成我公司极为严重的商业损失，从而引发的一席小家子气的牢骚话而已。
先生们，新食品每周都在上市。让人撵不上趟。它们来来去去，不停地更新换代就像妇女的时装一样，并且一千种食物里最多只有一种能例外地成为菜单上的永久食品。很少有产品一夜之间就能合公众的口味。我坦率地说“美味调料食品”的生产线是整个食品工业史上最大的成功。诸位都了解实际情况：其他各种食品都被“美味调料”赶出了市场。
自然，我公司不得不接受挑战。我公司的生物科学家毫不逊色于太阳系里的任何生物科学家，他们迅速地投入了“美味调料”的研制中。当我告诉诸位，我们弄清楚了几乎每种食品的结构时，我的意图并非是要泄露商业机密。这些食物包括自然的或人工合成的，只要是人类曾经吃过的，甚至有些还是诸位从未听说过的、希奇古怪的东西，比如油煎乌贼，蜜渍蝗虫，腌孔雀舌头……我们拥有一个大型资料馆，其中记录了各种食物的口味和特征，这是我公司的基本股份，其他公司的情况也一样。我们可以选择数据，然后用任何能想象到的合成形式，混合其中的几种口味或特征；不用费什么周折，我们便可以复制出我们的竞争对手推出的任何产品，重新占领市场。
但是“美味调料”使我们伤了一些脑筋。他们分解了蛋白质，使其产品成了纯粹的肉类食品，而且方法并不复杂。但我们却不能更好地解决这一点。这是我们的化学家第一次受挫，他们中没人能解释到底是什么给予这东西如此神奇的魔力——如你所知的那样，“美味调料”使得相应食品淡而无味。也许它是……好了，也许我说得太多了。
主席先生，很快，“三翼飞机”食品公司负责人将出现在你面前，我敢肯定他们非常不情愿，他将告诉诸位，“美味调料”是由空气、水、石灰石、硫、磷以及别的物质合成的。这千真万确，但在我们这个故事中是最无足轻重的一点。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发现它的秘密是如此简单，就像大多数秘密一样实际并不复杂。
我的的确确得祝贺我的竞争对手。他们最终从自然物质中，为人类加工出了无限量的理想食品。至今这种理想食品还很短缺，因此只能供给很少几个美食家享用。毫无疑问，他们赌咒发誓地说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同这种食物相比。
是的，“三翼机”食品公司的化学家完成了一件技艺非凡的工作。现在必须由您们来裁决一个道德的和哲学的问题。主席先生，当我开始我的演讲时，我曾用了一个古老的词汇“食肉者”。现在我还得向您介绍另一个词，让我一个一个字地说，那便是“食—人—肉—的—人”。
１９６１年５月
《光芒璀璨的怪物》
当控制盘上显示出，苏联大使已经和我们联系上了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好极了——又有工作做了！”但是当我听到冈察洛夫的声音后，我便知道有麻烦了。
“克劳斯吗？我是米哈伊尔，你能立即过来一下吗？情况太紧急，我在电话上说不清楚。”
去大使馆的路上我心中一直焦虑不安，我尽量想搜寻一些辩护辞，以免在我们这边出什么岔子。但是我无法预料到什么，迄今为止，我们和俄国人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协议。最后一项任务是在六个月前按时完成的，并且完成得令他们十分满意。
不过，现在他们又不太满意了，我很快就了解到这一点，米哈伊尔·冈察洛夫这个商务专员，也是我的老朋友；他曾告诉我所有他知道的信息，但实际上这些信息并不算多。
“我们刚刚收到从锡兰发来的紧急电报，”他说，“我们希望你立刻到那里去，热液处理装置出了问题。”
“哪一类问题？”我问。当然，我立刻就意识到问题一定是出在深水区域，因为只有在那一部分遇上麻烦才会来找我们的。俄国人把陆地上能干的事儿都解决了，但是他们不得不来找我们在３０００英里深的印度洋深海里，帮他们安装栅栏。因为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公司敢坚守这样的信条：“任何工作，任何深度。”
“我所知道的是，”米哈伊尔说，“现场指挥的工程师报告说现场出现了严重的崩漏现象，可是，三个星期后锡兰总理就要为工厂开工剪彩，莫斯科方面如果听到工厂无法开工的消息肯定会感到恼火。”
我迅速地回顾了一下合同中的惩罚条款。这项目似乎是包含在内，因为客户已经签署了接收合同，这就意味着承认我们的工作符合规格。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如果证明是我方的疏忽的话，虽然可以免去受法律起诉，但这仍然会造成极大的商业损失。对个人的影响会更严重，因为我曾经担任“亭可深海公司”的技术总监。
请不要叫我潜水员，我讨厌这名字。我是个深海工程师，我使用潜水设备就像飞行员使用降落伞一样。我的大多数问题都是用电视和远距离遥控的机器人来完成。当我确实要亲自入海时，我便乘坐一个有外部操纵器的微型潜水艇。因为它有像龙虾一样的钳子，所以我们叫它“龙虾”。按标准设计模式来说，它一般可以在５０００英里深的地方作业，但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在马里亚纳海沟的深处作业。如果粗略地估计一下，你每下降１英尺便会花去１美元，再乘以１０００美元／小时，这便是用它工作所花费的成本。
我听见米哈伊尔说，一架喷气式飞机在苏黎士等我，可是我怎么能在两小时之内到达机场呢？不管怎么说我明白，俄国人是在谈正事。
“你想，”我说，“我不能不带设备徒手操作——即使就是检查一下，也必须配备几吨重的设备。除此之外，我的工具都留在斯佩齐亚。”
“我明白，”米哈伊尔无情地回答，“我们将准备另一架喷气机。一旦你知道你想要什么时，马上从锡兰发个电报来，十二小时之内为你送到现场。但是千万不能告诉其他人有关此事的任何情况。我们希望这个秘密不会被泄露给第三者。”
我同意了，因为这也是我的麻烦。当我离开办公室时，米哈伊尔指着墙上的日历说“三周”。然后把他的手指卡住喉咙。我知道他并非是指他自己的脖子。
两小时后我飞越阿尔卑斯山，通过无线电给我的家人道别，心中同时在问自己，为什么不像其他明智的瑞士人一样，成为一个银行家或进入手表业。这完全是皮卡尔和汉内斯·凯勤的过错，我恼火地告诉自己。为什么他们要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偏偏选中瑞士来开创深海作业的业务？接着，一想到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会很少有时间睡觉，于是我设法睡了一觉。
我们在拂晓时分降落在亭可马里。这个巨大而地形复杂的海湾，像迷宫一般，布满了海角、岛屿、交叉的水路，以及大到可以容纳全世界所有海军的水坞，我从来都没有搞清楚过。当我俯视印度洋时，可以在临海的陆地处看见一座白色的指挥大楼，光华耀眼。它的选址纯粹是为了宣传——当然幸亏我不是俄国人，要不我会称它“公共关系处”。
我并非真的想责备我的客户，俄国人完全有理由对此骄傲，他们曾信心勃勃开始试验并最终地控制了海洋的热能。这次并非第一次进行这种实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法国科学家乔治·克洛德曾经试过，但失败了。５０年代在非洲西海岸进行了另一次规模更大的实验。
所有这些项目依赖于同样的令人吃惊的事实：即使在热带，海面以下一海里的水温都接近于零度。上亿吨的水中如果存在水温差异，那就说明水中会产生巨大的能量——这对于来自能源欠缺的国家的工程师来说是个绝好的一试身手的机会。
克洛德和他的后来者们用低压蒸汽机来提取能量，而俄国人则用更简单也更直接的方式来做。人们用了一百多年时间了解到，如果物体的一端是热的，而另一端是冷的，那么就有电流通过这个物体。直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俄国科学家才开始效力于将热电效应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但他们设计出的最早的装置并不十分有效——尽管他们利用煤油灯发出的热启动了成千上万的收音机。到了１９７４年，他们有了一个巨大的突破，具体情况到今仍未完全揭秘。我曾将能源片安在系统的冷端，但我并未亲眼见到这些设备；它们完全被防腐漆覆盖着。我所知道的是，他们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栅栏，就像把许多过时的蒸汽散热器焊在一起的筛状物一样。
在亭可机场迎接我的一小群人中，我认识大多数面孔；有朋友也有敌人，他们仿佛都很高兴看到我——特别是夏皮罗总工程师。
“你好，勒夫。”当我们开着旅行车离开机场时，我说，“哪儿有毛病了？”
“我们不知道。”他很坦率地说，“这是你的事儿——找到它们，然后再安装好。”
“好吧，那出了什么事？”
“在全速运转实验中，每一部分都运转良好。”他回答说，“到星期二的凌晨１时３４分，发电量只达到估计量的百分之五。”他做了个鬼脸。很明显，他心中铭刻着那一时刻，“接着电压开始剧烈地波动，我们切断了电路载荷，然后观察测量仪。我想一定是哪个愚蠢的船只钩住了电缆——要知道我们一直在尽力避免这类事故的发生——我们只好打开探照灯在海上四处搜寻。到处不见一只船影。那么，谁会在一个晴朗平静的夜晚，力图在港口外停泊呢？”
“除了观测数据和做实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到办公室后，我会给你看所有的记录。四分钟后，电路全部打开，我们能准确地发现哪儿短路了，自然毛病就出在最深的海底，在那个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