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1-江湖中国-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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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子秀场面子的功能（一）
面子在中国社会之流行，大大咧咧登堂入室，还因为它有许多实际功用，对中国人的生活贡献不小。尤其对儒教社会和江湖社会而言，不啻为“黏合剂”。
缓冲人际矛盾
在五十八种传统面子语境中，“碍于面子”、“留面子”和“给台阶”此三者，无疑与冲突相关，隶属于冲突语境。一旦“碍于”、“留”或“给”成功，必能缓冲或制止矛盾。在冲突爆发之前，矛盾得到缓解。面子像苏秦、张仪，是位不错的外交调停家，平祸于萧墙之内，御争端于千里之外。
但面子机制能防御的冲突通常都是小事，大事管不了。面子只是柔性防御机制。
旧时，两派黑帮喽啰打架滋事，如背后两位老大是仇人，面子问题必引发一场激烈火并；若老大间有交情，比方说师出同门，或拜过把子，结局就大不相同。为维护各自的面子，老大们会故意当着对方面前惩罚肇事的手下，以达到给对方留面子目的。于是大家言好如初，甚至有意到酒楼聚会言欢，冰释前嫌。这种情形，显出熟人圈子是一道界限，如果落在圈内，面子机制具有缓冲的功效。
这是江湖帮会的例子，更进而言之，在民间日常百姓中也不乏其例。面子维护日常关系的平稳，根源在关系网的博弈均衡。讲关系处，必有面子；讲面子处，必有关系。
再谈一件居民例子。城市居民多住公寓楼，生活空间距离近，频繁发生的冲突是四邻骚扰，譬如，麻将声、卡拉OK、弹钢琴、喝酒划拳、烹饪油烟，还有楼道空间、公共卫生……尽管有大量矛盾，但居民很少为邻里纠纷诉诸法院或者社区中心。除了吵架外，更多情形是忍耐，忍无可忍时再作主张。忍字第一，吵架第二，法院第三。为何忍字第一？多数答案是“碍于情面”，即面子机制防御。尤其邻居关系不错时，更是如此。
选择忍耐是为不伤感情，不伤感情是为日后有照应。在一个由关系主导的社会，相互都是资源，谁也不敢保证不落到他人手里。冤家宜解不宜结。表面看它似乎回避矛盾，然则“有所失必有所得”，其内涵符合中国文化“和”的取向。中国人讲“和为贵”——“天时、地利、人和”，数“人和”最高，高于真理，也高于日常利益。换言之，矛盾没什么了不起，绕道行之，则当作无。小事忍了，就是为了在小事上尽可能讲秩序，秩序是关系网的博弈均衡，破坏秩序就是破坏均衡，波及面太大，影响复杂。
再说借小钱。一般中国人借出小钱后，很少主动追债，这是规矩。小钱索债，紧逼不舍，那是双方都没面子的事儿——小气、难堪。究其原因，答案也是“不好意思”，“面子上过不去”，“拉不下脸”等等，等于是面子机制作调停。当然，是消极的调停。消极，即搁置债务。然则在消极与积极之间，存在一道转换界限同。若债额较大超出忍受范围，就会化消极为积极，主动催债、逼债。不过，战略反攻的前奏，必演出一段“台阶”插曲。讲面子者不愿破坏祖宗惯例，故而常选择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预兆将由守转攻的“台阶”，给对方一个台阶，既让对方还债，又不让对方失面子。成例通常如此，可作教科书：“嘿嘿！不好意思，最近手头有点紧，我那笔钱……”后半句通常咽下去，不要说得太白，意思是啥时还啊？给过台阶后，若对方不顺竿溜，按规矩便属对方违反惯例，自己必欲讨伐之，产生一种典型中国情境：“敬酒不吃吃罚酒”。给你面子你不要，那只好撕破面子了——到单位告你，搞臭你名声，赖在你家不走，到法院告你……
“台阶”代表一种双轨制，属于面子二元互动模式，外面一个理由，里面一个利害。敲外面听里面，挤里面看外面。中国有一摞成语形容之，譬如“敲山震虎”，或“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或“茶壶煮饺子，心里明白”。与“碍于情面”的消极性相比，“台阶”的态度趋于积极，开始着手战略反攻。它把事情分成两面，一个面子，一个里子，分头处理，争取互不妨碍。当两人冲突发生时，或者自身面子与里子矛盾时，寻找一个变通的理由，力争既解决事情也保全面子。无论谁对谁错，损面子都不对。面子比金钱重要，讨债人必须避免使对方又赔钱，又丢脸。故而，上策是既追债又留面子，下策才是不惜面子硬行追债。这个下策导致对方损失的最大化，钱也没了，面子也没了。这样做人，未免太狠毒。所以追债的博弈，一定要寻求最优化策略组合，建立优化的均衡，自己能拿到钱，对方能拿到面子。这样一个圆滑的均衡，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台阶”。
表现和宣泄自我
面子之滥觞，提供了一个心理空间，即一个弗洛伊德式发泄豁口，让礼教压力下循规蹈矩、生性压抑的中国人，在合法场合充分释放个性利比多，突显自我的形象，满足平日难得之优越感。表现自我是人类天性，各民族表现途径不一样。中国人选择面子，用面子炫耀自我，是其特色。面子是中国人自我表现的形式，深具形式主义色彩。
论及众多面子术语，数“有面子”最能体现自我呈现的愿望。“有面子”是人生终极目标，背后没有其他目的，从而体验自我价值的升华。这是终极意义层面的心理游戏。故而，“有面子”时常伴随得意洋洋、兴高采烈的表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按照马斯洛人本心理学的标准，可视是一种“高峰体验”——瞬间的满足感、成就感和自我肯定。
“有面子”的追求是永恒的，但“有面子”的价值判断具有时尚性，随人不同，随时代不同。“文革”时期有面子的时尚是“老三转”——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今日有面子的时尚是名服、名车、豪华别墅……某些底层平民通过奋斗成为大款、大腕，便急于返乡炫耀卖弄，俗语谓之“衣锦还乡”。在中国，“衣锦还乡”不仅是成语，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诉说中国式飞黄腾达的梦想。在这里，“衣锦”实非漂亮衣服，而是面子的借代用语。面子的荣耀，高于锦衣玉食、宝马香车。
再说中国人“小气”和“慷慨”之争，也隐藏面子显摆派头的秘密机制，“慷慨”不过是“爱面子”的同义词。节俭本是美德，但以江湖观之，节俭不符合核心价值观“义气”。以“义气”标准看来，节俭就是小气、抠门……小气，被人瞧不起，让人没面子，人前抬不起头。日常生活中被人说小气，大大没面子，周围人当笑话传播。纵览生活，人们愿意与义气者相处，而不愿与小气者为伍。是故，一旦节俭和义气不期而遇，决不能因贫穷、节俭丢失面子，因而必须勉强做面子、撑面子、光面子，克服小气节俭习性，掩盖贫穷家底。所以，义气先于节俭。而面子，则是协调二者的机制。
上世纪80年代初，某人到乡下看望同学，同学尽管生活窘迫，仍然偷偷向亲戚借来30元钱，买了螃蟹、黄鱼摆了一桌酒，以表达慷慨之情。虽吃得自己心疼，但是客人开心。做面子实际上担当一个反向调节机制，若要有面子，务须掩饰贫寒，跟节俭本性较劲，“打肿脸充胖子”，摆阔装大方。在私人交往上尽量出手慷慨，心里流血，脸上留笑。这是江湖规矩，也是私人关系交往的写照。
反过来看，不论真节俭或真小气，只要你表现慷慨，出手大方，都很有面子。有面子就有人缘，有人缘就有资源，路路通。所以越穷，就越要摆阔，就越需显慷慨，方有翻身一日。某日读报，一则故事反证了这一规律。有个贪官对老婆说，有个“张经理”很义气，出手大方，值得一交，打算帮他，将来肯定不会吃亏。老婆深表赞同。后面故事老生常谈，毋庸赘言。关键的事实是，“张经理”不过是负债累累生意人，是假大方。我们身边的“张经理”们多是资不抵债或资金短缺的主儿。他既不是大方，也不是义气，所谓“义气”的假象无非下手够狠，一锤子敲死对手，不想夜长梦多。一锤敲得死，方能“吃小亏占大便宜”。若一锤敲不死，反而心惊肉跳，只怕扔进更多。假使行贿不套利，商人不行拔一毛利天下之事，何慷慨之有？张经理行为的内涵，是经营面子提升自我形象，从而达到背后的目的。
以“有面子”凸显自我形象，是面子的特有作用，是中国人自我实现路径的特色。谈论这一中国特色，自然要对比西方之“自我实现”，探讨中西社会体制下不同的自我概念。
中国的“有面子”与西方文化的“自我实现”的根本区别，来自面子与自我概念的区别。虽然中国古代观念有“己”之概念，但“己”不同于“自我”。现代中国的“自我”概念，源于西方文化。论自我，若从心理学定义，是人格的自我意识，是他全部性格组成的整体；论面子，还从心理学定义，仅是人格的一部分，是舆论与自我评价两股交汇生成的自我意象。另外，从社会学诠释，面子是儒教制度下的个人角色。以面子为工具，儒教体制对个体角色进行程式化、格式化修饰（《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一套符合儒教价值的风俗习惯，同时也是费孝通所称的“礼俗”①。在这个空间中，个人的真实本性消失，按照礼俗规矩扮演角色，言行拘泥于《周礼》、《仪礼》精神编纂的各种剧本，譬如各种世俗化“蒙学”、“家训”、“家风”和“规矩”。
扮演角色，生成的外部形象，就是我们的面子。我们是谁？不知道。“我们”本身不见了，留下的是我们的面子。面子是“我们”的影子和痕迹。
四、面子秀场面子的功能（二）
有面子与西方人自我实现有何区别？
在西方心理学体系中，谈自我实现最多的是亚伯拉罕•；马斯洛。早年，笔者曾依照马斯洛学说调查中国社会“自我实现”的人物，结果意外地发现，作为价值观的自我实现，在中国下层社会基本不存在。不仅人物不存在，价值观也基本不存在。“自我实现、“自我设计”的“粉丝”（fans），多是一群天真可爱的大学师生。学生们在校期间，通常表现出很强的自我实现、自我设计意愿，一旦踏入社会，旋即发现社会根本不存在自我实现的土壤。作者跟踪调查这批人，多数投身社会后便改弦更张，回归传统轨道发展。反潮流的弄潮儿，最终多顺应潮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从“浪漫主义者”变为“现实主义者”。因为，人一旦踏入社会，就要应酬世情，融入江湖规则。江湖混久了，大抵被磨得没了个性、没了脾气，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遑论凸显自我价值。自我价值是幼稚代名词。江湖路上，成功标准是“混出模样，给大家看看”，关系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无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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