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72-博弈-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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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例也部分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即买到乌纱之后干什么？在买官者中是否有想买顶乌纱以便更好代表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我们不敢妄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有也不会太多，甚至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买官的官员买到了乌纱之后会用来干什么？要知道，每有一个卖官者往往就有十几、几十甚至几百的买官者（在马德案中就涉及两百多人），并且往往他们都身居要职，因此我们就不能不关心这一点。
首先需要确定的一点是，买顶乌纱是个不小的花费。我们可以从报刊上已经披露出来的一些案例来大致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在开始提到的马德案中，价码有不同说法，多的说到买官者人均向马德行贿近30万元，但即使是根据最后定案时确认的，人均也在6万元左右（要知道最后确认下来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与马德案相关联的赵洪彦案中，一个正处级卖了3万，一个正县长卖了10万，保住一个县委副书记15万，一个市委常委30万。广西某县一个副县长，买到这个官职花了90万，由副转正花了200万。山东某县原县委书记掌握的价码是：8千元左右办调动，1万~2万元任乡镇负责人，3万元左右提拔副县级。山西省某县流传的顺口溜则是：“5000块钱站站队，1万块钱上上会，2万3万才到位。”
应当说，这些乌纱的价码都是不低的。3万元相当于一个县官一年的工资收入，10万元相当于一个县官三年的工资收入，30万相当于一个县官10年的工资收入。这就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这些钱来自哪里？如果一个官员一年的工资收入只有几万元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决不会是来自其正常的工资收入。从已经揭露出的案件可以看出，有的是由腐败而来，比如广西的一个县官在买到正县后就以受贿660万元被检察机关立案逮捕。有的是由公款支出（现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一种风气，在年节等时候对上级领导用公款送礼）。甚至我们还可以听到这样的事实，即有的人为了买官，甚至要向银行贷款。这样的官员已经可以算是清廉的了，至少证明原来没有严重的腐败。
第二，如果用几万到几十万来购买一个官职，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用经济学的语言来把买官看作是一种投资，那么收益呢？可以想象的是，在买到官职以后，势必要利用这个官职来获得收益。而且，买官是有风险的。那我们就可以预期，如果利用买来的官职获得的收益少于或等同于购买官职的花费，是不上算的。这样就大体肯定，其获得这个官职后的收益一定要大于他的投入。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腐败的生态系统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至少有两个逻辑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首先，腐败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性质。在官场中，升迁是一种正当而普遍的目标。如果这种升迁必须用“买”来实现，那就必然进入一个逻辑之中，即仕途成为一种商业投资，必须用腐败来收回买官的成本并获得收益。其次，腐败具有很强的扩散性。如前所述，一人卖官意味着多人买官。在当时有中国“卖官第一案”之称的河南某县原县委书记卖官案中，其收受40余名干部贿赂70余次。在山东某县，原县委书记在任34个月，先后收受72人175次63万余元贿赂，其范围遍布18个乡镇、30多个委办局。山西某县原县委书记离任前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调整批发“官帽”432顶，批发正、副科级“官帽”278顶。江苏某县原县委书记李树春调离前夕，用2个小时的时间就“研究”变动了102名科级干部。这里涉及的每个买官者几乎都可以看作是潜在的腐败者。小 舅 之 死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小 舅 之 死
小 舅 之 死
2004年第5期的《当代》刊登了一部中篇小说——《英特纳雄那儿》。尽管这部小说现在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但在不久的将来，其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也许会被人们经常提起。
小说的背景如果用主人公“小舅”的话来归纳，就是这样：“小舅”所在的矿机厂是一个国家大型骨干企业，而“小舅”则由劳动模范升任工会主席。“小舅”说，在20世纪80年代，厂里要求分出一部分生产能力开发电冰箱，可上级就是不批准，说是要坚持为矿山服务的方向。好，就为矿山服务。那时厂里每年都有电解铜计划（当时市场上电解铜8000多元一吨，而计划价才4000多元一吨），厂里根据这种情况决定自己拉铜杆拉铜线，这样每吨可以卖到两三万，可上级一看又不干了，愣下文件把厂里的拉线车间给砍掉了，眼睁睁看着那些倒爷在厂门口倒卖调拨单。小舅说，可领导还要我们维护大局。好，就维护大局。到了90年代，等人家把市场瓜分完了，原始积累差不多了，领导说你们该下海了，要自己在市场经济中学会游泳了。
也行，就自己学游泳。“小舅”说。一直到90年代末，工厂其实还是能生存的。好，他看你还不垮，就给你换领导班子。给你换上一帮贪污犯来当领导，看你垮不垮！目的就是捞钱。“小舅”说，第一件事是让工人集资买岗位，一个人3000块，不掏钱就下岗。结果集资款全叫那帮人拿去打了水漂。第二件事是，这一届新班子来了以后，政府牵头引进了一个港商，让厂里跟港商签订协议，由港商整体收购，全员安置。但到实际过户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称资产十几亿的香港公司不见了，却变成了本省的一家港龙公司，注册资本金只有3000万，而且公司副总经理居然就是从前上级主管局的财务处长（清算时还挂着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清算组副组长的称号）！更滑稽的是，他们所谓的注册资金就是以收购矿机厂后的实有资本来充抵的。空手套白狼啊。工人掏不出钱集资，这样他们就有理由卖厂房卖设备，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这片地，他们是搞房地产的！于是工厂倒闭了，工人们则失业的失业，下岗的下岗。
“小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了抗争道路。《当代》2004年第5期在推荐语中这样介绍这部小说：“小说描写的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工会主席，力图阻止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而失败，最后自杀身亡的故事。与其他反映国企改革的小说不同，《那儿》不再只关注改革不可逆转的滚滚车轮，而是关注车轮底下被人忽视的那一抹鲜红。或者说，它不再延续‘新时期’以来‘改革文学’的主调，诠释历史的合理性，而是侧身于改革中‘沉默的大多数’的情感和立场，描写他们的被压抑、被损害和显然是力量悬殊的抗争。”但我们都知道，小说从来都要比理论的概括来得丰富。这一次也是如此，人们可以从中洞见的，是这次改革中更为丰富的内容。
故事开始于成为霓虹灯下哨兵的下岗职工杜月梅的一次例外：一天夜里，杜月梅站街回来往家走的时候，被冷不丁蹿出的一条狗给吓着了。“就是这两声（犬吠），把杜月梅吓瘫了，站不起来了”。而狗的主人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小舅”。“小舅”曾经是杜月梅的师傅，和杜月梅也曾有过若有若无的感情纠葛。在工厂改制过程中，由于“小舅”的“助纣为虐”，杜月梅也曾遭受经济损失（集资）。这样至少在“小舅”的心目中，杜月梅现在的困境，与他是不无关系的。这种负疚感是促使“小舅”走上反抗道路的直接原因。随着故事的展开，《那儿》首先给人的冲击，是它用震撼性的故事展示了改革过程中不同的个人和群体的差异性利益关系，特别是以杜月梅为代表的底层群体的沉降过程。这样的过程对理论和现实构成了挑战。在过去的改革和转型理论中，论证的总是效率如何成为可能，关注的离不开体制和精英。于是逻辑就越来越收紧为：要么是回到旧的体制中去，要么就是由一部分人（通常是社会中的弱势者）做出牺牲来形成新体制。这样就使改革成为一条越走越窄的小胡同，要么前行要么回头。但问题是，这样的胡同往往会越走越窄。且不说在一部分人做出牺牲的同时能否真的建立起好的新体制（如同“小舅”所在的工厂那样），即使是真地建立起好的新体制了，这也不构成由一部分人做出痛苦牺牲的充分理由，因为利益是具体的。难道在前行与回头之间，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吗（比如拓宽要走的胡同或道路）？
事实上，地位的沉降是一个有着极为繁杂内涵的过程。在杜师傅这样的下岗者身上，这个过程直接而简单。“杜师傅是那样一种人，每天早晨六七点就推着一辆小车，上头装着几个暖瓶，几袋面包蛋糕，穿白大褂戴大口罩满大街吆喝：珍珠奶茶，热的！而到了夜里却换上一身时装，浓妆艳抹，十分青春地去霓虹灯下做哨兵”。这样的现实与偶尔回忆起的过去形成鲜明的对照。原来作为“小舅”徒弟的17岁的杜月梅，也经常在厂里唱着“年轻的朋友们，大家来相会，天也美，地也美，春风惹人醉……咱们二十年后再相会！”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一种不同的沉降过程也发生在“小舅”身上。从现实的身份来说，“小舅”无疑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即使许多人下了岗，“小舅”的饭碗是铁的，每个月仍拿着不菲的工资。但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小舅”生活得并不快乐。这种不快乐也许是来自价值的衰落。小舅是个天才的技工，车钳锻铆焊没一样不精通，年年是厂里的技术能手。他十来岁就学会给刀口淬火，能做出像样的锻工活。下乡插队时，他打的镰刀锄头在那一个县都很有名气。19岁回城，进厂的第二年小舅就出了大名。因为“小舅”能“人猫着腰，还得使那么大的榔头抡圆了砸”，并由此解决了维修一条外国客轮时遇到的难题。然而今天“小舅”的价值仅仅是一个无下岗之忧的工会主席。
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国内物品匮乏，一位著名作家在出国的时候给太太买了一双很好的皮鞋。久而久之，皮鞋坏了，就找到一个手艺很好的修鞋师傅那儿去修。以后，凡是鞋坏了，都习惯性地找这个师傅。但有一次，路边师傅的修鞋摊不在了。问周围的人，说老头已经有段日子没来了。按照邻居的指引，他找到老师傅的家，说你怎么不做了？老师傅说，年龄大了，眼睛花了，现在做的活儿已经不是活儿了。老师傅说的话很普通，但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尽管在很多人的眼里，修鞋是一种很卑微的工作，但在老人那里，一种高超的手艺，是具有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