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72-博弈-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个问题是，究竟谁更穷了呢？在这当中需要注意两个可能的因素，一个是尽管农民总体收入水平在2004年有了很大提高，但在农民内部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二是在城市的内部，部分下层群体的收入状况可能在恶化。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讨论。
通货膨胀对城市社会下层影响较大
如前所述，2004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格局的变动，主要受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两个因素的组合影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预计，2004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在4％左右，将成为1997年以来物价涨幅最高的一年。粮食价格经过2003年10月和2004年2月、3月两轮大幅度上涨后，小麦、玉米、稻谷三种粮食平均市场价格仅次于1995年的历史最高价位。
依据不同社会群体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不同的关系，可以把这些社会群体分成下列五种类型：一是从经济增长当中受益大于通货膨胀当中受损的群体，如工资增加多于由于通货膨胀导致支出增加的白领阶层和其他就业者，也包括原来处于失业状态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获得新的就业机会者；二是从经济增长受益等于通货膨胀当中受损的群体，如工资增加大体等于由于通货膨胀导致支出增加的就业者，这当中可能包括了相当一部分农民，相当部分的蓝领工人和机关干部等；三是从经济增长受益小于通货膨胀当中受损的群体，如工资增加大体少于由于通货膨胀导致支出增加的人，包括收入只有轻微增加的农民、打工者和其他人员，工资和津贴只有微薄增加的机关干部也属此类；四是只有通货膨胀当中的受损，但没有在经济增长当中受益的群体，这突出表现为失业者和收入完全没有增加甚或减少的人员；五是通货膨胀当中的受损相对于经济增长当中受益来说微不足道的群体。这主要是指高收入群体，特别是私有企业的所有者。
上述八城市居民调查表明，2003年9月以来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城乡居民的生活特别是贫困群体的生活带来了相当的影响。但居民对不同商品价格上涨的态度有明显区别。三分之二（677％）的被访者认为2003年下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合理或比较合理的，三分之一（323％）的被访者认为是不很合理或不合理的。这说明城市居民对这次农产品价格上涨还是比较能够理解与接受的。觉得近年来水电气价格上涨合理或比较合理的被访者约占一半（510％），明显低于近几个月来对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理解，而认为近年来水电气价格上涨不很合理或不合理的也占近一半（490％）。10％的被访者明确表示农产品与水电气价格上涨已超过了其家庭的承受能力。有高达7739％的被访者认为在过去的一年中，房价上涨过快或较快，而认为房价上涨速度适中或较慢的仅占被访者的226％。当对有子女上学的家庭询问是否能承担得起子女的教育费时，有387％的被访者表示家庭能承担，另有530％的被访者表示家庭基本能承担，但值得注意的是有82％的被访者表示家庭已无力承担子女的教育费用。
城市群体被压垮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就是物价。原来我们调查发现，城市贫困群体的生活还能维持，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非正式的就业机会比较多，一个是社会支持系统在起一定作用，比如家庭，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几年经济低迷物价在下降，特别是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但是2004年的情况有所不同，虽然从总体上来说通货膨胀的数据不是很高，但是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对这部分人影响比较大。对这些人来说这可能就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利益集团化过程开始、中下层分化加剧、精英与大众的断裂凸现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利益集团化过程开始（1）
利益集团化过程开始、
中下层分化加剧、
精英与大众的断裂凸现
中下层分化加剧
来自不同方面的信息均表明，近年来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美林集团最近发表了《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现在的富裕人士（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较前一年增长了12％，达到236万人，这些人士的总财富为9690亿美元。这些归入富豪俱乐部的成员，每人拥有的平均资产超过41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400万元。根据美林集团在《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里面所定义的富裕人士：不计算个人居住的房地产，金融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人士。换句话说，要加入这个俱乐部，起码要求就是拥有100万美元，而且这笔钱是要可以随时用来投资于诸如证券、债券等金融市场的。该报告说，中国大陆的富裕人士数目从2002年的211万人增长到了2003年的236万人，增幅比例为12％，增速列亚洲第二（第一位为印度）。qingdaonews/content/2004…09/16/content_3657590htm。。
在财富向少数人手中积聚的同时，收入格局的分化在加深。近些年来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过去城乡分化的格局在变得进一步复杂化，特别是中小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过去在收入上的城市—乡村二元格局，有可能演变为大城市—中小城市—乡村的三元格局。虽然目前还缺少有关的全国性数据，但许多地区的案例表明，这种趋势是明显存在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目前的税收和财政体制之外，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原因，是经济活动越来越向少数大城市集中，而中小城市的经济基础越来越薄弱。从全国来看，中小城市欠发工资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不仅落后地区，即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广东、山东、江苏等地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欠发工资。以安徽省为例，官方承认，县（市区）和乡镇财政困难，严重欠发工资。其中原因之一，是县乡经济基础薄弱，财源增长后劲不足。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国家宏观政策调整，作为县乡工业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发展遇到很大困难，再加上局部地区连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导致县乡财源萎缩，财政收入增长乏力《关于我省财政供给人员工资发放工作情况的报告》，ahrdgovcn/GazetteMis/Browser/contentasp？newsid=357。。另外的一则报道则描述了湖南常宁市通常被人艳羡的公务员的收入和生活状况。一名资深公务员，领到的“裸体工资”是每月600元（没有其他收入）。在这些公务员的圈子里，流传着一句“民谣”：上上届政府发得出奖金，上届政府发得出工资，本届政府发不出工资。20世纪80年代，常宁主要有17家国有企业，各自尚能正常运转；但到了今天，17家企业中有16家相继倒掉，只剩下一个金矿承包给个人经营《湖南三穷干部调查：领“裸体工资”的背后》，sinacn 2004年08月09日14：53。。
而在农民收入大幅增加的同时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象中，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值得注意的趋势，即中层和下层之间的分化可能在进一步突出。我们过去讲中国社会分化的时候，更多讲的是上层和下层的分化，而且都是假定上层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很大的一个数量是下层。主要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源迅速积聚到上层的过程，导致了一个人数不多但掌握大量资源的上层的出现。而在诸如房改、医改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中层与下层之间处境的差异并不大。这样就导致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上层和中下层之间的分化。到现在为止，这种分化已经开始定型化为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现在可能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原来大体上都属于下层的那部分当中出现了分化，即中下层之间的分化。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测算，最近几年中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正在以每年1％的比重增长。一般地说，中等收入阶层的成长，是与经济的增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数字是，在2003年，中国贫困人口首次出现反弹。如果以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作为标准，2003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增加了80万人。这在改革开放之后还是第一次。尽管增加的这80万人基本分布在贫困的农村地区，但实际上，城市中中下层之间的分化可能更为明显。
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
2003年在哈尔滨发生了宝马撞人案，2004年接着在长沙和深圳相继发生宝马撞人案，之后，宝马撞人的事件又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上演。尽管这可能是几起偶然的交通事故，但本身却有很强的象征性。在公众的心目中，宝马代表着与金钱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身份，他们往往在普通民众面前蛮横而霸道，甚至以以强凌弱和故意破坏规则来显示这种特殊的社会身份。而哈尔滨和人大校园中撞人者的霸道态度，更加强了人们的这一印象。于是，普通老百姓依据自己有限的想像力，将宝马撞人事件，演绎为权势者与老百姓之间的冲突。这些交通事故发生后，在主流媒体和网络上都出现了热烈的讨论和愤怒的谴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连续几起宝马撞人案象征着越来越紧张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关系。
在2004年，在精英和大众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带有对立或冲突的色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引发的关于国企改革特别是MBO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观点针锋相对，阵营也相当清晰。能够上网的普通人绝大多数支持郎咸平，而大部分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则站到反对郎咸平的一边。从表面上来看，郎咸平反对者强调的是效率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而郎咸平支持者强调的是社会公平和反对瓜分国有资产，但实际上，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利益。人们讲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道理。你很难说哪套道理对哪套道理错，因为这是不同的利益。在这当中精英和民众之间的裂痕已经在大大地加深了。
《博弈》 第三部分利益集团化过程开始（2）
就精英本身的联盟来说，在中国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有直接关系。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双方关系已经在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形成了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联盟的基础。80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利益之所在。第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80年代末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