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72-博弈-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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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才派希灿Α懊嫦蛳乱淮保畔劝才拧翱欣献濉薄Ｔ诶ッ魇校�16位人大代表向昆明市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请政府及早关注昆明“新失业群体”，加大职业培训的投入，提供政策、制度资源，为“新失业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由于一系列统计数据和调查结果的公布，原来不甚清晰的新失业群体的整体状况开始逐步清晰起来。劳动部《2003~2004：中国就业报告》披露，目前城镇新增劳动力中只有40％～50％能够实现就业，新成长失业青年增幅为632％。广东省社会和劳动保障厅调查显示，2004年第三季度全省城镇新成长失业青年为1356万，数量已经超过下岗人员。在需要就业的人群中，16～34岁年龄段约为5015万，占总量的8398％。由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联合进行的《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数据表明，15~29岁的中国青年总体失业率为9％，高于中国目前61％左右的社会平均失业率，而且失业青年大部分为长期失业。
现在需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新失业群体的数量迅速增加？新失业者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而处于失业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往往将他们的失业归结于这一代青年的自身特征，如由于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平时娇生惯养，怕苦怕累；他们接受的是应试教育，在技能上没有任何长处；眼高手低，就业期望值过高等等。甚至有人发现，在这批失业者中存在一种较为广泛的主动失业现象，即他们对工作本身没有强烈的渴求，当希望和现实存在较大偏差时，他们甚至拒绝参加社会培训，认为那是专门为中年下岗者设置的。这些观点所强调的，主要是这些失业者自身的原因。这些因素是不能否认的。但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问题是表现在如此之多的人的身上，我们就不能仅仅关注这些个体的因素，而要看到背后隐藏的结构性问题。
这个结构性问题就是由两个二元结构形成的夹缝。
其中的一个二元结构是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皮奥雷等人提出来的。其基本含义是，劳动力市场可分为两个市场或部门：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并且这两个市场中的劳动力是相对固定的。初级市场的特征是，高工资，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提升机会，就业的稳定性，工作规则是公平的和有适当程序的。而次级市场的工作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几乎没有提升机会，就业不稳定。工人与监督者之间的关系过分人格化，严酷、专断的工作纪律等。在中国，这个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则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现出来。中国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是以通过户籍制度体现的城乡二元结构体现出来的。因此，这个二元结构带有很强的社会身份的特征。直到目前为止，在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仍然存在根据户籍制度决定工作岗位的现象，同时对主要是以农村劳动力构成的外来人口的就业设置很多限制。这样就形成了主要以城市劳动力构成的初级劳动力市场和主要以农村劳动力构成的次级劳动力市场。而且，在中国的情况下，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而形成的劳动力几乎无限的供给，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相差要更为悬殊。
同时，由于城乡两部分在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城市与农村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这就是生活世界中的二元结构。目前我国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三倍多。
《博弈》 第三部分生活在两个二元结构的夹缝中（2）
如果加上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等因素，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将有六倍之大。即使纯粹以货币收入而论，在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422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936元。这样一来，生活在两个世界中所需要承担的生活费用几乎有天壤之别。跨国人力资源顾问公司Mercer公司2002年7月公布的世界主要城市生活费用调查显示，香港的生活指数为世界第一，北京与上海分别排行第四位及第五位，仅次于莫斯科和东京。而在农村，我国为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设定的贫困线是“年收入637元”，即月均53元。
如果将这两个二元结构交叉起来，就可以构成一个双二元结构。进一步地，可以依据与这个双二元结构的关系，将目前所有就业者分成三个非常不同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既在初级市场就业，可以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同时也承担较高的城市生活费用者。城市中的大部分就业者属于这个群体。第二个群体是在次级市场中就业，收入很低，但也基本不（不是在绝对的意义上）承担城市中较高生活费用者。城市中的农民工大多属于这个群体。第三个群体则是在次级市场中就业，收入很低，却同时要承担较高的城市生活费用者。这个群体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生活在城市夹缝中的人们。一般而言，越是在大城市中，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价格与城市生活费用的差距就越大。
处于两个二元结构夹缝中的就业群体主要由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者以及其他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人员构成。近些年来，我国非正规就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到2004年底，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已经达到8000万人，占到城镇就业人口的20％~41％之间。他们主要是个体经济和小型私营企业中的就业者。有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95％以上的新增就业机会是由非公有制经济中的中小企业提供的，其中大多属于非正规就业。而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来源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失业者中的再就业者，二是城市中的新增劳动力。
从上面的结构背景中，我们就可以明了新失业群体的就业障碍究竟在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其中的一些人会选择主动失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属于城市中的独生子女一代，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城市的，而维持城市生活方式的费用是高昂的。以北京这样的城市为例，许多次级市场中的月工资只有六七百元，甚至更少。这样的收入，只能维持一个市民很低的生活水平。对于喜欢社会交往的年轻人来说，也许只够请朋友吃一顿饭或两顿饭。当然你可以指责他们为何不放弃城市的生活方式，为什么还要和朋友在一起吃饭。但我们知道放弃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部分年轻人更愿意选择收入预期高但却很不稳定的就业机会。
概括地说，尽管我们承认新失业群体成员本身有其特有的弱点，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不能仅仅将眼光盯在这些弱点上，而是应当通过逐步缩小和消除两个二元结构，为新失业群体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以良性互动化解参与危机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以良性互动化解参与危机（1）
以良性互动化解参与危机
在一个社会民主化的道路上，有一个似乎难以逾越的沟壑：参与危机。所谓参与危机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参与的需求总是产生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多而严重的时期。这时，如果不开启参与的大门，社会矛盾得不到解决且会日积月累从而酝酿出更严重的危机；但如果开启参与的大门，以诸多社会矛盾为基础的参与行动往往会以不可控的方式和力度冲击试图为它提供空间的体制，严重者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可以说，许多国家的民主化过程就崩溃（breakdown）于此，还有更多国家的执政者在此沟壑面前止步不前。
近些年来，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举国各界关注的一个话题。现在人们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贫富差距并不仅仅是一个分配制度的问题，在这种种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因素背后的，往往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从根本上说，日益悬殊的贫富分化是社会权利不均衡的结果。
前文中对于出租车行业的分析表明，正是权利的失衡，造就了一种高度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
在一个利益分化的社会中，表达和争取自己利益的行为，意味着社会政治参与。这种参与包括利益诉求的表达，也包括为达到争取利益的目标而采取的施加压力的方式。而这就往往成为社会冲突的源头，参与危机也往往因此而生。在这个时候，冲突各方的行为选择以及作为行动框架的制度安排，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银川出租车事件就给我们分析社会冲突中的各种要素提供了很好的案例（下文将有详细分析）。如果联想到近来媒体对一些地方维权事件的公开报道，我们大体可以有理由相信，有关方面对社会的利益分化以及在这种分化基础上形成的利益表达，正在采取一种正视和面对的理性态度。实际上，一个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现为其中没有或很少有矛盾或冲突，而是表现为它能够容纳矛盾与冲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不至于显得束手无策或过于脆弱，同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解决冲突与纠纷的能力。但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长期缺乏参与的传统，且社会矛盾又比较突出的今天，参与大门的开启是有可能导致参与危机的。在这样的时候，需要做的不是重新关上参与的大门，而是要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参与。同时，从参与者的角度说，提高参与的理性化程度也是至关重要的。
2004年9月29日，《南方周末》在报道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流域”参与的移民维权活动时，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标题：《让移民维权更加理性》。事件所涉及的是漫湾水电站移民的维权活动。
据报道，漫湾电站被认为是全国水电站的“五朵金花”之一。当时，漫湾电厂已连续五年被评为国家电力系统的最优企业。除了本公司获利12亿多元外，向国家缴税约1亿元，向云南省财政提供税收5000万元，向库区所在地云县、景东、南涧和凤庆县缴税共5000万元。企业和政府达到“双赢”。另外，电厂的职工有漫湾股权，值班经理年薪达12万元，漫湾电厂还有自己的四星级宾馆，属职工集体所有。领导和职工也“双赢”了。
《博弈》 第三部分以良性互动化解参与危机（2）
但在距水坝仅800米的田坝村，考察人员发现，这里的240多位居民，一半以上靠拣漫湾电厂的垃圾为生。近10人在水坝修建之后患上了精神病；社区组织在瓦解，吸毒、偷盗、打架斗殴现象普遍。研究者发现，所谓“投资最省”，其中一个因素是电力公司对当地移民的补偿最低；所谓“效益最高”，其中一个因素是电力公司对移民的后期扶持最少。
库区移民的维权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这次移民维权活动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一个叫“绿色流域”的民间环保组织的参与，其负责人是毕业于亚洲理工学院流域管理规划专业的于晓刚博士。读书期间，他曾参与了漫湾电站的社会影响评价研究。从2004年开始，以于晓刚为首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流域”，在三江流域参与移民维权活动。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2004年7月下旬，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