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72-博弈-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强梢砸恢缕鹄吹母拍睿饬礁瞿勘旰芸赡苁谴砦坏摹！ �
在这四部分流动人口中，与市民化最接近的可能是从事经商等活动的流动人口。其中生意成功者已经在城市中拥有自己的住房，子女通过交纳各种不同名目的赞助费用在城市的公立学校中就学，甚至在其中的重点学校就学。他们的生活往往高于一般的市民，而且在城市中有他们的社交圈子，他们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市民。但即便如此，他们并没有完全融入所在的城市，他们没有城市的户口；在得到城市服务的时候，需要交纳更高的费用；不能享有该城市的种种福利和社会保障；在一些城市甚至不能向该城市的市民那样购买汽车。正因为如此，他们对所在城市的认同并不高，甚至具有一定的被歧视感。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是要解决他们市民身份的名实相符问题，而这实际上并不难做到。
从事一般性经营活动的流动人口，如市场中的小商小贩，情况则不同。他们一般收入并不高，无力购买城市中的住房，子女也无法进入公立学校读书，其他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也与他们无缘。但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在城市中落脚多年，对所从事的经营活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甚至也有了较多的人际关系的积累。因此，尽管他们在城市中居无定所，但他们在城市中维持生存的能力很强，其中部分人的收入可以维持全家人在城市中较低水平的生活。因此可以认为，这部分流动人口，是市民化可能性比较大的人群。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制度性歧视（特别是在子女就业等问题上），使之能够在城市中逐步定居下来。当然，这需要户籍制度以及相应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
在流动人口中占比例最大的是在工业中从业的农民工和在低端服务业中就业的人员。所谓流动人口的产业工人化，主要是就在工业中从业的农民工而言的。但如果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部分农民工市民化的条件却最差，可能性也最小。而事实上，如果不能实现市民化，其产业工人化的程度也就会大打折扣。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建筑业的农民工。他们目前虽然是在城市中做工，但即使是在城市中做工的经历，也无法使得他们向城市更加靠近一步。最近的一个调查表明，这些在工业中从业的农民工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农民而不是城市人，他们只是临时出来挣点钱的农民而已。问题是，流动人口产业工人化的问题涉及的主要就是这部分人，这部分人的问题不解决，在工业中从业之农民工的产业工人化的问题就基本没有解决。正如我们在以前曾经讨论过的，对于这部分人来说，需要解决的还不仅仅是户籍的问题，甚至首先不是户籍的问题，更现实的是如何使他们的收入能够维持自己及全家在城市中低水平的生活费用，如何在社会保障等制度上将他们真正纳入其中。然后户籍的问题才有可能提上日程。
而实现市民化最迫切的无疑是失地农民。到目前为止，完全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亩的，已经达到4000多万人。据估测，在今后20多年中，还会有大约4000万人加入这个队伍。虽然他们获得了数量不等的补偿款，其中的一部分人还转成了市民身份，但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失地失业没有社会保障的状态。在补偿款用完后，有些人会处于生活没有来源的状态。因此，如何使这部分人获得新的谋生手段，甚至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成为真正的市民，无疑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渐行渐近还是渐行渐远？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渐行渐近还是渐行渐远？（1）
渐行渐近还是渐行渐远？
2004年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乔治·吉尔博伊（George JGilboy）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委员埃里克·赫金伯瑟姆（Eric Heginbotham）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拉美化？》。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农村的危机是否正在向城市转移。而这个转移的过程是与近年来发生的大规模圈地运动、快速的城市化和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直接相关的。他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原来在小块土地上劳作的贫困的农民开始变成在城市中从事危险工作的贫困移民，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拥有城市人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网络给他们提供保护。
2005年1月11日的《新周刊》则以《为什么乡村开始仇恨城市？》的醒目标题报道了一些专家对类似现象的担忧。按照长期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陆学艺先生的说法：“中国城市化就是要了你的土地，要了你的树、你的粮食却不要你的人，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很粗暴地把农民排除在外面。”而齐建国研究员的分析则是：“现在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像是两个体制的东西，完全不能沟通，社会学上把它叫做二元经济。以前农民还可以守着土地，居民守着城市相安无事，现在的问题是，当城市化把农民的土地剥夺了，却不要农民，农民就成了游离的人，对城市的怨恨开始产生，这就很容易造成社会问题。”
这两则信息启示我们需要对近年来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以及由此体现的城市化过程进行认真的反思。
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和城乡关系的学者中，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这就是：中国农村问题只有放到城乡关系特别是城市化的背景中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没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去，从而大幅度地减少农民的数量，中国的农村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这无疑是对的。从世界各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来看，大体也是这样的规律。而只有农村的人口减少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才能得到实质性的提高。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过程的具体制度和结构背景是什么以及这些具体的制度结构背景产生的实际结果是什么？
这个背景中最重要的无疑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之后，过去由种种行政性制度安排造成的二元结构（我称之为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开始出现松动，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农村劳动力以打工者的身份进入城市。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三元结构，即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到城市打工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城市的居民、农村的居民和流动到城市中的农民工构成的三元结构。这个概念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二元结构的变动，说明我们的社会结构中出现了新的因素。但这个概念也容易让人产生一些误解，仿佛这些来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正走在从农村到城市的半路途中，换句话来说，就是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一种“过渡形态”。
然而，这样的一种理解是有问题的。在2004年，我国许多地方发生了民工荒，据有人很粗略的估计，大约有几百万的打工者离开打工的场所回到了农村。这次民工荒现象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弄明白这些流动的打工者在社会结构中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这次民工荒的发生，不外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打工的收入低、生活费用却在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税费的减免、国家对粮食种植的补贴以及粮食和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务农的收入有了提高。
《博弈》 第三部分渐行渐近还是渐行渐远？（2）
根据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04年1~9月份全国农民现金收入人均211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1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76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年份。这样的增长幅度无疑是很大的。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一下，又会发现，这种增长的绝对数又是很小的，平均每个农村人口全年不过300元左右，每个月大约20多元。每个月20多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大约相当于麦当劳的两个巨无霸。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数量，却成为造成民工荒的一个原因，成为使得流动打工者从城市走回农村的砝码。这说明，如果说这些流动的打工者是走在从农村到城市的路上的话，他们也是走了非常小的一步。换言之，与其说他们的流动打工生涯是城市化的“过渡形态”，不如说他们仍然是临时到城市打工挣钱的农村人。这样的理解对于预测我国城市化的前景、社会结构演变的前景和以及流动打工者的未来，都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流动的打工者不能在城市定居下来？我们过去更多强调的是户籍以及其他的制度因素。但实际上问题远非如此简单。这里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目前有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不同的数据，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3倍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个典型个案研究的数据大约是45倍。而一些专家计算的结果，如果将福利等因素加上，大约是6倍左右。现在世界上城乡差距排在第二位的是莫桑比克，是3倍。而我们比第二位的还高一倍。所以可以说城乡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而这个城乡差距复制到城市中，就是二元劳动力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人与流动到城市中的农村人，实际上是从属于两个非常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这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其他情况姑且不论，仅就工资而言就有着巨大的差距。作为流动人口的打工者在专门属于他们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的收入，虽然对于其农村的生活来说是可观的，但对于以相当于农村人均6倍收入为基础的城市生活来说，流动打工者的收入无论如何是无法支付其一家大小的生活费用的。
城市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最初也许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是以种种制度性排斥为基础的。但演变到今天，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因素在起作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劳资关系，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手段的缺乏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但除此之外，更应当注意到的是目前我国特有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中，至少有三个因素特别值得注意。第一个因素就是虚拟资本的因素。有研究表明，现在整个世界上，虚拟资本和实际资本的比重是5∶1，在中国是1∶1。虚拟资本开始成为积聚财富的重要形式。一次资本运作的收益，可能抵得上几万工人一年的收入。第二个因素是高科技。高科技所形成的垄断价格，使得低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微乎其微。第三是跨国公司的鸡肋式订单。这种订单使得制造业企业往往只能压低工资等方式才能赚得微薄的利润。由此可见，目前阻碍农民真正进入城市的因素已经变得更为复杂。生活在两个二元结构的夹缝中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
《博弈》 第三部分生活在两个二元结构的夹缝中（1）
生活在两个二元结构的夹缝中
新失业群体的概念提出之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2005年的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出《关于积极稳妥安排“新失业群体”的建议》的议案，议案指出“新失业群体”已经超过“老失业群体”，在就业安排上，也应“面向下一代”，优先安排“啃老族”。在昆明市，16位人大代表向昆明市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