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72-博弈-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能过分乐观。第三，由于经济社会生活基础秩序已经崩解，在目前情况下，即使是一种新体制建立起来了，也无法正常运转，一些必需的改革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举个例子，司法独立的问题是法学界不断呼吁的问题。从理论上说，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考虑到我们社会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在我们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情况下，人们就不能不有一种担心，如果司法真的独立了，司法腐败不知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从这样几个基本判断出发，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不要轻易进行涉及重大利益的改革，同时对此前的改革进行治理整顿，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并重建改革的动力与机制。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其他方面的改革无法进行，从而推进整个改革的条件尚不具备情况下的一种无奈选择。
殷练：这样的设想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孙立平：我觉得首先的一条，是暂停关涉社会中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最近的几年中，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动机良好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实施的结果，是成了一场利益掠夺的战争。而背后是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最近一些地方在尝试的公车改革和所谓“廉政保证金”，就是很值得警惕的。一些地方的公车改革，实质上成了领导干部大幅度提高工资的契机。有的地方搞“廉政保证金”也成了变相提高公务员工资或增加一项社会福利的行为。而且，这都是要由国家财政来支出的。
其次，是对已经进行的改革进行完善，对其中已经造成严重利益失衡的环节进行修复。比如，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下岗人员，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也发生严重的失衡。因此，需要在这些改革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对改革中造成的一些问题进行修复和完善。包括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对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较为严重的群体和个人进行必要的补偿。我们不应将这些措施看作是一种纠偏，而应当看作是为巩固改革成果所必需的。
第三，对于迫不得已的改革必须事先准备过程中的博弈机制。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改革所面对的阻力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要解决的主要是解放思想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来自利益对改革的干扰和扭曲至少还不是主要问题。但在90年代中期之后，在改革措施实施环节上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现在可以说扭曲的技巧已经相当娴熟。如果不在一项改革措施制定之初就将反扭曲的机制考虑进去，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的走样变形甚至事与愿违，几乎就会是必然的。
第四，建立重启改革的机制。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改革困境：国企不改革效率低下，甚至悄悄流失，但一改革就变成瓜分国有资产，而且被瓜分的资产也不见得有比国有更高的效率；司法不独立，就会处在权力的支配之下，但司法一独立，可能比现在要腐败得多。原因是在于，作为社会生活和秩序基础的底线已经被破坏，基础秩序已经失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改革中所要确立的新体制，还是原来的旧体制，都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只有重建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重建社会生活的底线，才能维护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重启改革也才具备基本条件。
殷练：这样会不会延误一些必要的改革？
孙立平：雷曼兄弟公司2002年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最大的风险是拖延必要的改革。这个说法我很同意。确实，中国的许多改革因为错过了合适的时机而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但现在提出为了改革而治理整顿，不是要拖延改革，更不是要否定改革，而是要退一步进两步，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造条件。
《博弈》 第一部分利益时代的冲突与和谐（1）
利益时代的冲突与和谐
■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
■我们必须正视建立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机制的过程是一个挑战。
■可以这样说，底线是社会的稳定，上限是利益的表达，两者之间的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空间。
■在这样的时候，需要做的是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容纳和规范利益表达。同时，从利益表达者的角度说，提高利益表达的理性化程度也是至关重要的。和谐社会的基础：利益均衡
2004年中国改革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为建立和谐社会所进行的努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可以说，这意味着社会发展取向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即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使经济建设与社会协调同步发展。
这种转变的一个基本背景是，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去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已经有俄罗斯、东盟十国、新西兰、吉尔吉斯斯坦、贝宁、多哥、南非、亚美尼亚等多个国家宣布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包括欧盟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为期也不会太远。可以说，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因此现实的危险不是有些人担心的向旧体制的倒退，而是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一种坏的市场经济，并由此断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前景，甚至从根本上败坏掉市场经济的名声。这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应当说，在过去20多年中，虽然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基本得以确立，但为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在人均1000美元这个阶段，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社会矛盾处理得好，国家就可能较顺利地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反之，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甚至使社会陷入倒退。
2004年由香港学者郎咸平引发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讨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这场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宣布了利益时代的到来。人们可以看到，这场争论与其说是不同观点和主张的交锋，不如说是不同利益诉求的对立。人们在这场讨论中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已经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即不单纯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怎样才能提供效率，同时也要回答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和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特别是如何解决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和谐社会的含义无疑是相当广泛的。建立和谐社会，这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将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缺少了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利益均衡的关键：利益协调机制
在2004年，举国上下建立和谐社会的努力，开始显现初步的效果。在历经了几年的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之后，在中央和各地不断出台各种政策和措施的扶持下，2004年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第一次超过城市，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可望出现缩小。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由于政府的直接介入而改观。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也使城市中的失业和贫困问题有了明显的缓解。但我们必须看到，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扶持的结果；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制度化解决机制并没有形成；如果2005年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城市中的就业和贫困问题也难以乐观。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就是近一两年物价的上升特别是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大幅上升，对城市中贫困群体的生活构成了新的威胁，并成为恶化利益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建构和谐社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就现实性而言，这至少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的转型。在目前我国的具体情况下谈利益格局的均衡，谈社会公平，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而言，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抉择。从一个方面来说，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目前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经济建设的时代，如果社会公平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也是不可取的。因此，简单地说用社会发展为中心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恰当的。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应当是重心的多元化。这种重心的多元化突出体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上。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由于民间经济要素特别是民间企业家的弱小，政府往往在起企业家的作用。而社会重心的多元化意味着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化。社会公平绝不是也不应该牺牲市场中的效率原则，更不能改变20多年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但同时，政府过多承担经济职能的现象则应当发生根本改变。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将促进社会公平作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
二是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再分配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据报道，我国2004年财政收入将实现新突破，达到26000亿元。在这种发展态势下，需要更关注再分配与社会公平问题。第一，国家对企业的征税。就目前的情况说，我国企业的税负特别是名义税率是不轻的。但问题是，税收效率不高，企业偷税逃税现象严重；相反，国家征税成本很高，这实际上减少了国家可以用于再分配的财力。第二，是个人收入所得税，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高收入群体税收的征缴存在很多漏洞，个税还未形成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效机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第三，是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1990~2001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年均增速为292％，12年间增长了73倍。在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有350万辆公务车，一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而在2001年，用于低保的费用只有100亿元，失业保险额只有190亿元。因此，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
三是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市场中的利益均衡机制主要体现在劳资关系上。资强劳弱是世界上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在目前的我国表现得也很明显。劳动者掌握的资源很少，尽管人数可能众多，但他们的声音很难在社会中表达出来。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涉及劳动者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