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72-博弈-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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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即使是那些在价值或意识形态上会有很大差别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在这种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甚至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却是加剧社会不公平的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利益掠夺的手段。
殷练：扭曲改革的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是在改革措施制定的环节上，还是在实施的环节上？
孙立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过程中，出发点良好且设计相对周密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被扭曲从而走样变形，几乎成为一种通例。甚至，由于扭曲改革机制的形成，正当的改革成果也会以畸形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突出表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及其私有化进程上。无论是从提高经济效益的角度还是从塑造新的市场主体的角度说，国企改革都是完全必要的。但在事实上，国企改革成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和对原有国企职工的野蛮剥夺过程。其他如人事制度改革、公车改革、公务员工资改革等都有可能重蹈覆辙。
在最初的时候，对改革的扭曲还主要是发生在政策实施的环节上。在我国，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偏离通常都比较大。在改革前，经济社会生活程序化的程度低，社会动员成为运作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各级政府主要是提出一些原则性的目标和要求，实际工作效果主要看执行部门的落实情况。在改革中，打擦边球、变通、打左灯向右转等，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式，政策制定和偏离的程度进一步加大。这些方式沿袭下来，也就成为一种习惯。当社会中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的时候，特别是某些层级的政府或政府部门本身成为利益主体的时候，这些做法就开始成为扭曲改革的机制。在那个时候，社会中利益群体或个别政府部门直接影响政策制定的能力还很小。而在最近几年间，随着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发育，其对政策制定环节的影响明显增强。在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些利益群体的影响和作用。在最近几年的房地产领域，这种现象就相当明显。同时，随着政府部门利益主体化，部门利益也开始成为影响决策甚至立法的重要因素。
由于这两个层面的因素，在最近这几年的改革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现象，我把它叫做改革陷阱。改革陷阱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为了克服某种弊端而出台一种措施，过一段时间后，弊端死灰复燃，结果是该种弊端和为了克服弊端所采取的措施一起强化原来的弊端。最近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很容易出现这种后果。比如，在医疗改革中，为了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同时要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但弄不好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短时间内，医疗价格上来了，药品价格下去了；过一段时间，下去的药品价格又上来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品价格高医疗价格低变成医疗和药品的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公务员工资改革也是如此。按一些地方的做法，在制止非规范化分配的同时，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应当说这是一个好的设想。在短时间内，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很难确保不出现这样的情况：正式的工资上去了，但过一段时间，非规范的奖金津贴又恢复了。这就是改革陷阱，我们现在的许多改革都很难逃脱这种宿命。而背后的原因，无疑是利益关系和利益群体的作用。
《博弈》 第一部分改革的共识、动力与策略
改革的共识、动力与策略
殷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条件？人们一个通常的说法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式去解决。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孙立平：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式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这个说法在理论上当然是对的。因为要从根本上克服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端，需要通过改革来建立一套新的体制。但是，我们讨论任何问题的时候，都不能离开现实的条件。我们现在在现实中能够进行哪些改革？即使是一种相对理想设计的改革在现实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进行这些深入改革的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具备不具备？都是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改革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裂，改革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中国的改革在过去27年的时间里走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既导源于现实的危机，也为走向一个新社会的理想所激发。而做大蛋糕的改革方式也成就了这种多少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可以说，80年代是一个对改革有着极大共识的年代。从90年代初开始，在蛋糕继续做大的同时，对蛋糕的重新瓜分过程也开始了。一些群体为改革付代价的现象开始出现。但这时候，人们把这种隐痛更多地看作是一种必需的代价，是一种过渡中的暂时现象。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公共财富的瓜分已经开始演变为群体间的财富掠夺。国企改革特别是国企改制，至少断送了一部分群体的梦幻，而另外一系列改革的结果，是人们的生活更为艰难。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财和私财的瓜分与掠夺，意味着他们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负担的加重。在被称之为改革的社会过程中，社会不公的现象与日俱增，而这种不公平感，正在日益瓦解改革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从另一个方面来看，20世纪80年代广泛的改革联盟日益沦为狭小的改革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动力已经基本丧失。改革动力的丧失来源于现实中改革代价承担者的出现以及人们对于自己成为改革代价承担者的恐惧。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亩；7000万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得到社会保障，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这都是我们在考虑改革条件时不得不正视的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也许需要一个“与民休息”的时间。
殷练：造成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其他原因？是否可以说改革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控了？
孙立平：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改革深入的阶段，我们没用能力在全面转型阶段上采取不同于侵蚀阶段的改革策略，没有形成在转型阶段继续推进改革的基本条件。
依据苏东改革的情况，改革可以大体分为侵蚀与转型两大阶段。如果仔细区分一下，还可以加上重建阶段。侵蚀阶段的改革策略是个体性的自下而上对旧体制的瓦解，而转型阶段则是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立法和制度建设。
在改革的初期，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叫作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这个策略在破除旧体制的阶段上是适宜的。但问题是，我们在转型阶段仍然沿袭了改革前期的改革策略。比如，像国有企业改革这样涉及基本体制和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既没有充分的社会讨论过程，也没有系统的立法。当去年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进行时，一些省说，我们早就卖完了，怎么才讨论这个问题？对此有人形象地比喻为，河上有船，岸上有桥，而我们却一意孤行地摸石头过河。有人将中国改革称之为渐进式改革。这是不确切的。事实上，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比休克疗法更为激进，如国企的改革和工人失业下岗。所以区别不在于激进与渐进，而在于规范与非规范。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许多改革几乎都是以非规范化的方式进行的。我们现在改革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与此有关的。
改革策略的转换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转型期需要的推进改革的机制无法实行。无论是整个社会对于改革的讨论，民众对于改革的参与，还是大规模的公正立法，都需要这个条件。我们在面临一种选择：要么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形成转型阶段所需要的改革策略，从而推进其他方面的深入改革，要么在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情况下暂停其他改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其他改革很可能将这个社会引入歧途。
关于立法的问题，还要单说几句。我们现在除了立法滞后的问题之外，更重要的问题是有法不依。也就是说，虽然一些法已经立了，但并没有真正将法律作为推进改革和形成新体制的手段，人们习惯用的还是“政策”、“文件”、“决议”、“精神”等非法律的手段。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这样的一些规定，在重要改革中引起的纠纷，法院不予受理。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就下发了一份名为“桂高法［2003］180号”的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暂不受理几类案件的通知》规定——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走样变形甚至某种程度的失控，就很难避免。
殷练：这是否意味着说，正是由于改革中无法转换转型阶段的策略，使得改革成本出现了不合理的转嫁，并由此导致改革动力和共识的丧失？
孙立平：在改革过程中，有一对关系是很难协调的，就是建立新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换句话来说，是如何用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来建立新体制或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新体制。在苏东，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好，我们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改革动力和共识的维护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必须看到，破除旧体制所需要的条件相对简单，那时最主要的问题是解放思想和克服旧体制既得利益的阻力。而建立新体制所需要的条件则复杂得多，需要更多更复杂的条件。
《博弈》 第一部分为了改革，需要整顿
为了改革，需要整顿
殷练：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那么在实践的层面应当如何选择？
孙立平：目前的几种主张：一是继续深化改革；二是调整改革的模式，使多数人受益；三是纠偏。
究竟做什么样的选择，需要形成几个最基本的判断。第一，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不改革中国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必须坚持的，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第二，由于利益机制对改革的扭曲，一些改革最终成为一场财富掠夺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对改革的共识与动力不能过分乐观。第三，由于经济社会生活基础秩序已经崩解，在目前情况下，即使是一种新体制建立起来了，也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