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伎町案内人-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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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 薄 �
“什么事？哪个小伙子？什么女儿？”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原来，杜伟在歌舞伎町导游期间，结识了到这边来做社会调查的山口组一个小头目的女儿。那女孩儿在东京大学就读社会学，想做一个歌舞伎町外国人生活状况的调查，居然自己大着胆子就摸了进来，刚好遇上了在街头做导游的杜伟。也不知道是缘分，还是她故意的，居然就找上了杜伟，让他帮忙给介绍歌舞伎町的情况。刚开始的时候，杜伟还一直防着她，可是，两个人在歌舞伎町里到处闲逛，日久生情，居然有了瓜葛。这事被那个小头目知道了，当即将女儿幽禁在家，而且，也给杜伟发出威胁。可是，杜伟居然是个直性子，似乎想模仿电影电视里那种英雄救美的故事，拼死也不愿意放弃那个日本女孩。结果，铃木也被动用起来，把消息传到我这儿，可能是真要动手了。
怪不得那段时间，我觉得杜伟有点魂不守舍的，原来是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于是，我慌忙向铃木赔不是，说：“请您一定跟他们说，杜伟只是一时糊涂，我会让他忘了这件事的。有时间我请您吃顿饭。最近可是一直特别受您的照顾啊！”
铃木的声音多少变得婉转了一些，他几乎用命令的口气说：“李君，你马上让那小子乖一点，不然事情会变成什么样，我可没数。”
我低声下气地放下电话，慌忙拨了杜伟的手机，把他召到身边来。
杜伟接电话时声音就有点含糊，我当时还没在意。等他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着实吃了一惊。原来面目清秀、人高马大的他居然一副萎缩的模样，脸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
“你怎么了？要紧吗？”
他无言地摇了摇头，抹了一把唇边的淤血。
原来今天他在街头导游的时候，不知哪里钻出一群人，揪起他的衣领子就打，嘴里边还骂咧咧地叫着：“看你小子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幸亏旁边酒店的老板娘暗地里叫了警察，那群人见警察来了，才匆匆散去。要不然还不知道要被打成怎样呢。
“你知道是谁干的？”我试探地问他。
他点了点头，嘴里用中国话骂了一句：“操他狗日的！”
“是你惹上人家了吧？”我盯视着他的眼睛。
想不到他也用直愣愣的眼神盯着我。
我不动声色，继续盯着他看：“你要知道，这是日本人的地盘！”
他的眼神渐渐地缓和下来，眼睛斜觑着路边的招贴画，那招贴画上，一个拄着绅士棍、戴着绅士帽、留着小胡子的日本男人正笑容可掬地招手欢迎着迎面而来的游客。杜伟唉了一声，说：“李哥，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轻轻拍着他的肩膀，劝勉他说：“女人还会有的。可你命就这么一条。歌舞伎町就是这么个地方。”
他点了点头：“谢谢你，李哥。”
“要紧吗？”我指指他身上的伤。
“没事！”他爽快地说，勉强露出一个笑脸。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杜伟慢慢变得成熟起来。我后来约铃木和他一起出来吃了顿饭。
第五部分：斗争爆发这里是江湖（1）
被金融风暴困扰的东南亚翻过了1997年的一页，1998年会是怎样的一年呢？
经济萧条使得整个日本的消费市场都很低迷，它也像一片乌云那样笼罩在歌舞伎町上空。许多日本人经营的酒店不管规模大小，相继倒闭。而中国人开的酒店却急速取而代之，数量越来越多。在布满大大小小酒店的区役所大街上，直到90年代中期，还是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的酒店相互抗衡的状态，但到了1998年，中国人开的酒店就已经几乎完全取代了其他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中国的按摩店也开始呈现燎原之势。在这之前占据主流的韩国按摩店虽然风靡一时，但很快就被中国店压了下去。
新宿歌舞伎町历来是寸土寸金，纵然经济不景气，地价房租也没有大幅的滑落。那些在这里开店的中国人除了一些老板娘身后有日本富翁支撑以外，其他人从哪里弄到这么多钱呢？
只要是个有十几平方米的店面，每个月也要五六十万的房租，地点好的更贵些，而且在签约之前要缴纳十个月房租的押金，还不包括白给房东的礼金和给地产中介商的手续费，这些加在一起，没有七八百万根本就不要想开张，更何况还有装修、进货等费用。一家店开下来，一千万日元的投入也算平常。而一个中国留学生来说，就算从十年前开始打工，只要他的工作是合法的，扣除学费和生活费之外，要想攒下这么多钱恐怕只能在梦里实现。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能在日本成功创业的，相反，此类例子也为数不少——有些头脑聪明或学有专长的人开办了自己的公司，或者做贸易，或者搞技术，取得了事业的飞速发展——但是这些精英人物却是不会来歌舞伎町开酒店或按摩店的。所以，中国人的这一轮抢滩歌舞伎町的强猛攻势，连日本社会也感到惊奇。
事实上，在歌舞伎町能够如此财大气粗，投资千万还腰缠万贯的，绝大多数是通过伪造电话卡、赌博游戏作弊等违法行业积累了第一桶金，就像当年的范勇和陈海波那样，每个月的收入多则千万，少则百余万。到了90年代后期，日本对于公用电话和赌博游戏厅加强了防范措施，他们基本上难以做钻空子的违法牟取行当，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财源，以免坐吃山空，于是纷纷把眼光投向了色情业。
中国人开办的色情业越来越兴盛，我们的生意也就好做了些。而且，即使是在经济低迷的环境下，人们在色情业上寻求心理慰藉的需要更强，这也为我们的“导游”生意带来了商机。不过，歌舞伎町的街头，又出现了新的敌情。
黑人，作为一个新生的皮条客势力，开始冲击我们的生意。
黑人皮条客最初出现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毕竟东京是个国际都市，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最初，当看到几个黑人在歌舞伎町晃荡，还以为他们也是游客。很快，我发现他们从事的工作似乎和我一样。我想上前探听他们的底细，但他们对我提防，并没有把我当做客人。我一转念，才明白我的着装过于正规，人家一看就知道我是什么身份，所以他们才对我不感兴趣。接下来，我发现他们完全没有固定的活动范围，随心所欲，似乎不受歌舞伎町的行业规则的行事。托尼和杜伟也发现了这个现象，托尼敏感地说：“这帮家伙会影响我们的生意的。”我也有一些担忧。
我知道了黑人们为之拉客的两三家酒吧，好像都刚刚开业不久，从外观风格上看完全是欧美气派，从招牌到价目表全是英语。俗话说，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得先弄明白他们在搞什么名堂。
于是，我从曾经登过广告的某报社请来了一位懂英语的编辑。我对他说要请他帮忙翻译材料，约他在新宿见了面，随后进一步说明了我的想法：由他作为客人进到店里了解一下详情。这位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有些犹豫，他真是个老实人，从未来过歌舞伎町。可是，我知道他在英国留过学，也去过美国等不少国家。在我的恳求下，他答应去试试。
在朝一个膀大腰圆的黑人走去之前，他对我说：“我要是遇到麻烦，马上给你打电话，你帮我报警，一定啊！”神情很恳切。
“你放心吧。”我安慰和鼓励并用。
果然，那个黑人向他发出了邀请，他跟着黑人朝一间酒吧走去，还回头望了我一眼。
第五部分：斗争爆发这里是江湖（2）
我在酒吧外面抽着烟，等待他的消息。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他就脚步匆匆地走了出来，看见我如同见到了亲人。我急忙带他来到“上高地”。
他的脸上还有点红，不知道是不是遇到了尴尬。
据他说，这种酒吧在英国叫做“无上装酒吧”，里面有类似脱衣舞场的舞台，只穿一条T型短裤的白种女人赤裸上身在舞台上跳钢管秀。如果客人看中哪个，付一千日元的小费就可以让她到自己的身边来跳，也可以用手抚摸她的上半身。但他告诉我，那些黑人说只要他再付八千日元，就可以把女人带到旁边的单间。
“他们是哪个国家的？”
他不愧是读书人，有板有眼地说道：“那些黑人说是美国人，但我听出他们的英语其实并不流利，应该是来自非洲某些国家的。里面的女人也自称是来自英国、澳大利亚什么的，可是东欧口音特别重，有的则是拉丁美洲的口音。”
“太感谢你了。”我欠身向他致意，付给了他一万日元的报酬。当然，他在酒吧的花销都由我来承担。
最重要的是，我现在知道了那些黑人和酒吧是怎么回事。我头脑中的歌舞伎町就像一部词典，现在遇到了几个新词，就必须要把它们储存进去。但那时我还没有想到我会跟这些黑人直接起冲突。
1998年的春天，东京下起了霏霏的细雨。这天，我刚刚和三名中国客人说好带他们去看脱衣舞，一个穿着白衬衣的黑人就跑过来用英语说“要不要漂亮的女孩”，三个客人中有一个听懂了，便流露出想去的神情。我狠狠地瞪了这个黑人一眼，大声用日语说道：“这是我的客人！你懂不懂规矩？”没想到他根本看都不看我，依旧露出白得吓人的牙齿，笑嘻嘻地说：“也可以看女孩跳舞，很便宜。”
客人中有一个动了心，但其他两个却比较冷淡。一位说：“你问问那些女的是不是日本人？”会英语的便问黑人。黑人把头摇得如同拨浪鼓：“NO！NO！”我听到他嘴里蹦出一串国家的名字，什么法国、美国、意大利之类的。客人中为首的发了话：“走吧，走吧。我们来的是日本，当然要看日本妹。那些美国妞，我们早看过了。”还是跟着我走了。
按照歌舞伎町不成文的行规，在我和客人商谈好了一起走向某家店的过程中，其他的皮条客是不能上前搅局的。日本黑社会也好，韩国人和中国人也好，只要在这里混，就要遵守行规。当托尼和杜伟也遇到了被黑人半路杀出的事情之后，我想我应该和铃木说一下这种情况了。
但还没等我说，日本人皮条客也和黑人发生了冲突。在一番街的小广场上，正值华灯初上，两名黑人和两个日本人皮条客厮打在一起。我听见叫骂时就跑了过去，站在旁边观望。没两个回合，两个日本年轻人就被打倒在地。无论身材还是打架的本事，他们都和黑人差得太多。紧接着，日本皮条客的同伙纷纷赶来助战，变成了七八个人打两个，但黑人仍然游刃有余。只要胳膊一抡，就把小日本摔个趔趄；拳头一打谁，就让他当即摔倒。如果日本皮条客不抄家伙的话，估计再来四五个也不是对手。
正在这时，警察吹响了哨子。看到这幅情景，两个警察掏出了枪，喊道“STOP！”黑人住了手，但日本皮条客以为本国人来了，便不肯善罢甘休，终于跳上去打了黑人一拳。黑人立即毛了，马上重新开战。警察们手忙脚乱，几乎要朝天鸣枪了，费尽气力才控制住局势。
两名黑人被警察带走了。我和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