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伎町案内人-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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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挣钱没有妻子多,一直是我感到抬不起头来的事。爱梅其实说得没错。当时的我正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发财之道——“引路人”而对未来满怀着希望,但实际上在她眼里,我只不过是个丢脸的没用的丈夫而已。
吵架的次数随着日本气温的上升而悄然增多,有时候我们只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双方的火气却与之成反比,说出来的攻击对方的话也愈发尖刻、冷酷、不留情面。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他为家庭付出的劳动被贬得一钱不值,工作能力受到质疑和否定,这种打击是最严重的,因为它关乎个人的基本尊严。我想,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她了。虽然她也在挣钱,但来日本最初的半年里,是谁起早贪黑,玩命地挣出两个人的学费和生活费的?况且我从没有偷偷留下过一点私房钱,也没有乱花浪费,我一直在说:“我挣的钱就是咱们家的钱!”我对于她,一切都是透明公开的。
前几次吵架之后,我还试着讲一番道理,争取能够说服她,感化她。但爱梅反而更加放肆起来。
“你说你到底到日本干什么来了?上学不行,钱也挣不到,还反过来找我这个拼命打工的老婆的麻烦。每天只能站在大街上发发纸,给那些有点钱的游客献献媚,一点点可怜的小费你就满足了?你不觉得害臊吗?”
爱和恨之间,其实只隔着一张薄薄的纸。我的忍受能力和心理防线,在不知不觉中濒临崩溃了。我在那一刻,第一次觉得妻子的脸不再美丽,反倒有些凶恶。这是我曾幻想相伴终身的人么?这是我当初许下海誓山盟的对象么?这是我全心全意想要维护的家么?
为了让自己乱糟糟的心情平静些,我便经常去钱汤(日本的公共澡堂)“避风”。
“啊!……真舒服!”
我像那些日本中年男人一样叫唤着将身子深深沉入水里。
浸入接近50摄氏度的热水当中,我把与爱梅争吵的痛苦和烦恼忘到了脑后。什么也不去想,让自己全身心都接近空白的状态,只是享受这一刻。
从水里上来后,我用一条浴巾缠在腰间,再要一罐加牛奶的冰咖啡,慢慢地品饮,那是我那段时间里少有的悠闲时分。
这时候正是日本的夏天,东京虽然没有我的故乡湖南那么酷热,但也有两个月的酷暑。平常我在大街上给人引路,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不仅身上出汗,双腿也很疲倦。在家里没有洗浴设备的情况下,只好来钱汤了。
说起来,日本的钱汤分为冷水、温水、热水三种,有的还附有药浴池和桑拿室,而且钱汤都是极为整洁的,客人要先用淋浴把身体清洗之后才可以进水池,所以不会像国内的公共浴室,水池子里到处飘着肥皂沫和人体的皮屑。
不过,我第一次进钱汤时,还是吓了一大跳。进到写有“男汤”的门里面,我看到柜台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在这里要付几百日元的门票,然后更衣再进澡堂。可是我感到非常害臊,因为柜台上的老太太可以将更衣室一览无余。难道我就在这里脱光衣服?是的,因为我前面的一位已经开始脱了。老太太或许还好说,有时坐在上面的竟是老太太的女儿,那姑娘看上去最多也只是名大学生。于是,我通常尽量躲在角落里,蹲在那儿脱去衣服,不忘用毛巾紧紧挡住私处,然后飞快地跑进澡堂。其实人家都不怕看,我又怕什么呢?早就听说过日本有男女混浴的习俗,幸好这钱汤是男女分开的,否则我恐怕都没胆量进来了。从这件小事里,可以看出日本人的一些文化特点,比如性的禁忌就不像中国那么严格。在有的地铁车站,男女厕所竟然是在一起的,女厕所在里面的几个单间,首先要经过一排男人的小便池。我也曾感到惊讶不已,尤其是我在小便的时候,听到女人从自己身后走过的脚步声,我的脸立即就红了。
在钱汤里,我还遇到过一件让我吃惊的事。那是整个后背上都雕满了异常鲜艳的文身的黑社会成员。在我看来,那幅以皮肤原色为基础的文身画得非常漂亮,像一件精致的艺术作品。当然,初到日本的我在钱汤见到他们时,着实吃惊不小。我总是尽量离他们远远的,只是用眼角余光偷偷地看,以免那位老大心情不爽,给我自己找上麻烦。
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喜欢上了钱汤,当然更盼望着去日本那些著名的温泉一游。在爱梅刚来不久的时候,我曾带她去过钱汤,回来后我还说等生活安定了要一起去温泉,在那边住上几天。她笑着说好,样子看上去很幸福。可惜,时间一转眼,我们恐怕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
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又一次碰上了好运气
直到现在,在歌舞伎町里打工的中国人中间,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没有合法签证。他们大多是签证过期又不愿意回国而留下来的,也有一部分是以坐船或假护照的方式偷渡来的。还有更多的先拿留学签证,来日后不读书,再设法拿结婚签证的。他们的目的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挣钱。更确切地说,在没有被日本警察抓住之前,有一天就赚一天的钱。在那些中国夜总会和按摩店里,有很多这样的女孩子,她们每天都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入国管理局和警察的追捕,在胆战心惊中“工作”着。一旦被抓住,她们的命运只有一个,那就是被遣送回国。当时,我和爱梅也同样遇到了类似的难题。是否继续上日语学校,对我这个老学生来说原本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学生签证却会因缺课过多而无法延长。那时,我们两人之间也经常会为这个问题争吵。
“爱梅!不去学校就会拿不到签证的!”
“那又怎么样?如果被抓住的话就老老实实回国呗!”
“你说什么呢!那样的话,当初何必还要来日本?”
“我本来就没有想来!还不是你整天吵着要来才跟着你来了!再说你不也是不好好上学,整天在歌舞伎町里混来混去,还做什么‘导游’呢!钱也挣不来几个,要不是我的这点收入,我看我们恐怕连房费都交不起!”
爱梅的脾气越来越大,说话更加不顾全我的面子。我虽然对她那种耀武扬威的样子很反感,但签证的问题还是得想办法解决才行。我可不愿意一事无成地逃回去。而且,除了金钱之外,我在日本还有很多想做的事。
回想起来,那时我来日本的最大理由其实是学习服装设计。在长沙的时候,我就当过一段时间的缝纫工人。在深圳工作的时候,作为一家服装公司的员工,我对剪裁服装也非常感兴趣。另外,我还在工作之余参与组织过当时在中国还很少见的服装模特表演。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自己设计的服装能穿在那些模特的身上展示于T型台。而日本的时装大师森英慧、高田贤三、山本耀司、君岛一郎等人在中国时装界也非常知名,所以我一直向往着,在与法国、意大利齐名的世界时装先进国度日本,得到一个正规学习的机会。于是,我拿出了在深圳工作六年的全部积蓄,来到了日本。眼下这个志向还没有任何进展,我怎么可以轻易回国呢?
不过,我在日本的运气应该是不错的,好像冥冥当中会有一只手,每当我遇到困境,它在节骨眼上总能帮我柳暗花明般地解脱出来。我已经很多次遇到这种情况,用语言是难以说清的。用传统的话讲,在关键时候,我总能遇到贵人相助,简直就是一种神秘的“缘分”。
这一次同样如此。
一天,我和“相亲俱乐部”的老板一起去吃饭。我和他已经很熟悉,自然地就把心里话全向对方掏了出来。当我说到想学服装设计时,老板告诉我,如果真要上的话,“东京流行时装学院”很有名气,而且学校的地点就在新宿附近。听到这个消息,我坐不住了。第二天,我就直奔当时位于西新宿高层建筑第四十四层的这所学校。
我又一次碰上了扑面而来的好运气。80年代后期,正是“东京流行时装学院”刚刚开始扩招留学生的时期,学校里已经有为数不少的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亚洲留学生,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却一个也没有,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中男性学设计专业的仅我一人。因此,学校对我表示了极大的欢迎。
事实上,我的突然上门求学在恪守程序的日本人看来,应该是有些唐突的。但尽管我毫无准备就贸然前来,学校方面还是迅速研究了接收我的可能性。很快,只履行了极其简单的面试后,我就被顺利录取了。作为“第一名中国大陆留学生”,我受到了学校热情的款待。
签证的问题解决了。日语学校的签证最多只有两年,这所专门学校(中专)居然和大学一样,共需要四年时间。也就是说,只要认真上学,我在四年之内的签证都有保证了。不但能学到我朝思暮想的服装设计,而且还能拿到长达四年的留学签证,简直是两全其美。况且学校和我的打工地点又同在新宿,省去了太多的时间和麻烦。
但是,爱梅的签证怎么办呢?日语学校虽然还保留着她的学籍,可她却早已不再去学校上学了。没有出勤率,签证自然无法指望,而且继续拿到留学签证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没想到这个问题居然也很快得到了解决。我到东京入国管理局去咨询时,才第一次知道:四年制的专门学校相当于大学专科,该校留学生的配偶可以拿到陪读的家属签证。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的签证就都不用担心了。
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专为女性服务的“男性俱乐部”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学费。“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学费一年要一百二十万日元。这对于那时的我,可是个天文数字。一般的私立大学学费也不过七八十万日元,国立大学更是几乎免费,只有医学、艺术等学科的学费最高,而“东京流行时装学院”虽然是个中专,但由于专业的特点和在业界的声望,再加上该校的毕业生几乎有百分之百的就业率,因此学费完全是大学中的高昂水准。
我那时想,看来只有拼死打工这一条路啦。
说老实话,我绝不是那种清高之人,我是个凡夫俗子,是个市井之徒,是个想有更多的财富、想吃遍美食、想拥有名牌的有贪欲的普通人。中国很多留学生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穷困生活,不受任何花花世界的诱惑和干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最终获得了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功。多少年来,街头巷尾像这样的美谈数不胜数,但在我看来,至少在日本,这些大多都只能称之为编造出来的“美丽的谎言”,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也许这个世界上真有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尚之人,我甚至相信一定会有,但我在日本的这些年来,看到了太多的反证。
我需要钱,至少钱能帮助我实现梦想,只不过,在追求的程度和方法上,我保持了一定的克制。范勇和陈海波有时给我打电话,他们还劝说过我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记得范勇和我说:“小李,你来吧。我现在每天赚几十万,都没时间去花啊。”每天几十万,是个很有诱惑力的数字,但我还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