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 作者:林语堂-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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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给旧事物一个新名称，此旧事物便不复存，所以“征兵制已废”。
在集中登记管理人民之外，还有一种农民田地强迫登记，作为征收新税的依据，以及另一种将政府的马匹寄养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税法及保马法。像所有集体制度一样，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为照顾人民的焦虑之下，这个新政权必须确知人民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也像其它集体制度一样，这个新政权也认为缺少了特务人员是不能统治的。 因而其特务制度在神宗熙宁五年（一0 七二）成立，幸而苏东坡已经离开京都了。这个新政权若不把御史台（相当于现代的报章杂志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党手下人填满，这个新政权也是无法发挥效能的。王安石也觉得有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往后则像希特勒，因为他一遇到别人反对，则暴跳如雷——现代的精神病学家，大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
显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历史家和批评家共同认为他一个不可饶恕的行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会的冒险改革，而是他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一事。他也像王莽那样窜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写他自己的《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的官定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疏解。以一个学者而论，王安石还算不错，但还不足以把郑康成、马融、陆德明等鸿儒取而代之。他此种行为，既是官权的滥用，又是对学术的污辱。中国科举考试，一般都是以经书的一段为题，而应考者的发挥题意也要依据经书。这个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说国内的考生必须在每个题义上，要研究并且吸收王安石所说的话，自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学，一直到“鹌”、“果”、“雉”等字的语源。苏东坡离开京都之后，一次在地方考试时监考，曾写过一首诗，表示对考生试卷上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之呆板雷同的厌恶感。
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也和他的语言学一样，往往带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创见多，而学术根基浅。但是他却相信，在解释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观念时，他之认为如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经新义》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为人所遗忘，而且也一本无存了。可是在他当权之时，则是科举考生人人所必读的经典；考生的意见如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余。最为人所厌恨者，是此《三经新义》是在两年之内仓促编成的；此书之正式开始编纂是在神宗熙宁六年（一O 七三）三月，由他的小儿子和一个政治走狗帮助之下编成，后两年出版。这本急就章，就定为儒家思想的标准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对疏解有所改变，为应天下考生之需，新版本立即出现。考生人人知道，他们的前途是全系于能做这个修正本的应声虫与否而定。
这里不讨论王安石学问如何，苏东坡觉得实在难以容忍，因为苏东坡的学问胜过他实在太多。不过现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学之荒唐可笑，简直跟外行人一样。在他的《三经新义》之外，在当代学人之中，大家最愤怒的事，就是王安石所引起的讨论字源学的怪风气。他的字源学，只是字的结构与来源的研究，不是用比较方法，而是凭个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这是独得之秘，是对学术上不朽的贡献，至老年时犹苦研不辍，成书二十五卷。西方的学者会了解，一旦学者任凭想象力纵情驰骋而不予以科学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汉人的说经与清儒的朴学方法，那他写二十五卷字源学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则这部《幻想字源学》一天可写十部。像王安石这样研究一个字构成的各种理由，为什么一个字由某些偏旁组织起来就表示某种意义，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源说有五十条左右流传下来，都是供茶余酒后的笑谈。苏东坡和王安石之间的许多笑话，都是以此等语源学为关键的。
苏东坡喜用“反证论法”。中文里有一个“鸠”字，是“九”“鸟”合成。显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语音学的道理，只想从意义上找点趣谈。一天，苏东坡和他闲谈时，忽然问王安石：“可是，为什么‘鸠’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王安石语塞。苏东坡说：“我能告诉你为什么。诗经上有：
‘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是九个吗？”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这个“波”字触动了王安石丰富的想象，他说“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苏东坡遇见他，向他戏德道：“‘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违反中国字构成的基本原则。有时他割裂字根为二，再另与一个部首相接，像“富”字一例，真会使语言学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国后代的学者，在西方集体主义的观点上看，打算为王安石洗刷历史上的污点，说他的观念基本上符合现代的社会主义，打算这样恢复他的名誉。在为王安石辩护的学者之中，中国现代一个伟大的学者梁启超，便是其一。主张王安石的社会主义观念为是为非，自无不可，但是他那社会主义的政权必须凭其政绩去判断才是。事实是，王安石使国家的垄断，取私人的垄断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业；农人在无力付强迫的青苗贷款和利息之下，卖妻儿而逃亡，为他担保的邻居，或与之共同逃亡，或把财产典卖。县镇监狱有人满之患，每一县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没收的财产，法厅也讼案充斥。朝廷这样失政之下，即使没有外族侵入，任何朝代也会灭亡的。在神宗熙宁七年（一0 七四），一道圣旨说商业停顿，百姓失业；过了两年，另一道圣旨停止了青苗贷款，其中说很多百姓因无力归还贷款而遭监禁鞭答。在哲宗元佑五年（一0九0），已是二十年左右之后，苏东坡在设法挽救乡间的经济破产，请求政府归还没收的财产，宽免贫民的欠债，他的奏折中说：
……藉纳拘收产业，除已有人承买交业外，并特给还未足者，许贴纳收赎，仍不限年，四方闻之，莫不鼓舞歌咏……以谓“某等自失业以来，父母妻子离散，转在沟壑，久无所归”。臣即看详元初立法，本为兴置市易以来，凡异时民间生财自养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无他业，不免与官中首尾胶固，以至供通物产，召保立限，增价出息，赊贷转变，以苟趋目前之急。及至限满，不能填偿，又理一重息罚。岁月益久，遗欠愈多。科决监铜，以逮妻季。
在实行新法的前几年，王安石还能把惨况巧为掩饰，使神宗不明真相，坚称他的土地政策颇获农民支持，将一个极权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种巧立名目，令人觉得犹如今日一样。那时，也和现在一样，人民对一个政权是否爱戴，只有在那个政权失势之后才能知道。皇帝诚心要明白真相，自己派人去察访。但是太监和那些诡诈的调查官吏，知道皇帝赞成变法，于是总是向皇帝报告百姓喜爱新政，说税吏一到，人民欢呼，若照预先布置好的欢迎会的情况说，这话当然不错。王安石在当政数年之后，可怕的情况终于在皇帝驾前泄露出来，是经由一个地位卑微的宫廷门吏的几幅画，皇帝才知道的。
那个皇宫的门吏名叫郑侠，他看见成群的农民从东北逃到京都，充塞在街道之上。他知道绘画比文章力量更大，他心想画几幅灾民图呈献给皇上。一幅难民图上画的是农民身上一半裸露，忍受着饥饿，在狂风暴雨使人无法睁眼之下，在阳关大道上挣扎跋涉。另一幅画上是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树皮，还有别人带着铁链，扛着瓦砖薪柴去卖了缴税。皇帝一见，掉下泪来。这次出奇的献图（容后再叙），继之以惊人的警星出现，中岳嵩山崩陷，神宗才废止了多项王安石的新法。
第八章 拗相公
一场政治风暴现在刮起来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会把宋室焚毁。这场风暴始于国家资本主义者，人称之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对派之间的一次斗争。王安石的反对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贤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气氛中拔耀培养、留做领导国政的一代人才。我们需要了解那次政争的性质，因为那种朋党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
中国最早的通俗文学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预示中国小说的来临，是一个短篇小说，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字的短篇小说集，新近才发现，这足以表示，王安石死后不久，在通俗文学之中，他便以其外号为人所知了。那场政争的悲剧之发生，就由于一个人个性上的缺点，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承认自己犯错。朋友对王安石的反对，只增强了他贯彻他那政策的决心。有人告诉我们，说个性坚强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是却需要予以精确的说明：就是说坚强的个性是用去做什么事。王安石很可能还记得学生时代曾听见一个平常的格言，说“决心”为成功的秘诀，自己却把固执当做那种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时，他在文学界是以“三不足”为人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是苏东坡赠与他的标志。
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对，朋友方面，或是敌人方面。他能言善道，能说动皇帝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要把他的计划进行到底。这就暗示他要压制一般的反对意见，尤其是谏官的话，谏官的职责本来就是批评朝廷的政策和行动，并充当舆论与朝廷之间的桥梁。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好政府必然是“广开言路”，而坏政府则不然。所以开始论到新政之后，自然争论迅即涌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批评与异议的自由。这次交战，宰相王安石赢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国官员分成了两个阵营，陷于朋党之争，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几年之后，变法方案即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两派的裂痕则演变愈甚，其后果亦更加严重。
在朝廷上此一政争，成了“流俗”与“通变”之争，这两个名称在当代文学里曾多次出现，而王安石亦最喜爱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与王安石持异议者，王安石皆称之为“流俗”派，而他与其同党则称之为“通变”派。王安石攻击批评者，说恶意阻挠新政。在另一方面，反对派则攻击他，说他“视民间清论为流俗，视异己者为腐败。”刘挚则称：“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王安石这位宰相排斥反对他的御史之时，反对派对他更重要攻击的，是他欲“钳天下人之口”，也就是使天下人不得批评政府。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党治的组织，使之具有大家公认的权力，也有当政党与反对党大家公认的责任。没有计票、举手、表示是否，或其它确定公众意见的方法。中国人在集会时，只是讨论问题，然后同意某一决定。在原则与实际上，对政府政策之批评，政府不但容许，亦且予以鼓励。敌方可推翻内阁，或中激而退去。每有朋党之争，习惯上是将反对派放出京都，到外地任职。甚至在仁宗和英宗时，政府颇着盛名的领导人物如范仲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