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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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部分：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 明灯抑或幻象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2）
1883年，巴西废奴主义思想家乔科姆·纳布科曾经在批评自己的祖国时说：“中产阶级——国家前进的动力——在这里无处可寻。”Nabuco； Joaquim，Abolitionism： The Brazilian Antislavery Struggle；Robert Conrad； Trans（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7） Quoted in Brian P Owensby； Intimate Ironi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 他的意思是，这个国家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产阶级的缺席。与他的意见相左，70年后，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兰伯特在调查了巴西的社会结构后则声称：“新巴西之所以和旧巴西有着如此深刻的差异，首先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兴起。”Lambert； Jacques； “Le Brésil： Structure Sociale et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Cabiers de la Fou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44（Paris； 1950） Quoted in Brian P Owensby；op cit； p3
他认为，自由职业者、公务员、军人、职员，以及其他如兰伯特所谓的“羽翼未丰的中产阶级”，正在毫无保留地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思想、新的理念，他们抛弃了旧有的等级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更为现代、更为流动、既不赞同也不接受委任制度的个人社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在国内政治中高调表达自己的意愿”的角色。
在70年中与这些评论——尽管它们所持的观点往往相去甚远——相呼应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中产阶级代表了巴西历史性变革的关键。这种呼应不是偶然的。纳布科与兰伯特所在的时代相距70年，但他们都同样关注被视为是个人主义的、精英主义的、而且也是富于进取精神的“中产阶级传奇”。
中产阶级的传奇来源已久。早在18世纪已经崛起的英国商业阶层在击败了濒死的贵族阶级，将19世纪的英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富有、自信的中产阶级就很快成为社会稳定的象征。英国19世纪下半叶的进步与中产阶级的崛起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其他国家都极力试图复制英国的成功模式。到了世纪末，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抽象并被广泛使用的概念。
在接下来的20世纪里，“中产阶级”一词时常被用于对于一个国家的前景的判断。例如，在1907年，英国历史学家AF泼拉德宣称，“中产阶级的诞生”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中世纪之后现代化成功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从历史文献来看，中产阶级很容易倾向于捍卫私有财产、公共伦理等理念，而这些对于现代社会的平稳运行都是极端必要的。几乎没有20世纪的其他社会学及政治学的概念能够如此经久不衰，如此富有魅力。
这也就是兰伯特在1953年为巴西中产阶级所作出的判断。根据他的观点，中产阶级是现代化社会的中坚力量，他假设，中产阶级是可复制的、全球性技术化的进程的创造者。
兰伯特是现代化理论最早的创始者之一。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成功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以更现代的某些文化价值——个人主义、绩效考核制度、平等等来取代传统社会中某些旧有的文化价值——等级制度、委任制度等等。在冷战的紧张气氛中，发展研究和现代化理论试图寻求能够适用于传统的落后国家，使其变成现代、富有以及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实际上，北美洲和北欧成熟的工业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代表了一个世界历史性进程的顶点，当它扩展至其他国家时，将会是对其发展过程的严峻考验。现代化理论学者时常将中产阶级作为这一进程的关键。依靠反对委任制度、等级制度和对个人主义和绩效考核制度的拥护，现代化理论看上去也许能够将拉美国家从“落后”中拯救出来。整个20世纪50年代的乐观主义者们都期望拉美中产阶级可以遏制或彻底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社会混乱。作为在拉美地区工业化程度最高，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巴西也不例外。
但是，无视巴西的本土历史，将巴西中产阶级置于一种远离现实的理想状态，套用作为坐标的“欧美中产阶级”的发展经验，就一定能够解决这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吗？对于巴西来说，“中产阶级促进现代化进程”的理想，究竟是一盏指路的明灯，还是尽管美好却难以企及的幻象？
第十三部分：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 明灯抑或幻象一诞生：竞争性社会秩序的形成（1）
中产阶级的产生巴西的中产阶级的产生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在此之前，巴西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奴隶制度和庄园制度。等级观念是如此深入巴西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人们没有其他任何选择。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日常生活与政治关系都是依据奴隶制度残酷的旧习以及令社会极度紧张的委任制度来运作。国家大力支持的农业出口在直到1930年之前的时期之内都掌控着整个巴西的经济命脉，即使在商业已经开始发展的时期依然如此。
19世纪的最后25年，由庄园经济和奴隶制度所界定的社会文化被彻底融合，咖啡工业迅速发展，咖啡的出口大大增加。圣保罗的工厂由200个迅速跃升至超过4000个，其中大部分由移民所拥有。为了满足对于劳动力的迫切需要，政府积极从欧洲、日本等地引进外国移民。在1870～1889年之间，超过10000名自由雇工进入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数百家新建工厂。圣保罗成了巴西新的经济中心，里约热内卢则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路线：它的经济发展依靠的是进口商品的集散，这里成了巴西最大的消费市场。Ibid；p27
城市的市场化特征日益明显，非体力劳动者的工作前景是颇为被看好的。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对于会计、银行雇员、书店店主、专业顾问等的需求大为增加。在1872年前的里约热内卢，外来移民占据了商业雇员职位的1/3。一个幸运的年轻人可能从擦地板开始，成为某商行驻外地的销售代表，最终成为该商行的一名合伙人。
商业雇员们非常重视自己所取得的社会地位。他们把自己明确地与体力劳动者区分开来。为了使两者的身份不致混同，1880年，43个商业雇员在里约热内卢建立了一个协会，以其代表整个城市的15000～20000名商业雇员。这个协会的出现很明确地反映出他们日益增长的自豪感。商业雇员们要为自己寻求与欧洲商业雇员类似的声望和地位。这样一批人首先为与土地和奴隶所有制没有直接关联的社会身份认定形成了基础。
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将美国社会中的“白领”界定为新中产阶级，并认为：“新中产阶级并未组成一个紧凑单纯的阶层。他们不是在同一水平上出现，而是同时进入了现代社会的若干层次当中。”“消极地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积极地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第84页。
在巴西，商业雇员们对自我身份的界定正是中产阶级出现的标志。
20世纪初，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城市化的步伐显著加快了。从1900年开始的20年里，1500万移民进入巴西，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在圣保罗的咖啡种植园或咖啡厂里工作。圣保罗从一个1890年只有65000人的小镇转型为1920年拥有约60万人的大型城市。其中24万人在拥有超过500名工人的大工厂里工作。圣保罗的发展是如此迅速，充满了活力。一名政府官员声称，圣保罗正在成长为“伟大的工业中心”，就好像是芝加哥和曼彻斯特的结合体。Brian P Owensby；op cit； pp15～25
1913年，圣保罗已经拥有46家电影院，一家滚轴溜冰场，以及数不胜数的进口商品。在绚丽的市中心有着大型百货公司、高级宾馆和华丽的店铺，与工人阶级街区里简陋的小店、咖啡屋和路边小酒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里约热内卢，贫民区被成片推倒，建成为宽阔的大路，为了建立巨大的市中心，数千贫民被迫迁居。摩天大楼、俱乐部、艺术画廊充斥市中心，但被迁走的穷人依然生活在卫生条件极差的贫民窟里，他们的生活条件并无改变。
竞争性社会秩序开始形成
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城市文明出现的关键是文化教育在城市居民中的普及。在这两个城市里，受过教育的人口比例从1887年低于50％的比例上升到了1920年的75％，而在这期间全国的人口增长则为25％。这一不可思议的进步为中产阶级的产生创造了条件。1900～1920年，整个巴西从事办公室文职、商业贸易、管理等行业的人数增长了一倍，总数超过80万人。1920年里约热内卢的白领雇员和专业人士构成了50万雇员阶层的20％～30％，圣保罗的白领阶层相对略少些，但同样也可能达到了20％。
巴西社会的巨大变化逐渐显现出来：一些小庄园主陷入破产的泥淖，被迫到城市里谋生；随着奴隶的解放，大量奴隶前往城市；与此同时，大量的外国移民也涌入里约热内卢寻求机会，这些都使巴西城市居民的民族和文化构成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由于贫富分化的加剧，遍布城市的流民逐渐成为“正在滋长的危险”。Ibid；p19
巴西社会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竞争性的社会秩序”开始形成。在所有的社会等级里和社会个体之间都有着体现——竞争的内容包括工作、地位以及物质和整个市场经济。当然，市场在当时的巴西并非新生事物，但的确是在奴隶制度被废黜之后，以竞争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才变成日常生活的核心部分。
第十三部分：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 明灯抑或幻象一诞生：竞争性社会秩序的形成（2）
一个“等级＋庄园”的社会不可能简单地让位给“竞争性的社会秩序”。实际上，在巴西，市场体制一直无法摆脱奴隶制和委任制度的影响。这种结构性的延续直接影响了巴西20世纪的社会秩序。对新生活怀有热切希望的年轻人而言，委任制度仍然有着巨大的力量。无论是应聘还是擢升，他们都需要找到能够为他们提供上升通道的庇护人，尤其是那些有着深厚关系网的富有亲戚。依靠这一方式，富有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甚至一些混血儿（往往是富人与黑奴的私生子）获得了教育的机会，并为未来找到了可资利用的友谊。无法寻找到庇护人的年轻人在完成教育后则很难寻找到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进入日益扩张的州及联邦政府机构，但缺乏政治关系和家庭背景，或是不精于谄媚之道者，很少能够得到在国家机构任职的机会。
不过，还是有人依靠顽强的进取精神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例如，在铁路出现之前，马帮主就是从被上层人物视为流浪汉的人群中出现的。19世纪5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