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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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4 月，包括白领工人和小企业主在内的中产阶级对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提供了积极的支持，这直接导致了李承晚独裁统治的倒台。在197１年的总统选举中，绝大多数的城市中产阶级投票支持金大中，反对朴正熙违反宪法中最大任期不得连续超过两届的规定而继续执政的企图。朴正熙通过政府手段操纵公民投票改变了宪法，参与第三次选举。尽管朴正熙动用了行政力量，却只获得全部选票的512％，金大中获436％。在以微弱的优势险胜金大中而逃过此劫后，朴正熙决定废除直接选举制度。在1985年的总统大选中，中产阶级反对集权统治的选举抗议活动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次选举中，由被压抑几年后刚刚恢复人权的政治上的老对手组成的反对党——新民党，在城市中产阶级主要居住地区大获全胜，给执政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1987年6月，大量的白领工人参加了学生的上街游行示威活动，要求修改宪法进行直接的总统选举。这是中产阶级参加的最大的反政府街头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其规模和激烈程度都要比他们曾参加的1960年的学生游行运动大得多。中产阶级的广泛参与改变了全斗焕统治集团的态度，也影响了美国政府对全斗焕的统治能否继续存在下去的看法。执政党感受到了深深的政治危机，并对民众的政治压力做了让步。Koo， Hage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Korea Middle Class”， Hsiao HsinHuang，opcit， pp63～64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六政治参与：一种新的民主力量（2）
这些证据清楚地表明：韩国中产阶级有强烈的民主愿望，并在几个关键时刻对政治变革起到了催化作用。其一，韩国中产阶级有力的政治参与，推进了韩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韩国保持完整的儒教伦理道德“一方面可称为是美风良俗，但另一方面却是在政治上产生集权‘威权主义’不良后果的根源、滋生权威主义的温床”，朱伟奇、王夏刚等：《韩国现代化的诠释与反思》，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九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279页。这使得从韩国独立伊始李承晚执政一直到全斗焕在位期间，一直是集权式的“威权主义”，而共和只是徒具虚名。但随着韩国经济现代化的步步深入，中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政治民主化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卢泰愚的上台及其1987年发表的历史性的“6·29”民主化宣言，标志着军人政治的终结；而第六共和国的金泳三创立透明政治，重建亲民形象，使韩国的政治体制发生重大改变，实现了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飞跃；1998年金大中当选总统，这种朝野之间的更替则使得民主化更进一步。在短短几十年内，韩国政治文化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权的经济社会力量——市民社会逐渐形成；合法性意识从权力运用转到权力认同；集权主导型体制向民主主导型体制转变。吴从环：《困境与出路：韩国模式变迁的政治分析》，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六辑），同前引书，第76～77页。 在20世纪90年代末，“韩国中产阶级比例已占人口的60％左右，成为社会变革运动的主要力量。”其二，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促进了韩国市民社会的形成。中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也使他们成为除工人阶级之外的市民社会的两大力量之一。崔志鹰：《试析韩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国际观察》2002年第4期，第48～52页。而从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进程看，中产阶级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进而从根本上排除独裁体制的社会基础，以中产阶级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市民社会在其形成与发展的同时，也对传统儒教的社会、政治观念提出了挑战，对韩国强国家与弱市民社会的传统不断产生着冲击。
韩国中产阶级对韩国政治很不满意。他们对已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不满，希望现行的权力体系有显著的变化。他们自认为改革主义者，更喜欢不断的变迁，并有着关于韩国社会发展目标的明确想法。他们更多地表现出了激进而不是保守的政治倾向。相关的几个调查表明，他们强烈反对集权的政治体制，对迟滞的民主化进程以及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不满。他们对韩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不满，对于社会发展中的利益再分配也颇有微词。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可从一些相关的调查得到更为详尽的说明。Hsiao HsinHuang，opcit， pp59～61
例如，1987年的一个国家调查表明，中产阶级受访者认为经济上的不平等是韩国的三个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其他两个是集权的政治结构和政治领导人中间的腐败（Han， Kwon and Hong，1987）。4/5的受访者认为他们会支持改进人权和收入分配的措施，即使这些措施会引起经济减速。他们表示了对富人和掌权者强烈的敌意。2/3还多的受访者同意“政府应该停止对大企业的优惠政策”的说法。让人吃惊的是，绝大多数人（88％）支持“那些拥有大量财富的人必须把他们的资产返还给社会”的说法，由于这些中产阶级受访者一度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受惠者，这种态度确实是有些让人始料不及的。
更有甚者，这些中产阶级受访者表达了对贫苦农民、工厂工人和贫民区居民的强烈同情，支持他们进行的抗议活动。他们同样对学生反对集权统治的游行和知识分子中意见不一的运动表示强烈的支持。
1983年的另一个调查发现，中间阶层有一种强烈的亲近劳动者的取向。实际上，这些发现说明中产阶级受访者比工人阶级受访者对政府压制组织劳动力的政策更加持批评态度。大约2/3的中产阶级受访者把劳资冲突的主要原因归于雇主的贪婪和政府对工人的强硬压制而不是工人的无理要求。
1987年在汉城的调查也很有意义。这时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带来的政治自由化的觉醒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遍布全国的劳工不安状况，这一调查正是在此后不久进行的。包括新中产阶级和旧中产阶级在内的受访者对劳资冲突和学生游行表示了相对较高的容忍水平，虽然新中产阶级比旧中产阶级更支持这些活动。他们中的大多数表示，现在的劳资关系对工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必须得到改变的。工人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超过40％的人赞成劳动党的成立，而这在保守的韩国人中一直被看作禁忌。
这个调查还发现中产阶级对韩国的机会分布持积极的观点。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受访者相信在韩国社会，只要有能力、肯辛苦工作就能够取得成功。毫不奇怪，老中产阶级比新中产阶级对社会流动机会表示出了更大的信心。尽管对体制持批评态度，这些中产阶级受访者认为政府在解决主要的社会问题如贫困、住房、医疗和教育等问题时起重要作用。另外，在社会变迁上他们无疑是改革主义者。调查样本中的大多数人喜欢解决主要社会问题的渐进方式，而不是激进的改革。
这些调查在逻辑上会导致韩国中产阶级非常激进、在政治取向上趋于民主的结论。但韩国中产阶级是否真是政治和民主转型实践过程中进步的政治力量，这个问题目前还在进一步讨论之中。在群体的态度和实际行为之间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中产阶级身上就更为可疑。即使中产阶级按一致性的进步方式行动，在它的本质与天性上仍会有问题出现。他们的进步取向同工人阶级一样吗？他们眼中的民主社会与工人阶级相同吗？
这些问题在韩国政治分析家中已经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主要看法分为两种：其一，一些分析者认为韩国中产阶级已经具有了期望韩国政治和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的强烈共识，因此，他们会作为民主改革的一支进步力量。其二，另外一些韩国政治分析者则认为，韩国中产阶级基本上是保守的、地位取向的群体。他们相信中产阶级所展现的进步态度是肤浅而不真实的，他们怀疑作为过去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受惠者，中产阶级会真正乐意放弃他们所获得的东西。中产阶级行为上的进步只是表现在他们曾经受益的经济体制保持稳定和强大，而如果它被社会大变动所威胁，他们很快就会改弦更张，转向秩序和稳定的一面。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六政治参与：一种新的民主力量（3）
中产阶级是否能被看作一种政治转型中的进步和民主力量引起了韩国政治分析人士和社会学家的高度重视。在韩国，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有形的社会力量在前所未有的政治转型中被赋予了一个“政治使命”，至于中产阶级能否担此重任，人们仍在拭目以待。
韩国中产阶级的出现是一个具有政治和社会根源的晚近现象。事实上，单独强调韩国中产阶级进步的一面或者保守的一面，都不能正确界定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更为客观或者全面的看法是应该承认韩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两面性，即他们可能是温和的也可能是激进的，可能是保守的也可能是进步的，而这种政治角色的不确定性要根据政治冲突的原因、进程和具体的情形来确定。
就其意识形态上的倾向而言，韩国中产阶级自然而然地分为趋于温和、保守方向和进步、激进方向的两支。新中产阶级部分倾向于同情工人阶级，而老中产阶级表现出更为保守的倾向。即使新中产阶级的态度也会在集权国家和激进工人中间游移不定。如果国家和政府过于专制和保守，压制或者镇压民主、自由的政治运动，他们会如同在激进的劳工运动中曾表现的那样，支持学生和工人反抗国家和政府权威；但是如果学生、工人过于激进以至于他们的政治激情可能会破坏社会稳定、造成混乱局面而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的话，他们又会收回他们的支持。因此，“要理解中产阶级的政治行为，必须首先明确中产阶级付诸行动和做出反应的时局和形势”。Hsiao HsinHuang，Ibid，p15在分析中产阶级要求政治自由的进步角色和不确定的政治转型中的保守角色时，超越当下形势局限的分析是很重要的。韩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中所表现出来的“摇摆不定的”或者“见风使舵的”的机会主义角色，从总体而言，是不稳定的、不确定的、情境性的。
韩国中产阶级的这种特定的政治角色，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原因。第一，二战后美国控制了朝鲜半岛南部，并在小学、中学、高中和高等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同时对学校课程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这可能会对二战后的韩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可以推测，韩国中产阶级自由、民主的理念不能不受此影响，这可能有促动韩国中产阶级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一面。第二，国家、政府是理解和预测韩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关键变量，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紧张是中产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