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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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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化对现代中产阶级社会的发育和成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8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发凡于英国纺织业,至1784年,瓦特蒸汽机的发明,标志着工业革命出现高潮。机器化大生产代替了手工作坊的劳动,工业社会取代了农业社会,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工业强国与“世界工场”,但同时也导致了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的严重问题,在狄更斯等小说家的描述中,当时社会问题可谓触目惊心。    
    美国的工业革命比英国迟半个世纪。以富国为目的的工业化如何才能尽量避免先发展国家经历的问题,这是当时美国人关注的重心。18世纪末,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展开了有关美国现代化的第一次辩论。杰弗逊强调自由与平等,而汉密尔顿则更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认为财产上的不平等是难免的,建立有产者的秩序就意味着社会的稳定,他是发展制造业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有产者的代言人。在美国的整个发展史上,自由与竞争究竟孰轻孰重,这一论争的思想内核一直贯穿于美国社会发展的主线之中。美国在18世纪末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理想,那就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提出的“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从而使公民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平等的权利。在当时美国社会有两大特点:一是这个农业社会有相当浓厚的民主和平等气氛,对农业社会充满理想甚至幻想。二是国家的经济十分脆弱,联邦政府在战争时期欠下大量债务,独立的民族经济有待振新。以杰弗逊为代表的政治家认为政府就是为了保护私产而建立起来的,人人拥有财产,政府则不让一部分人去剥夺另一部分人,从而使每个人都保持独立自由的权利,“不能保证财产安全的政府是一个不公正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会任意地实行限制、豁免和垄断,不让部分公民自由使用才能,自由选择职业,而这些正是获得财富的手段。”他对工业化持排斥态度,而希望能够在新大陆发展出一种理想的农业社会。他认为工业化可能导致社会差距过大,与美国的社会理想相悖,面对工业化的山雨欲来之势,他发出“美国民主处于危险之中”的疾呼。以汉密尔顿为首的另一观点则代表了强大的东北部工商主利益,这种观点认为工业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美国改变因连年战争而负债累累现状、维护民族独立的唯一出路。他们希望政府支持工商业的发展,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便保护其利益和财产。辩论的结果在今天看来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但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和追求财富的竞争意识却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发展的两个最主要的维度并一直在延续。    
    工业化由时代潮流挟裹着如期而至。18世纪末,汉密尔顿的《关于发展制造业的报告》吹响了美国工业化的号角,到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进入高涨阶段,农业社会已经被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代替。1900年,美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头号工业国家。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72页。美国工业化引起的急剧的社会变动丝毫不亚于自然界的火山爆发。    
    美国中产阶级首先是美国经济上巨大成功的产物。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美国人经历了三次大的工业革命,完成了机器化大生产所需要的一切改造。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人实行技术革新,热衷于发明创造,是美国经济起飞的一个准备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是铁路时代,铁路建设与全国工业化全面进行,铁路带动了全面工业化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中,汽车、铁路、石油等工业纷纷兴起,同时也为美国社会培养了一个庞大的管理官僚群体。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表现在新的管理体制的推广上。工业革命使得美国经济出现了腾飞。不管在发展速度、规模上,还是在其所达到的高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工业化是一个公司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生产、科学管理和科技开发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政府的积极资助,一批敢于冒险、野心勃勃的人成为了企业家和百万富翁。在竞争中,以钢铁、石油、机器制造为主的大工业兴起。高度机械化和流水作业使得美国的经济神速增长,以至于一个美国工厂工人生产的产品3倍于欧洲工人。工业化时代,激烈的自由竞争导致3次经济萧条,1873年、1884年和1893年,使得大批企业倒闭,建立工业新秩序以消灭破坏性的竞争是企业界的要务。企业家们达成共识,认为解决之道是对企业进行结构上的改革,用联合代替竞争,实现企业的公司化。大公司聚集、掌握与使用了大量资本,被那些具有眼光、野心勃勃的企业家用来垄断市场,控制资源、抑制竞争和建立工业新秩序。    
    


第五部分:美国(上)中产阶级帝国二工业化:新中产阶级的催化剂(2)

    公司化导致垄断和财富的集中,导致贫富差异增大,阶层分化加剧。垄断和寡头试图扼杀美国农业社会中产阶级赖以存在的基本价值——自由竞争。新工业秩序的建立,使财富转变为权力。美国是垄断势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工业技术要求企业拥有大规模的生产,垄断利润的出现使得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合并浪潮,美孚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等2%的工业巨头占据了60%的财富;占人口总数65%的穷人仅占5%的财富。李庆余、周桂银等,同前引书,第170页。工业化导致一端是富豪,另一端是穷人与赤贫者。而中产阶级则处于中间。    
    技术进步推动了美国的经济繁荣,而物质富裕则使中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迅猛的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经济学家J约翰·加尔布雷斯这样描述道:“在这种大公司里,有董事长、总经理、若干副总经理分别承担重要的参谋责任或部门责任……它把所有具有专业知识、有才干或有经验的人囊括进来共同作出集体的决定。这不是管理部门,而是指导性的智囊团——企业的大脑。”同上引书,第61页。受过良好教育的职员进一步扩充了美国中产阶级的队伍。    
    在工业化之前,农场主、小业主、小商人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主体。这个老中产阶级在工业化的冲击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农场主经历工业化的洗礼分化成为富足的农户,构成农村中产阶级的主体,但他们已不再是传统的自耕农,而是富裕的商业农民。他们志在实行科学种田与专家管理,并得到了受过专业培训的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同时他们还同城镇的银行家和企业家联系,他们作为农业企业家利用其企业价值确立了其在工业社会中的价值。    
    广大城镇的独立小业主、小商人和专业人员也正经历着异常深刻的地位革命。在机器生产的冲击下,独立小业主中的部分人沦为工厂工人,即所谓“正在消失的技工”,小商人在大公司实现生产和销售的联营后地位每况愈下,独立的专业人员也是如此,在工业化之前他们较为富有,过着舒适的生活,在相对孤立的社区里他们广博的知识使他们赢得了崇高的威望,但工业化使他们的地位也受到削弱。尽管他们的收入较以前提高很多,但他们财富增长的速度远远不如那些工业巨富们,他们的相对地位下降,而且其独立的民主地位也逐渐削弱,律师、教授、牧师在财阀的控制下难以有更大的作为。当然,民主和自由的使命意识也可能使得他们的抗争意识提高。关于这部分中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斗争的经历,在下面还要做进一步的论述。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其著作《改革时代》中做出这样的阐释:“专业人员的异化实际上是综合作用的产物,在这些作用中,地位革命的影响应该给予重视。职业条件是各不相同的,但所有自以为有学问有技术的集团都有一种共同的羞辱感和对财阀的不满。”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改革时代》,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第181页。    
    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使得白领雇佣者集团从工厂工人中划分出来了,1890年以后,美国联邦政府的人口统计对工业中的“工资劳动者”与“支薪雇员”加以正式区分。支薪雇员即是白领,泛指企业中的各种管理人员,包括经理、推销员、簿记员、办公室人员与企业内的专业人员。他们生活得很好,但是缺乏大笔财富与取得巨大财富的门路。他们当时收入一般是在年薪1500~5000美元之间,地位也在上层与下层之间,他们是城市的中等收入阶层,是新的中产阶级。城市中等收入者的比例,随着工业化的进行而迅速增长。1870年,美国的办公室人员、簿记员、办事人员、推销员等人数增长了1~3倍,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白领增长的关键时期,从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白领阶层的人数又增加了1倍。    
    中产阶级迅速转型,旧式的老中产阶级转变成为依靠薪金生活的新中产阶级。1870~1910年,美国总人口增长23倍,其中老中产阶级(商业企业家和独立的专业人员)增长2倍多,劳工增长了3倍多,而新的中产阶级则几乎增长了8倍,其总人数从756万人上升为5609万人。布鲁明:《中产阶级的出现》,第290页,转引自《美国现代化道路》,第174页。    
    米尔斯在《白领》一书中如此描述新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内部根据职业可以分为上层和下层,一部分经理、专业人员与部分办公室人员构成白领的上层,白领阶层中的三个最大的职业团体——教师、商店与企业的推销人员、各种办公室人员构成了白领的中下层。上层白领成员具有良好的背景,受过相当高的教育,大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企业内部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上层阶级有一致的利益。中下层则来自或出身于老中产阶级或劳工,19世纪末,每年大约有15万劳工及其子女进入白领中下层。小企业主与劳工的子女是急剧扩大的白领中下层的后备军,他们跻身白领的主要阶梯是学校。通过学校教育,掌握某种技能,从而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    
    


第五部分:美国(上)中产阶级帝国二工业化:新中产阶级的催化剂(3)

    正如罗伯逊指出的:“在所有的工业社会中,教育是社会的中心。”尹恩·罗伯逊:《现代西方社会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506页。工业化时期教育的普及对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和发育功不可没。美国教育的发达和平等的教育机会,是其民主和自由意志的体现。1848年,霍勒斯·曼在担任教育局长时主张“只有普及教育才能抵制资本统治和劳工受奴役的趋势”,他认为,教育是“人类生活状况的最有效的平衡器——社会机器的平衡轮”。1830年,费城的技工通过一个决议,宣称:“没有真正知识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除非人人都能平等享受平等的教育,自由只不过是毫无实际意义的词儿。”J布卢姆等,同前引书,第420~421页。1870年以后,公立学校的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这反映了要使人人享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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