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味沧桑 作者:郝树声-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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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咱们的老祖宗自从有了姓氏之后，起名字一般都是用两个字，这就给统一一个字“派”留下了余地。虽然容易发生重名的现象，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幸亏是用两个字，要是用一个字，更容易发生重名。好在超过五代以上，相互之间的字“派”就趋于淡化，只好另辟蹊径，重立字“派”。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出现各种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辈分开始杂乱起来。比如，有的亲堂叔、侄，因为婶子和侄媳妇之间存在着表姐妹关系，认真计较起来，这称呼就显得特别麻烦。你不要以为，要是亲弟兄二人，娶到了亲姐妹二人，应该没有什么了，然而不然。若是西洋人，并不算什么，叔叔与舅舅都是一个“Uncle”，一样地尊敬，在我们中国，就要加以区别。我们细致的祖宗们，创造的称呼太复杂了，像兄弟娶了姐妹这种情况，如果哥哥生了个孩子，应该向叔叔的老婆叫“姨” 呢，还是叫“婶子”？反之亦然。尽管如此，我们的祖宗们自有解决办法，“亲戚旮撂（曲弯的意思），各称各叫”，从来没有因此发生过多大的宗亲冲突。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在西汉末年，王莽篡政，设立了新朝。他为了革除以往的习俗，曾经别出心裁地下令，所有人名只允许用一个字。所以，你翻烂一部《三国演义》，所有的人名，刘备呀，曹操呀，赵云呀、夏侯渊呀，找不到一个人名是用两个字的。当然，为了避免重名现象，人们又起了“字”，就出现了“姓×名×字××”的复杂称谓。到了《水浒传》中，写的是宋朝的人物，单字的人名仍然很多，但有了卢俊义、鲁智深等人，双字的人名出现了，并且有了“浪里白条”、“青面兽”等更能体现人物个性的诨号。而我们当代人，习惯为自己的孩子起一个字的人名，搞得用电脑统计，全国的“王伟”有上百万个。如果一个人成名，大家都沾光。要是通缉这个人，不知有多少人可能受到审查的株连。
上述这些，好像不是小说，而是历史考证，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为了和我们那里的民俗相比较，也为了说明中华民族是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不得不说。
改革开放以后，家家户户分了地，不二年，吃红薯干面做成的黑面馍，就成了过去。老话说，“衣食足，知荣辱”。寨子里的几个老年人开始活跃起来，各姓氏都有人牵头搞起了续家谱。在这些老人看来，如果不办这种事儿，就好像对不起老祖宗似的。
在我们马寨，大姓氏的是孙、刘两家，一直没有乱派。如孙乃器、孙乃社是孙家的一代人，是“乃”字辈；下一代是孙丙豪、孙丙印等，是“丙”字辈；再下一代是孙松寅、孙松涛等，是“松”字辈。孙二孬就叫孙丙贵，只有他割过牛舌头的爹一直叫孙满仓，其实大名也叫孙乃祥。
刘家刘大爷他们堂兄弟十几个，用的字“派”是“立”字，到刘庆典一辈人用的是“庆”字，下一辈人用的是“继”字。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贵亭叔，本来与刘庆典一辈，他的儿子春生应该是“继”字辈，但他们好像都没有大号，反正即使有，也没有叫响过。
杜家原来没有字“派”，七太爷他们都是随意起的名字。杜思宝的爷爷杜兴和弟弟杜旺商量后，开始立了规矩。他们动员了自己脑细胞里边所有的文化知识，参考了乡里乡亲们中用过的最好字眼儿，在他们的下一辈用了“凤”字，于是有了杜凤翔、杜凤梧和杜凤桐。由于经常缺吃少穿，杜兴给杜凤翔的两个儿子起了“小宝” 和“小暖”后，杜凤梧有了儿子小磊。这时，杜旺下世了，他儿子杜凤桐又远在千里之外当工人，杜兴没人可以商量，就自己想，人得有个盼头，所以决定让孙子辈用“思”字。得到了温饱以后，下一代一定不能再过苦日子了，再往下代传，用“长、久”，等等。
发生这些续家谱、排字“派”的风气，是在杜思磊拐走刘继宗的媳妇那一年开始兴盛的，当然与杜思磊有没有拐走刘继宗的媳妇无关，也不尽然是因为吃饱饭以后发生的。被镇压的老财主孙乃器的儿子孙丙豪从台湾回来探亲，应该属于一个很重要的诱因。
第42节 收音机
孙丙豪同他的小妹妹孙转联系上，是在1982年。这里边的曲折，难以一言尽述。
孙丙豪走的时候是在1948年，那年他刚刚满二十一岁。这个财主家的儿子，当时在省会汴梁城，历史上又叫“东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市，读高中二年级。我们寨子里的群众，听到哪里吵吵闹闹的时候，就会说：“干啥呀，热闹‘东京’的！”这里的“东京”，绝对不是指日本的东京，而是指的古都汴梁城。历史上的汴梁，是繁华的都市，热闹非凡。到了宋朝，是朝廷老子居住的地方，进入鼎盛时期，你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到当时热闹的景象。
然而，这地方真正最热闹的时候，要数解放开封的那几天。解放军隆隆的枪炮声，整整响了三天三夜，把城墙轰开十几处缺口以后，留守在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十三军残部，兵败如山倒，丢盔弃甲，竟然把一部分为了扩充兵员，临时征集的高中学生裹挟在里边，不战而逃。
这一批败兵，顺着大路，跑到了现在的107国道上，向西南逃窜。在他们裹挟的学生中，就有孙丙豪和他的同学们，他们都是些家境好的人家的孩子，不然，肯定没有钱跑到省城，上全省为数极少的高级中学。这些青年人，在这种情况下，跟着国民党军队残部跑，大多数属于自愿的性质。中途，也有的人脱队回家，军队里长官们并不难为他们，随他们的便。最坚定地跟着部队走的学生，有的是豫北人，那里已经解放，他们断了接济，知道已经无家可归。有的学生铁心要当兵，跟着国民党走。
当十三军残部狼狈地跑到西乡赵集的时候，又与挺进大别山的李先念部队遭遇上了，这股溃不成军的残部边打边撤，折转身向东南逃窜，一直窜到了我们马寨，才得到暂时的喘息。我们那里的群众对这一幕，记忆非常深刻。多年以后，他们讥讽那些带狼狈相的人，常常形容说，“看你那糟样子，跟打垮的十三军一样”，出处就在这里。
跑得衣衫褴褛的孙丙豪，神奇地回到家里，母子俩抱头痛哭。母亲没有抱怨兵荒马乱，却向他哭诉了他父亲孙乃器，花三十块大洋买了一个小老婆的事情，这小老婆就是后来上吊而死的胡荣花。这些家庭变故，让年轻的孙丙豪怒火中烧，说啥也不在家里待了。但他在威严的父亲面前不敢说什么，他只是唯唯诺诺地说，要跟着部队走。他爹孙乃器冷峻地说：“孩子，你走吧，无论如何，也要保全自己的性命。你是我们孙家的根子。”
孙乃器知道自己面临着一场大劫难，恐怕难以逃脱。为了保全儿子的性命和前程，他专门请十三军的头领吃了顿饭，送了人家两根金条。那个十三军头领拍着胸脯担保说，孙大哥，请你一百个放心，你的孩子交给我了，我一定会把孩子带好。
临出发的时候，孙丙豪最小的妹妹孙转五岁了，抱着哥哥的腿哭着不让走，孙丙豪抱起妹妹，亲了亲泪脸蛋儿，毅然决然地走了。就是这么一个亲吻，让妹妹永远记下了哥哥的样子，也让孙丙豪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亲人。
后来，孙转的两个姐姐出嫁了，在她母亲临死前，把她嫁给了高楼街一个贫农家庭，条件是把孙转母亲一并接来过日子。孙转的母亲到孙转家以后，一病不起，在咽气前，喊的最后一句话是：“小豪，小豪！”孙转当然懂得母亲的心思，她虽然在脑子里想象不到大哥现在的模样，潜意识里却牢牢地记住，有一个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的大哥。
孙转的日子过得不错，大儿子考上了县高中，每当回到家里，孙转就跟他念叨：“你那个丙豪舅舅也不知活着没有？要是能够联系上就好了。”孝顺的儿子很在意母亲的念叨，灵机一动，想起在学校里的黑白电视机里，曾经看到过《海峡之声》节目，知道里边专门辟有《两岸寻亲》栏目，就让母亲出钱，买一台高档收音机，寻找有没有类似的节目。母亲痛快地答应了，给了儿子八十三块钱，买了一台“春雷牌”收音机。一听，果然有类似节目，只不过集中在短波1、2频段，在中波段收听不到。
收音机这东西，在20世纪80年代，很快兴盛起来。最初的起因应当归功于东北的评书演员刘兰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有一个评书连播，所有播出的节目中，要数刘兰芳的《岳飞传》，在群众中引起的轰动最大。几个月里，老百姓对刘兰芳播讲的岳飞和岳家军的故事如痴如醉。许多人到了田间地头，还在津津乐道地学着刘兰芳的腔调：“只听得‘嗬朗朗’一声响，从山后杀出来一员猛将，金兀术倒吸一口冷气，我的妈呀……”
这个评书，最初在各家省级电台相继播讲的时候，我家乡里的收音机还不太多，只有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才买了这种玩意儿。到了中午十二点，我们省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刘兰芳评书的时候，好多人挤到这些人的家里，听得入迷，听不完就不回家吃饭。如果漏听了一集，就会留下无穷的遗憾。有收音机的人家，有的人很喜欢大家来听评书，当成一种荣耀，把声音开得很大，招徕乡亲们作为听众。有些人则不喜欢别人来分享这种快乐，一见人来得多了，推说干电池鼓了，向外流白糊糊了，没劲了，故意把声音开得很小，让大家失望。其实没有多久，挤到这些家里的听众逐渐减少，原来他们也都凑钱买来了收音机。
到了后来，我们山里的收音机，已经相当普及。好多家庭，不是一家一台，而是两个到三个，只有这样，在收听广播的时候，才可以各取所需。城里的小朋友最爱听的“小喇叭广播”，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常常听不到，因为在播送的时段上，不是为我们乡下的孩子设置的，等他们放学回家，这个节目早已结束了。牛把们的床头都放着绿白相间外壳的“黄河牌”收音机，他们一边喂着牛，一边听着豫剧，是很惬意的事情。有时躺在床上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把收音机蹬掉在地上是常有的事情。摔得没有声音了，拍一拍又会响了。老百姓说，这收音机不是“黄河牌”，是“震荡牌”。
这种收音机，配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共称“三转一响”，是当时时髦的陪嫁物品。不同的是，同为“三转一响”，品牌不一样，档次也不一样。比如收音机，上海产的“春雷牌”就比“黄河牌”好了数倍。老百姓用的是大众化的“黄河牌”，只能收听中央一套、二套和地方台的调幅广播信号。少数人用的“春雷牌”，不仅可以收听上述节目，还能搜索到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