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录-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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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朕总得给人个说法吧，否则，伊实特穆尔、伊彻察喇、萨里曼岂不怪朕护短？”
“残宋杀我将士，此乃国仇。战场上蒙受的耻辱，自然要在战场上夺回来，降罪大臣有何意义。昔秦穆公能三用败将，终成霸业。陛下欲振长策而御宇内，气度岂能不如一诸侯乎？”董文柄有些着急，不知不觉间，在话语中加上了文言。说了几句，发现忽必烈的表情有些迷茫，知道自己说得太文了，皇帝陛下跟不上自己思路。放慢了说话的速度，尽量用白话劝解道：“陛下可以暂且压下此事，让刘深在大都待罪反省。这样，既安了刘深部署的心，又可以给其他人一个交代。至于刘深之罪，待我南进之师平了残宋，再议不迟！”
为一个汉臣压制蒙古人的愤怒，忽必烈不肯。但拖延不决，应该是蒙、汉双方都能接受的权益之计。董文柄郁郁地想着，神情看上去有些黯然。内心深处，蓦然浮起前几天听人说过的几句对自己的评价。在南方流传过来的报纸上说，北边的腐儒，只知道忠于其君，却不知道忠于其国，忠于其族。像董文柄这样为了一个君王的私恩，出卖了整个族群和国家的利益，其实是最大的不忠，最大的奸佞。
忽必烈毕竟还是蒙古人，心里对蒙古人的感受更看重些。无论他怎么气度恢宏，怎么包容天下，汉人在他眼里，不过是工具和棋子而已。为了蒙古人的利益，自己这些汉人和汉臣，随时可以牺牲掉。如此看来，自己对忽必烈几十年的忠诚，是不是极愚？
“索都及阵亡将士，朕会追加他们的抚恤。至于刘深，朕就依你，暂时放过他罢了！”忽必烈看到了董文柄眼中的悲凉，知道他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朕替他把兵败的责任揽下来，说是对文贼的重视不够，犯了轻敌之过。阿合马他们几个再混，也不敢追究到朕的头上。但平南之事，你得拿出个稳妥的策略来，尽快建功。否则，诸臣难免认为朕是非不分！”
“谢陛下厚恩！”董文柄一揖到地，内心涌起一阵激动，压住了纷乱的思绪。忽必烈做到这一步，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自己不能不知道好歹，得寸进尺。君臣之道，很多时候要各退半步，彼此留下缓冲的余地，不相逼过甚。想到这，低声补充道：“陛下对刘深的恩德，那厮要是有心的话，也该知道些好歹，今后行事会谨慎些。其罪，陛下亦不必完全放过，只是说以前线大局为重，暂且不究。诸臣明白陛下的心思，自然把主意力从互相攻击，转到一致对外上来。至于平了残宋之后，陛下是借大赦天下之机，赦了刘深这个杀材也好。还是让他披挂上马，待罪立功，为陛下奔走也罢，再也无关大局！”
“准奏，你尽管替朕拟了条陈上来！”忽必烈挥挥手，大度的说道。矛盾无法化解时，转移众人的注意力，算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把眼前几件事的重要程度排一排，灭宋的事，的确也应该排在朝廷内部各方势力平衡的前面。
“谢陛下隆恩！”董文柄再次施礼，想了想，说道：“至于灭宋，臣仔细思量，再也大意不得，需采用文武两策，齐头并进方可！”
“说来听听！”忽必烈笑了笑，知道自己这次替汉臣出头没有白出，董文柄已经有所回报。
“我朝自南下以来，杀戮颇重！达春、刘深约束部署不严，渔夺百姓，是以在江南各路，甚失百姓之心。”董文柄看看忽必烈的脸色，小心翼翼的奏道。这个对策，算是为了大元，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身后之名。“所以，欲灭残宋，必先收其人心。否则，前方平叛，后方百姓又反，腹背受敌，进退失距。此乃达春所以困，刘深所以败之主因也！”
“有道理！”忽必烈点点头，赞同董文柄的分析。如果没有北方的叛乱，他当然可以调集全部人马，把江南各地屠成牧场。但此时，面对北方海都等人巨大的压力，一个稳定的江南作为后方，显然比一个四野无人的江南对朝廷更有利些。至少，大都等地的粮食，每年还必须从江南征集。在蒙古贵族口中，江南的白米，显然比北方的黍物（蒙古食品，做蒙古炒米的主要原料），咀嚼起来味道更佳。
“所以，万岁可令那些失地流民，各归故里。着地方官给其田。给其种子。凡管军将校及故宋贪官，有趁社稷交替之机渔夺百姓田庐、产业者，着各省官员将掠夺之物，归还原主。凡居民开荒自养者或小本行商，其田租、商税，酌情减免。茶、盐、酒、醋、金、银、铁冶、竹货等课程，从实办之，不得随意征收。凡故宋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等名目花样，悉除免之……”
董文柄的语调缓和而郑重，提到治国之策，他身上又恢复了平日里那种无人能比的自信。“故宋朝廷捐税少，但各地官员私下名目甚多。陛下减免之，百姓自然念大元，而忘大宋。而江南之地，雨水过多。适于农渔，而不适于牧。此时江南百姓，十仅剩其一。陛下鼓励其开荒，授其田产，每人料可得地数十亩。此乃平头百姓毕生所望也，得其地，必忘其主。如此，数载之后，谁还知大宋乎。文贼收买人心之策，亦随之败。天下必可大定！”
在董文柄的记忆里，大元朝的确在江南征服之地，曾经试行过一段类似的善政。但不久就随着消灭残宋势力目的达到，而废弃不理。而现在，为了从政治上与文天祥较量，必须重提这些怀柔之策。董文柄从流传于民间的报纸和坊间巷里的流言中，敏锐地感觉到了文天祥在福建所行的新政给破虏军带来的好处。对付福建新政的办法，怀柔好于打压。大元朝疆域广，本钱足。跟破虏军比收买人心，轻易不会输掉。况且这么做，还会在百姓口中，为自己这些投靠了北元的儒者留下爱民之名。百年之后，论及是非功过，至少自己的举动可以说附合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训。（酒徒注：纵观忽必烈一朝，随着蒙古、汉、色目三方势力的角逐，政策变化很大。同常是一边下旨减税，一边将税务“承包”给色目人，任其狂敛。矛盾甚多，笑话亦甚多。）
“此外，臣请陛下，尽早订立江南诸官俸禄和蒙古、探马赤、新附军军饷，使文武百官所取皆有凭依。不可在民间随意搜刮！”除了对百姓进行安抚外，董文柄还建议对官员行为进行约束，并完善各地的官员俸禄。在他眼里，刘深和达春等人鱼肉百姓，最大的原因还是大元自立国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俸禄标准造成的。蒙古人不知道俸禄之说，开始，百官的俸禄全凭对民间的掠夺和皇帝赏赐。至元七年，长江以北地区的官吏和转运使的官俸才定下来，但阿合马麾下为国理财者，却不遵从这种制度。而是从上交给国库的收益中进行提成。江南等地官员的薪俸制度更乱，完全是谁抢到算谁的。既然朝廷不禁止抢劫，军官和士兵自是放开了手去抢。谁对百姓客气了谁是傻瓜。（酒徒注：文中时间为至元十六年春，据元史记载，至元十八年，新附军开始有军饷。至元二十二年，蒙元全国才有了统一的俸禄标准）
“此事可以从长计议，这是文策，那武策呢？”忽必烈点点头，郑重地问道。董文柄的建议，不可谓不善。忽必烈能看出来，这个策略完全出于公心。如果此策真的执行，恐怕那些趁火打劫的南宋降官，要把董文柄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但吞并天下，真的是依靠那些在马刀前就会抱着头哀哭的平头百姓，而不是那些踏在百姓脊背上的英雄么？忽必烈不敢确定！以蒙古族崛起的经验，各部落中的英雄起到的作用，比百姓大得多。那些南宋投降者虽然无耻，毕竟曾经是一国之精英。
“武策必须以文策相辅佐。眼下北方海都等人，蠢蠢欲动。中书（辖现在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内蒙一部分）、陕西、甘肃三行省的兵马不可轻调。陛下欲平江南，只能借江南人马。欲灭残宋，必须倾整个江南之力。不可轻敌犹豫，让残宋有了喘息的机会。所以，臣以为，以一名将统领整个江南人马，整合在江南的蒙古、探马赤、汉、南诸路大军，齐头并进，以泰山压卵之势，一鼓而下之！”
“善！”忽必烈一拍桌案，站了起来，“以江南之力图宋，以北方之力护卫大元，大兄真乃我之王猛也。不知眼下何人可为将，望大兄教我！”
“伯颜！”董文柄大声答道，“以威望、资历、智谋与决断，皆非伯颜大人莫属！”
忽必烈惊讶地看向董文柄，正遇上董文柄那明澈的目光。这个建议是无私的，也附合忽必烈自己对形势的判断。残宋的势力在一年内死灰复燃，并且越来越壮大，朝廷必须提高对其的重视度。倾全部江南之力，对付广东、福建两路，从力量对比上来看，取胜的难度应该不大，需要考虑的是时间早晚问题。
如果解决残宋时间拖得太久了，领军武将的选择上就需要甚重。统帅整个江南大军的人不但要善于指挥大规模战役，而且要求威望高，可以让各族将领心服。最重要的是此人对朝廷要绝对忠诚，不能起了拥兵自重的念头。否则，以江南各地的赋税和四十余万各族兵马的支持（其中有三十几万新附军），一旦尾大不掉，必然给朝廷深重灾难。
“陛下所用之人，必须当得起这个大任。兵马既动，陛下必授予其全权。此乃两国之对决，并非一地之叛乱。是以臣举荐伯颜大人，望陛下慎重思之！”董文柄继续说道，让忽必烈把灭宋大业，提高到新的高度。就像当年蒙古军西进一样，领军的统帅，大汗不加以任何节制。
“事关重大，容朕思之！”忽必烈扣打着额头说道，想了一会儿，试探着低声询问：“大兄，可为朕一行？”
“谢陛下厚恩。但，但臣是汉人，体弱，年老，实在当不起这个重任！”董文柄感动地热泪盈眶，哽咽着推辞。
他年少时知兵善战，曾攻城掠地，决战沙场，是个难得的帅才。眼下忽必烈不以他为汉人为忌，董文柄自己却不敢接这个担子。此外，他的身体的确也大不如前。为忽必烈出谋划策，已经精疲力竭。真要独领数十万人马出征，估计其结果是南宋未平，英雄先死。
“大兄，朕一直当你是兄弟，从没当你是汉臣！”忽必烈的大手搭在了董文柄的肩膀上，认认真真地强调。
“微臣有负皇恩了！”董文柄惭愧地低下了头，瘦弱的脖颈上，几条青筋不住地涌动。显然，内心里为忽必烈的话，激荡不已。
“伯颜不能动，他若去江南，除你之外，塞外再无英雄是海都的敌手。而那苦寒之地，非要了大兄的命不可。若朕御驾亲征西北，辽阳行省的那几个，未免又想生出些事来。”忽必烈坦诚地说出不让伯颜南下的原因。
董文柄知兵，却不是坐镇西北的好人选。那些蒙古军、探马赤军的骄兵捍将，绝对不会听命于一个汉人。此外，塞外的天气，董文柄也受不了。
“既然如此，陛下何不在阿剌罕与贴木儿之间，任选其一？”董文柄明白忽必烈的心思，低声问道。
“阿剌罕残暴，非能抚民之帅。贴木儿急躁，为将可，不可为统帅之材。罢了，朕心里有了一人，定不负朕信任！”
“陛下可说的是九拔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