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 吴言-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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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一件黑呢子上衣、戴个圆圆的眼镜、脸蛋圆圆的校长，一边腾出一只手摸着狗光滑的脊背，一边继续给大家布置工作。那么今天这狗趁大家拍手时溜进来，因看到讲话的是个陌生人，便乖巧地蹲在门口聆听，怎么能责怪我没把它赶出去呢？这狗够懂事得了，若不识相一点，它当时兴许会像平时那样，笑着点着头跑到前边去，与干事一起“讲话”呢！
在袁家沟中学十年，使我懂得一点：有时候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做起来其实很难。我实现调离袁家沟中学这样一个理想竟用了十年时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玻管局局长阎水拍这个老同志真是有先见之明。他那天叫我到他办公室和我开玩笑时，说我也可以叫做“鱼在沟”，事实上我就是一个鱼在沟——被摁着头压制在袁家沟。实际那十年我不但是一个“鱼在沟”，还是一个“鱼在案”——我为鱼肉、人为刀俎！
那么切割我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袁家沟乡的教育专干袁长印。
袁长印是谁呢？他是我们袁家沟村支部书记袁长鸣的弟弟。
十年间，我有几次机会可以调离，主要归功于我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那时候没有电脑，钢笔字写得漂亮不漂亮对一个年轻人还是很重要的。“字是门面”，我们学校的校长总是这样说。我们校长叫袁长有，是袁长鸣的哥哥。
“门面”相当于人的脸面。比如陶小北和康凤莲。人们喜欢陶小北甚于康凤莲，就在于这个“门面”。她俩谁写得字好倒不重要。
我的“门面”引起别人注意是在一个夏天。某年夏天，我们紫东县一位副县长到袁家沟乡检查工作。顺便到学校来看他中学时的一个同学，当然是女同学，而且当年“门面”也不错。看完女同学后副县长兴致蛮高，又顺便看了看我们学校办的“学习园地”。他的眼珠停在我写的“心得体会”上面不动了，随即抬手翻了一下说：“这个教师的字有点像庞中华！”回到县上后，副县长还记着“庞中华”，恰好县政府办公室准备调几个秘书，副县长就推荐了我。县政府办主任派一名副主任到学校考察我，可考察过后再无音信，后来才知是教育专干袁长印“不放”。
那时我们紫东县每个乡镇都有一名教育专干，各学校的校长只负责教学业务工作，教育专干则负责教师的调动和分配。
十年间我有数次调走的机会，都因教育专干不放而丧失了。我就像一只蚂蚱，被淘气的小孩在腿上拴了一根线，刚往前蹦几下，线一扯就被扯回来了；我又像被一根绳子拴在炕头的小孩，怎样使劲向前爬都挣不脱；我甚至像一条被主人用铁链拴在院子里的狗，刚汪汪叫着向前扑了两下，便被一脚踹了回去。
刚到袁家沟中学工作时，我还心存侥幸，以为自己是锥处囊中，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可到后来才发现，这把“锥”不但没有刺穿长时间束缚我的“囊”，反而莫名其妙到了别人手中，刺的我鲜血淋漓。刺我之人就是教育专干袁长印。我不知道我怎么就得罪了袁长印。袁长印到我们学校检查工作，和别的老师有说有笑，尤其是和那些女老师，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可一见我脸就绷得像个鸡屁股，或者像一块板结的盐碱地。有一次我去上课走到教室门口，一只脚已跨进了门槛，孩子们已在里边喊了起立，齐刷刷站了起来。我扭头瞧见袁长印远远地走来，急忙将那只跨进门槛的脚抽回来，立在门口冲他笑成一朵花。可袁长印从我面前经过时，竟梗着脖子瞧都没瞧我一眼，我叫他袁书记他也没吭声——那时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叫他袁书记，其实他并不是书记，只是一个专干，但大家却只叫他书记，从不叫他专干。当时我的脸臊得刷地红到了耳根，进教室讲课时那失魂落魄的。那天我因受了刺激，晚上邀了几个平日交往不错的教师到我宿舍喝酒，借着酒劲儿发泄了几句，说这个袁专干从来不抓教学工作，对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从来不闻不问，专门负责和年轻女教师打情骂俏，什么专干——专干坏事！可第二天这几句话就到袁长印耳朵里去了。几天后他在一次全校教师大会上敲打我说：“有些年轻教师不安心工作，成天想着要调离。以为自己是大学生，咱袁中这座小庙里安不下他的身。一些年轻同志可能还不知道，咱袁中这块地皮合作化时期是大队的牲畜棚，那时‘大牲畜’也拴过几十头，还拴不住你一个大学生？”说到这里，袁长印在众教师的哄笑声中端起水杯喝了口水，提高声调厉声说：“你一个大学生有什么好骄傲的？当初也不是我们敲锣打鼓将你请来的，八抬大轿把你抬来的，怎么说我袁长印不干好事，专干坏事，你这个定义倒给我下得好！张开口儿合不得，你年轻人说话是要负责任的！”袁长印说到此处时，好像还拍了几下桌子，而如坐针毡的我，恨不得用双脚拨开一条地缝钻进去。
袁长印若是人中虎狼，我就是水中虾鳝。我知道我斗不过袁长印，和他硬掰结果只能是自己粉身碎骨。我才明白韩信当年为什么甘愿受胯下之辱！我才明白为什么大丈夫要做到能屈能伸！为了将来有一天得已“伸”，我必须今天在袁长印面前“屈”。其实要向一个人低头也很容易，只要你心里决定低头，肢体上的低头真的很容易，抹一把脸笑嘻嘻地往前走就成。我就这样抹一把脸后笑嘻嘻地往袁长印那儿走。为了博取袁长印的欢心，逢年过节我总要在菲薄的薪水中拿出一笔钱，买高级烟酒去孝敬他。他儿子结婚，“庞中华”主动跑去用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在大红纸上记账收礼。他家里盖新房，“庞中华”天天跑去义务做小工：和泥、背砖、挖土，脏活累活抢着干。如此奴颜婢膝十年，教育专干才发了慈悲，放我离开了袁家沟中学。我当时岂止是百感交集，我是怀着“恨”离开袁家沟的。十年的历练，我已能做到将恨转化为“爱”。拿着玻管局的调令办好手续离开的前一天，我去袁长印家，别以为我会指着鼻子臭骂他一顿，或者将他家院里用胳膊粗的铁链拴着的那条恶狗毒死。我满脸堆着笑拎两瓶好酒去看望袁长印。那时我才发现，越是恨一个人，越是可以向他笑得十分妩媚。我当时一边向袁长印殷勤地笑，一边说了许多感谢之类的话。袁长印也被我的殷勤感染，或者就是心中有愧，竟当着我的面将我送他的酒打开一瓶，和我称兄道弟喝了半斤。他当时还让他那个长得比一颗倭瓜还难看的老婆切了两根黄瓜和一根胡萝卜给我们下酒。直到晚上回到学校那间小宿舍时，我才发现，我其实恨不得一把掐死他！
我当时没有扑上去直接掐死袁长印，是十分明智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会放过他！我得先扼住命运的喉咙，回过头来再扼住袁长印的喉咙。袁长印当时正在努力争取担任我们袁家沟乡分管教育工作的副乡长。而我离开袁家沟乡立下的志向是：通过十年卧薪尝胆般的努力，担任袁家沟乡所在的紫东县的县委书记！一个县委书记若想掐死一个副乡长，差不多相当于一辆坦克轧死一只蚂蚁！我背着铺盖卷离开袁家沟中学，再次走在那条乡间小路上的时候，就像一个战争年代正在急行军奔敌而去的勇士。我眼里喷着火，一边向前奔一边在心里对袁长印说：袁长印，等着吧，十年后的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在袁家沟中学十年，我忍耐的功夫已经历练得炉火纯青。袁家沟中学若是一个黑洞洞的下水道，教育专干袁长印就是捂着这个下水道的那个沉重的水泥井盖，而我就是站在下水道里不屈不挠地用脑袋往起抵井盖的那个人。历经十年工夫，将袁长印这个井盖抵开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抵不起的井盖！
《背叛》吴言
第五章
我们玻管局共有六位局级领导，他们是：局长阎水拍，副局长余宏进、陈奋远，纪检组长朱锋，行业工会主席姬飞，总工程师牛望月。
我调到玻管局工作属歪打正着。我原本想调到市里其他重要部门，当时是八五初期，交通局和城建局已像一个刚插上电源的电暖气，正在渐渐升温，在市政府的工作部门里变得重要起来。但这些重要部门都不需要人，只有玻管局需要一个“写材料的”。当爱才心切的阎
水拍局长像古时候那些歌女一样，对我未成曲调先有情时，我却在犹豫：从玻管局一个小干事到紫东县委书记之间，是不是像白求恩从加拿大来到中国一样，距离有点远？我用十年时间能否走完？但后来我打消了这些疑虑，不是能否走完的问题，而是必须走完！
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玻管局有个陶小北，如果知道，我就不会犹豫了。玻管局纵是王宝钏当年苦守的寒窑，有个陶小北在那里，也会顿生暖意，守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
初到玻管局工作那段时间，我对阎水拍局长曾有过一丝愧疚：在他张开双臂欢迎我的当儿，我却没有欢欣鼓舞往他怀里钻，尚在朝三暮四。就像一个用情不专的新郎，结婚的前一天还偷着去约会了一个旧日的女友。
玻管局内设八个科室，共有八位科长，八位副科长。另有四个主任科员和四个副主任科员。加六位局领导，局里共有三十位大小有点官衔的同志。剩余的十九个同志中，三名司机，一名门房，一名通信员，一名炊事员，这六个同志是工人身份，称作工勤人员。其余十三位同志，有十二位是干部，一位“以工代干”，这十三位同志被称作科员。
我就是十三名科员中的其中一名。
刚到玻管局工作，掌握了局里的“基本局势”后，我曾翻开《水浒传》查阅过，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比较好奇，并且善于钻研，对任何事情喜欢寻根究底。正像父母亲叮嘱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女孩子一样，遇事先要在脑海里画一个问号，并在心中问一个为什么。我跟我爱人柳如眉谈恋爱时，第一次见面是在夏天，她坐在我床上翻一本《大众电影》。翻一下，胳膊抬一下，高耸的胸上下蠕动一下，令人烦恼。我当时不假思索，伸手就去解她衬衣的纽扣。她很生气，脑子里迅速画完问号，心中问完“为什么”后，抬手挡我一下，脱口说：“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看一看。”随即又补充说：“不让你吃亏，我看完你的，你也可以看我的。”柳如眉当下愣住了。我于是从容地解开她薄薄的衣衫，用指甲盖将那两个葡萄般大小的红红的乳头拨了拨，又用拇指和食指的指头肚分别将两个小乳头捏了一下，然后亲自给她扣上纽扣。一边扣一边说：“我说话算数吧？说看一看就看一看！”随即我又视死如归地一把扯开自己的衬衫对她说：“你也看一看我的。”并拉起她的手让她捏我像两粒扁豆一样微小的乳头。柳如眉没有捏的兴趣，我就信口瞎诌着给她做工作，我对她说，当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一次五个苏军大兵喝醉酒后，越过国境线在我方领土走了二十步，我方鸣枪示警后才退回去。当晚我外交部照会苏联外交部，抗议这种侵略行为，两国关系陡然紧张，一触即发。不知是谁提出一个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