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 吴言-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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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方向局长的用意一目了然，我若成为“余宏进”，上可以与他一起“夹击”、“扼制”陈奋远——当然这是建立在若陈奋远和他唱对台戏的前提下。可以这样设想：若某一天陈奋远公然和马方向唱对台戏，在党组会或局务会上，马方向一“唱”，我便有力地一“和”，陈奋远的咽喉即会被我们两人联手扼往，发出的声音将十分微弱。
下还可以压制朱锋、姬飞、牛望月，包括赵有才，自从“摆平”邓世清后，姬飞已成为我的应声虫。若我成为局里的“余宏进”，局务会上他当然会看我的眼色行事——甚至我还没使眼色，他已“行事”了——当然是按我的意图行事。若姬飞成为我身后牵着的一条叭儿狗，“炮筒子”朱锋和“长舌妇”牛望月还不“集体投诚”？因此老板安排我做“余宏进”，确是计高一筹。我坐在余宏进那个位子上，宛若当阳桥头的猛张飞，或者长坂坡前的赵子龙，会有以一当十、当百之效。
认为会是第四种补法的，即列陈奋远之前任常务副局长，也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鱼在河！
包括马方向同志现在都不知道会是这样安排我，蒙在鼓里呢！鱼在河同志自己却知道了。跟着马方向，就会有方向。现在我却不知道是鱼在河跟着马方向，还是马方向跟着鱼在河？鱼在河同志，你真行啊！
现在的鱼在河，已深谙为官之道，对某种“学术”之要害烂熟于心，了如指掌——这种学术就是“权术”。
在为官之路上玩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玩法，概括一下，也就三种玩法。第一种：身在其位却玩不了。我们紫雪市有一位懦弱的县长，做县长时遇到一位强悍的县委书记；后来这位县委书记提拔了，这位县长做了县委书记，偏偏又遇上一位强硬的县长。按照县委书记和县长约定俗成的权力“分工”：县委书记管人，即安排任用干部；县长管钱，即给各单位批拨财政款项。这个县的干部对这位懦弱的县领导的评价是：当县长时不管钱，做书记后又不管人。我们紫雪市政府有一位局长，和这位既不管钱又不管人的县领导一样懦弱，树叶掉下来怕打脑袋，大小事情不承担责任。局里的事完全被别人摇着脑袋，摇脑袋的是局里的一位副局长。这位副局长不是摇自己的脑袋，而是摇局长的脑袋。由于这位局长一直被副局长摇脑袋，导致智力严重退化。每当副局长从各个角度讲述某件事情应如何处理时，局长只会说一句话：“那就这样去办！”所以这位局长当得十分轻松，因为他只需要说这一句话。
第二种：身在其位就能玩得了，并能玩得好！阎水拍局长和马方向局长，就属于这种既能玩得了又能玩得好的人。
第三种：不在其位也能玩得了。这是一个高难度动作，为三种玩法的最高境界。比如鱼在河同志。如果鱼在河同志任副局长后，能让马方向同志失去方向，那么鱼在河同志就成了一个“大玩家”。这还不同于第一种玩法里提到的那位副局长。那位副局长玩得好，是因为局长玩不了。而鱼在河同志玩得好，是局长本身玩得不错，可他却比局长玩得更好，甚至能让局长“玩完儿”！
新闻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说法。面对某个新闻事件，别人能想到的，你却想不到，你就当不了记者；别人想到的，你也想到了，你只是一个平庸的记者；别人想不到的，你却想到了，你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记者！
我就是那种出类拔萃的记者。
《背叛》吴言
第三十八章
投票是在一个暖洋洋的下午进行的。
市委组织部来了一位副部长，连投票箱都是由组织部制作的，足见这次投票的严肃和慎重。组织部长反复给大家讲，这次投票完全是公开和民主的，不带框框，不画圈圈，不暗示，不先入为主，不搞“天气预报”或“节目预告”。局里凡是任正科长三年以上的同志，都在这次民主测评的范围之内。进入这个范围的，共有八个同志。在这八个同志中，推荐一名同志。八个同志的简历投票前全部发到大家手中。
为使这次投票更具有权威性，将进行三轮投票：第一轮，由全体干部职工投票，为黄票；第二轮，由副科级以上干部投票，为紫票；第三轮，处级干部投票，为红票。
整个投票过程只有半个多钟头。全局同志坐到会议室后，组织部副部长宣布了注意事项，然后开始发票。
局里这些同志都已投过很多次票，显得十分老练。进会议室前大家每人手中拎一本书、一本杂志，或者一个硬纸片，一块薄薄的硬木板。书和杂志可不是准备投票时看的，那么点时间，哪来得及看书。硬纸片和硬木板也不是随手捡的，而是特制的。局里有十几个同志专门制作了这样的“投票板”：像一本书那么大，用胶带将四边的硬碴缠起来，摸上去十分光滑。平时搁在抽屉里，用的时候拿出来拎在手里进会议室。
为什么要使用投票板呢？投票时，大家在大会议室四周的沙发坐一圈。沙发前面有茶几，但投票时从没有人放在茶几上写，因为那样容易被左邻右舍瞥见：你填的谁呢？所以票一发到手中，大家都是缩着身子，将膝盖当做“茶几”，将票放在膝盖上，以一只手捂着，用早已拧开的笔快速地在票上写下某个名字，然后尽快将票折起来，放在前边的茶几上，等着收票人过来收票。
投票板的作用就是填票前放在膝盖上，填票时将票放在投票板上。你若想获知哪个同志是新调来的，投票时一目了然——那个不带杂志、书、投票板的人，就是新调来的，而且是第一次参加投票。他将票放在膝盖上，写名字时笔尖一上去，一扎一个窟窿，最后那几个字成了几个黑疙瘩，差点儿看不清。
这个新调来的同志第二次参加投票时就老练了，即使不专门制作一个投票板，手里也一定拎着一本书或杂志。
那天投票每人都拎着投票板或者书本杂志。第一轮发黄票，副科级以上的同志转一圈投完票后，再坐回来，等待进行第二轮投票。副科级以下的同志投完票后就直接出了门。有的人将票放进票箱时，冲我轻轻地点头；有的人将票放进票箱时，冲我重重地点头。因冲我点头、用目光在会场捕捉和寻找我目光的人太多，我应接不暇，只好低下了头。小牛将票塞进票箱后，就开始寻找我的目光，可我那时已低下了头，他想冲我点头，却只能看到我的脑门儿，看不到我的眼睛。他非常着急，投毕票出门后，在会议室门口站了有五分钟，直到我无意中抬起头来，他在门外捕捉住我的目光，冲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才放心地离去。
三轮投票很快结束，当场计票。全局同志重新回到会议室，由组织部副部长宣布计票结果。组织部副部长说他搞了这么多年此项工作，这次算开了眼界。他当时有点惊奇地说了两个“没有料到”：“票数这么集中，没有料到；鱼在河同志在玻管局群众基础这么好，没有料到！”
这次投票一个月后，我被任命为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第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柳如眉同志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
自从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柳如眉便不在和一票“拍拖”，这一点我能感觉出来。女人一旦有了外遇，很难掩饰得住，眼角眉梢都会流露出来。对柳如眉来讲，她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局长夫人”的头衔，然后才是爱情的快乐。何况一票不是那种潇洒男人。对一票来讲，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柳如眉眼角眉梢全是爱，浑身上下都是情。男女之间的事情说到底就那么点事儿。好比解一道代数题，题解开之前，双方劲头蛮大的，越解越热火，越解越上瘾。可一旦解开，尤其是发现答案原来很简单时，便有点兴味索然，甚至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此时双方的情感便会降温，有时甚至会觉得有点好笑：真的，太好笑了！
建立在婚外情之上的爱情，说白了只是一场“无聊的玩耍”——甚至所谓爱情本身，其实也只是一场“庄严的游戏”而已！
一票与柳如眉这道代数题是否已经解开，我觉得并不重要。我只有一个心愿，柳如眉若是一块根据地，一票攻打它时即使不是尸横遍野，起码也应该有点伤亡才对。否则刚提起枪，跨上马，便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了山头，那也太不好玩了。若本身就不好玩，再玩下去有什么意思？那就干脆不玩了吧，于是两个人就不玩了。
在二十世纪世纪末这几年里，人们越来越觉得没有啥好玩得了。小姐应该是最好玩的吧？可人们却连小姐也不玩了。每当我在“蓝天”、“白云”、“迎惜探”看到那些落寞的妓女在电梯里上上下下时，我就非常同情她们，因为我从她们的目光里看到，她们没有将自己推销出去，或者出售了一次只挣了几十元钱。几年前，这项“朝阳产业”刚兴起时，她们何等身价？做一次可以挣三四百元，乳大一点、风骚一点、妖冶一点、发嗲一点的，有几分姿色的，一次甚至能挣六七百元。然后价格一路下跌，在一次百元这个平台上坚持了一段时间，然后“跌破”一百元，一直跌到五十元左右。这里还有成本：安全套加洁尔阴。妓女行当也像社会其他行业一样，倡导一种优质服务，她们手包里总备有安全套和一些消炎洗涤药品。妓女比嫖客更害怕患性病。患上性病，就将她们的“饭碗”砸了。啥时开始，女人的“那个”也成了饭碗？真令人啼笑皆非，好久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我越来越发现人是一种极其有趣的动物，一旦经历过，便觉得没有意思，将目光像乡间小路一样伸向了远方。只有在那遥远的地方，才有一个名叫“希望”的好姑娘。比如陶小北，她走得再远，在我心中也永远是一轮皎皎明月，或者一个如西下夕阳一般燃烧的火球，将周围映照得一片璀璨！
只有在陶小北身上，我才能感觉到那种“人生的美好”和“人生的疼痛”！睡里梦里，我都仿佛和她在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只要我俩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我鱼在河还算是一个洁身自好的男人，除过柳如眉和陶小北，尚未和第三个女人有过那种亲密的接触。克林顿向希拉里和美国人民坦白时，称作“不恰当的亲密关系”。
我竟然没有和柳陶之外的任何一个女人有过“不恰当的亲密关系”。这些年来，我一心一意在玻管局组织“三大战役”，实在是无暇他顾。现在我爬上了山顶，应该歇歇脚、喘口气了。我作出一个决定：找一个女人“慰问”一下自己，享受一次性的快乐，肉的满足。
我曾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描写美国人性生活的文章，有一段话留下深刻印象：“在每一间卧室里，或者其他层出不穷无法一一提及的地方，别人正在那里做爱。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的当儿，生活成了一次性的宴会，而且每个人都收到了请柬。”
我也早已收到了请柬，只是懒得赴宴。现在我决定赴一次宴。
以我的品位，当然不能去找小姐。而且我也不能在小饭馆蹲下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