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张狂-第1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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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文科生和网虫的小小悲哀。
但是，张狂在科技发展上，毕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他知道未来的科技发展趋势。
当年在巨鹿城逗留时，张狂考虑到自己未来发展上的需求，通过张角义子张燕的关系，很是收罗了一批技艺高超的工匠。在这些工匠中，张狂惊喜的发现，居然有掌握了全套造纸术的人才。
虽然当前的汉朝，依然还是以木牍竹简，作为书写的主要载体。不过，其实早在百十年以前，便有强人发明了“造纸术”这一学术利器。
这位“造纸术”的发明者究竟是谁，已经不得而知。不过，汉和帝时期，宦官蔡伦总结原有的造纸技法，又加以改进，创立了大名鼎鼎的“蔡侯纸”制造法。
但是，由于历年以来，汉室朝廷中的政治斗争，以及人为对造纸技术的保密，即使在汉末时期，纸张这种东西，仍是一种只被少数人使用的书写工具。至少，汉室朝廷依然是以廉价的木牍和昂贵的丝帛，来书写官府文件。
所以，当张狂发现自己手中，居然还有一位这样的人才时，那激动的程度，比起他听说妻子小雨怀有身孕时的欣喜，也只是略差一点。
然后，张狂大笔一挥，动员了十多位各色工匠，全力从事造纸技术的生产和改进。而手下工匠的创造力，也没有让他失望。到了中平四年，太行山中造出来的纸张，不但质量比之“蔡侯纸”有所提高，成本也降低了不少。
伴随着纸张被生产出来，另一项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也在张狂的全力推动下，迅速的出现了。那就是：
——雕版印刷术。
其实，张狂一开始的设想，是想要搞活字印刷术的。然而，作为文科生的悲哀，就是他对活字印刷术的细节，几乎是一窍不通。搞出来的活字印刷术，不但印刷的质量不行，成本也居高不下。
在工匠进行了比较之后，张狂沮丧的发现，对他来说，当前最为适合的印刷术，其实还是技术含量较低的雕版印刷术。
哦，对了，除了两项文化上的发明，张狂还有两项应用，算是没有让他将穿越者的脸完全丢光。那就是：对煤炭的开发使用，和对手下将士卫生习惯的指导。
煤炭这种东西，当时被称为“石涅”。太行山地处后世的山西河北交界处，这种大路矿产，不说是遍地都是，至少不算罕见。
有了张狂对煤炭的指导性运用，太行军上上下下，都感觉到了一定的便利。毕竟这玩意在掺入一些泥土之后，燃烧的热值，依然比木材什么的高得多。
虽然，山区其实是不缺树木柴火的。
相比之下，另一项对将士们卫生习惯的指导，作用可就比推广“烧煤”，要明显大得多。
汉末的出现的社会动荡，导致了人口急剧减少。据说，仅仅是据某些史料说，东汉末年在黄巾起义之前，全国的总人口数目，差不多有五、六千万。可是到了“三分归晋”的时候，东晋朝廷统计全国人口的数目，不过只有八百多万而已。
也许其中有些夸大，有些隐情，比如“隐户”之类的。但有一点很明显：在三国年间，汉人非正常死亡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些！
这里面，固然是各种天灾、**在起作用，可是疫病的传播，也是威胁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譬如在三国的各路英雄中，三、四十岁正当壮年，就令人惋惜的病死的，可以说比比皆是。其中著名的人物，例如：
周瑜，三十六岁，病死。
陈登，三十九岁，病死。
李典，三十六岁，病死。
曹丕，四十岁，病死。
曹睿，三十六岁，病死。
曹冲，十三岁，病死。
这些英年早逝的人才，都属于当时社会的高层，与普通民众相比较，生活条件堪称优渥。然而，即使如此，也难免一个一个的病死。当时底层百姓的寿命，可见一斑。
由于各色疫病来的势头太过于凶猛，这才直接的促进了中国医学史上的一次大爆发。可以想见的是，若非家族中的亲人病故了三分之二，一代医圣张仲景，也未必会抛下太守这份有前途的事业不做，回乡潜心钻研医学。
作为一个穿越者，或许张狂开不出什么有效的药方。可是，现代生活中的一些卫生常识，他还是知道的。
所以，借助着“南华老仙”的名头，早在参与长社之战前，张狂就让部下遵守“水要烧开了喝”，“饭前便后要洗手”，“不能随地乱拉屎尿”之类的守则，共计十六条。从那时起，他部下就没有发生过，因为疫病而导致的大面积减员。
当张狂入主太行山之后，自然将这些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卫生防疫手段，强行推广到整个治下地区。这样一来，固然开头的时候有些麻烦，却居然让他治下地区的疫病，奇迹般的大为减轻了。
相较于冀州在大战之后所发生的大瘟疫，造成数以十万计的死亡，张狂统治区的疫病，只造成区区数千人的死亡。
结果，原本对张狂接受过“仙人指点”之事，还心存怀疑的人们，一个个都狂热的坚信，他们的首领，果然是接受了天命的真人。张狂能够在崎岖难行，险要无数的太行山区，实现表面上的统一，这些神神道道的流言，也是功不可没的。
ps：感谢神秘人。、怖特、两位书友的打赏。本来写这本书已经写得相当丧气，只是一种习惯性的坚持。但是有了你们的支持，我的心情一下就好了不少。
第３节黄巾据太行【下】
接下来的第四件事情，相较于前几项，一时间还看不出太大的用途。不过，这件事的发展，却使得张狂在周边地区的名声大为改善。但凡有些眼光的士人，不是对张狂赞誉有加，便是提醒周边人，小心张狂“其志非小”！
那么张狂做了什么呢？
办学，教书！
原来的天平军队伍，士卒们虽然一个个身强力壮、战力非凡，却没有几个认识字的。这也正常。
在汉末，知识的传播，虽然比前朝有所改善。可是想要求学，依然是一件消耗巨大的事情。
首先，汉时可没有国家义务教育。
有学问的人少，有学问，又愿意教授知识给学生的，更少。如果你的身边亲友中，没有一个识文断字的人。那么，恭喜你，你还是乖乖的回家，从事文盲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其次，书籍很贵，很重。
先不说如果不用纸张，使用传统的帛书或木牍制作书籍，需要消耗多少人力和财富。关键是，就算你有钱，也不一定有书可买。
要想获得一本属于你自己的书，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准备好木牍＼竹简＼布帛等工具，然后到有藏书的士族家中，去求取自己动手抄写的资格。
为什么汉朝的士族会得以出现，并日益发展壮大呢？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当时的士族，垄断了知识。
比如汝南袁氏，就是依靠专攻世传孟氏《易》学，而发展壮大起来的家族。若是外人想要学习孟氏《易》学，唯一的选择，便是前往汝南袁氏处求学。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而你若是到了汝南袁氏那里求学，就自动的成为了汝南袁氏的弟子门生。有了这份情分，以后袁氏若有人上门来请托某件事情，你是帮呢？还是帮呢？还是帮呢？
什么？胆敢不帮？
你知不知道，这可是挑战当时社会的道德底线？后果很严重哦亲。
正是因为如此，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学术世家，才能慢慢的转变为朝廷的官宦世家。举凡汉时的士族高门，大多数都有这样一种因素，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所以，想要求学，你就准备好长途旅行的路费，还有学习期间的食宿费用，千里迢迢的赶去某位开门讲学的大儒家里，稳稳地呆上几年！
顺便吐槽一下，为什么汉时的儒生，一个个提刀挎剑，砍起人来，都颇有两下子呢？私以为，那是长期读书读出来的力气。
想想，一片木牍，设为一两重，算上面可以写二十个字好了。那么，一篇一千字的文章，总重量大约是多少呢？
这可是好几斤重呢！
好，也许这几斤的重量，你是不放在眼里的。不过，大家应当知道，古人读书，可是要端着书读的。将几斤的重量端在手里，时间长了，请问，你手酸了吗？
经常这样被动锻炼肱二头肌的古代书生，是不是让你有些佩服了？
所以，古代形容一个人的藏书，动不动就用“汗牛充栋”这样的字眼。你可别被吓到了。说不定，这位的藏书，还没有你家中的那本《多塔游戏攻略》里的文字量大呢！
根据以上种种，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汉朝，读书这种事情，那是命好的富家子弟，才玩得起的事情。当时的人口中，文盲率超过百分之九十，也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因此，张狂若不是得到了造价低廉的纸张，和有效的雕版印刷术，也没有可能大规模的培训手下的士卒们识字。
不过，在教学的过程中，苦恼于士卒们底子太差的张狂，不由自主的想到了，原来曾经在网上看过的一本奇书——《曲线救国——二鬼子汉奸李富贵》。
于是，张狂灵机一动，干脆托言“南华老仙”，将后世的简化字，一股脑的搬出来了。
平心而论，简化字可比古代的繁体字，要好学好记得多。为了避免太平道中那些士人出身的祭酒大师有意见，张狂将后世的简化字，命名为“军书”，以区别当时流行的隶书。
既然命名为“军书”，顾名思义，当然是局限在军队中使用的，一种快捷方便的文字。再加上张狂出台的一些鼓励条文，规定学习得快的士卒有奖励，在晋升军职上也有优势，这才算是彻底激发了士卒的学习积极性。
还有，古代的书籍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一个人拿到一本新书，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便是如何顺利的将书中文字自行加上句号和逗号，谓之为“句读”。
因此，古人读书，拜一个好老师便显得十分重要。要不然，一本书的内容，你连基本的断句都断错了，书中文字想要说明的内容，还能够被正确的解读出来吗？
有疑问的，请自行对“养猪大如山老鼠头头死酿酒缸缸好酿醋坛坛酸人多病少财富”进行断句。是读成“养猪大如山，老鼠头头死；酿酒缸缸好，酿醋坛坛酸；人多、病少、财富”，还是想要“养猪大如山老鼠，头头死；酿酒缸缸好酿醋，坛坛酸；人多病，少财富”？
对于这种折磨人的文字习惯，张狂自然深恶痛绝。他本身就没有多少古文功底，断句自然断的极为困难。所以，在创造“军书”的时候，张狂将后世的标点符号，例如逗号、问号、冒号、引号、感叹号之类，一股脑儿的全搬出来，以方便手下文盲士卒的学习。
有了这些改革措施，无疑大大降低了士卒们学习认字和书写的难度。纵然程昱、泰大师等有学问的士人对此隐隐流入出不屑和反对，张狂也不会放在心上。
只要效果好，张狂就会采用。经历过由生到死再穿越的过程以后，张狂已经变成了一个极为有主见的实用主义者。
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太行军中，能够读写一千个常用“军书”的士卒，已经不下一千人。只要对他们再作一些针对性的培训，这些脱离了文盲范畴的士卒，就具备了充当低级军官或者官府小吏的必要能力。
看出来了吗？
没错，张狂就是在大批量的培养，可以方便使用的基层人才，以便为将来的大幅度扩张，打下一个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