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铸第三帝国之新海权时代-第4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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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号方圆不足2英里的海面上还有不少小型船只，包括一些正在进行作业的拖捞船和巡逻艇，这对于攻击的隐蔽性非常不利；另一方面，当时的海面非常平静，迫使U…34号每次升起潜望镜后只能作极其短暂的观察以免被人发现。在这种近岸水域，鱼雷的定深也必须作仔细调整。U…34号上的官兵此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在此之前的所有鱼雷攻击全部遭到了失败，要么错失目标，要么就是未能起爆。这次的攻击机会则只有一次。格鲁瑟在下令向目标发射一枚鱼雷后迅速降下了潜望镜，通过声纳来判断是否命中目标。等待爆炸声传来的这个过程是高度紧张和焦虑不安的，然而许久都没有听到鱼雷爆炸的声音。格鲁瑟只能相信这又是一枚哑弹，正要下令撤离时，声纳兵将侦听器的听筒递给了格鲁瑟。在听筒里，格鲁瑟听到了一连串通常被认为是船只沉没的声音，但仍然不敢升起潜望镜确认战果以免被察觉，眼下当务之急是尽快撤离。当天夜间，U…34号浮出海面，向柏林发送了一条无线电报：“（来自‘波塞东’）于14点19分在马拉加港外击沉一艘西班牙‘C’级潜艇”。次日夜，U…34号再次向柏林发送了详细报告，在报告中对这次战果进行了确认。C…3号潜艇全体官兵最终仅有3人幸存，包括前文提到的值勤官阿古斯丁·加西亚和两名艇员。鱼雷击中C…3号之前，前者正在和艇长聊天，而另两名艇员则刚刚吃完午餐，正在甲板上向海里抛洒垃圾。不久，潜艇突然间剧烈震动起来，然后是爆炸产生的火光和浓烟。艇首迅速被抬高并开始向右舷倾斜，几乎是在瞬间沉入海底。在附近船只上的人也目睹了这令人震惊的一幕，但除了看到爆炸、浓烟和迅速翻沉的潜艇外并没有其他发现，岸上的目击者对当时情景的说法更是莫衷一是。从众多目击者的说法来看，U…34号潜艇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完全没有人意识到这艘德国潜艇的存在。阿古斯丁·加西亚在事后的报告中提到，当时在指挥塔上负责值勤的艇员也没有发现鱼雷的航迹。但根据两外两名艇员的说法，当时的甲板和指挥塔上除了他们三个和艇长以外根本没有其他人。也就是说，阿古斯丁·加西亚说了谎，C…3号潜艇被击沉前艇上竟然没人担任警戒任务。事件发生后的第一篇西班牙的媒体报道坚信C…3号的沉没是外国潜艇所为，但此后的官方报道则看似较为冷静。
　　12月22日由潜艇部队司令雷米吉奥·瓦迪亚向西班牙海军舰队司令提交的报告中排除了鱼雷或水雷造成C…3号沉没的可能性，理由有四：一，爆炸发生时没发现鱼雷或水雷爆炸时产生的那种很典型的约60米到80米高的水柱；二，没有发现潜望镜或是鱼雷的航迹；三，现场和周围的人没发现鱼雷或水雷；四，没有发现鱼雷或水雷的碎片。在所有这些理由中，第四条是最苍白和不足为据的，而其他三条却足以说明潜艇的沉没另有原因。此外，事发海域在不久前刚刚进行了扫雷作业，并没有发现水雷的存在。种种迹象表明爆炸来自潜艇内部。报告中认为不大可能是潜艇的蓄电池产生了爆炸，因为当时蓄电池并未充电，而且以前的潜艇蓄电池爆炸事故并没有导致潜艇壳体受损的情况。雷米吉奥·瓦迪亚最后认定，很有可能是鱼雷上的压缩空气缸或是某些破坏者安装在潜艇内部的爆炸装置发生了爆炸导致了C…3号的沉没。那么C…3号沉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将所有的证据碎片拼合起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U…34号潜艇发射的那枚鱼雷确实击中了C…3号，但是没有爆炸。鱼雷穿透了C…3号的艇体后引发了蓄电池组的爆炸，最终导致了潜艇的迅速沉没。最近出版的一本西班牙海军杂志也提出了这一观点。U…33号和U…34号的返航之旅十分平静。
　　1936年12月21日，两艘潜艇顺利抵达德国威廉港，在那里，潜艇的指挥权被返还给两艘潜艇的原任艇长杨克尔和索博。格鲁瑟则被委任为一艘IIB型潜艇——U…22号的艇长，该艇隶属于刚刚成立的第三舰队。弗雷沃尔德则成了U…21号潜艇的艇长。由于取得了整个作战任务中的唯一战果，格鲁瑟被授予一枚“西班牙金十字勋章”，他也是唯一一个得到这枚勋章的德国海军军官。而弗雷沃尔德则被授予一枚“西班牙铜十字勋章”。有意思的是，出于保密原因，这两枚勋章直到西班牙内战结束后的1939年6月才予以正式颁发。后记在意大利摩托化步兵的支援下，弗朗哥叛军于次年2月8日占领了马拉加港，从而加强了弗朗哥对直布罗陀海峡的控制。此后，C…3号的离奇沉没事件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与法国和英国谈判后，意大利决定终止在西班牙的潜艇作战活动。取而代之的是于2月底为弗朗哥提供了两艘新型潜艇：前文提到的“托里切利”号和“阿西梅德”号。为了掩人耳目，这两艘潜艇分别被命名为C…3号和C…5号。其中真正的C…5号于不久前神秘失踪，人们最后一次见到这艘潜艇是在上一年12月31日的毕尔巴鄂。叛军对外佯称这两艘潜艇是共和军废弃和变节而来，并且很快喷涂上了各自的舷号和标志，但这种伎俩瞒骗不了行家的眼睛。不过这样一来，此后的潜艇攻击就不会再被认为是“外国潜艇”所为了。不久，这两艘潜艇就被正式命名为“桑朱尔若将军”号和“莫拉将军”号，并在其后的内战期间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年春季，德国潜艇再次出现在地中海海域，但这次扮演的角色是所谓的“国际观察”。不过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1937年6月3日至7月25日间，弗雷沃尔德取代杨克尔再次担任德国海军U…33号潜艇的艇长。这件反常的事情很值得推敲，因为这很有可能意味着又一次不为人知的秘密行动。1998年，西班牙潜艇C…3号的沉没再次为人们所关注。一名爱好研究海军历史的名叫安东尼奥·切查的律师在距离马拉加港外5英里的海面上发现了一些从海底浮上来的油迹。在经过进一步调查后，他认定这就是C…3号潜艇的沉没地点，于是雇了一艘小型潜水器深入水下拍摄了一些水下残骸的画面，但由于海水浑浊，很难从中辨认水下残骸的身份。当年，西班牙海军派出救捞船前往这一海域，借助声纳扫描和潜水员最终确认了C…3号潜艇的沉没位置。探测结果表明，沉没的潜艇断裂为两截位于水下67米深的位置，艇体上还缠绕了一些渔网，具体沉没地点位于北纬36。40度，西经4。21度。从“厄休拉”行动的最终结果来看，人们可能会认为纳粹德国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在任务被取消后才取得了唯一一个战果，反倒是鱼雷的表现着实令人失望。不过事情仍然有积极的一面，德国海军潜艇部队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在大战爆发前为潜艇的浅海作战积累了一定经验。VII型潜艇在经过这次实战检验后被证明是一种适航力良好的、性能可靠的潜艇，从而逐渐成为大战初期德国海军潜艇部队的中坚力量。


作品相关之五：世界史上最着名的五起政治冤案
　　在世界近现代史中，各国由于种种原因均出现了一些影响颇深的政治冤案，有些甚至成为了历史之谜，至今无法破解。
　　德雷福斯案：犹太军官无辜被流放
　　1894年9月26日，法国情报人员获得一张寄给德国驻巴黎武官施瓦茨考本的、没有署名的便笺，上面开列了一份清单，全部是有关法国陆军参谋部的机密情报。这说明，法国军队内有人在为德国人提供情报。
　　法国情报处立即向上级作了报告，陆军部长梅西埃将军命令部下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这个叛徒。情报处推断，只有可以同时出入参谋部四个办公室的实习军官能够掌握这些文件。在检查所有实习军官的笔迹时，情报处发现一个名叫德雷福斯的犹太裔青年军官的笔迹与那张便笺上的笔迹有些相像。当局的调查还发现德雷福斯有另一些疑点：他是参谋部所有实习军官中唯一的犹太人（这是最主要的），他的兄弟为了经营家产而保留了德国国籍。
　　德雷福斯因此被逮捕，审判在秘密中进行。但法国公众一听说是一个犹太人出卖了自己国家的情报，顿时群情激愤，很多人要求对德雷福斯处以极刑，报纸也连篇累牍地对此事进行报道，并向法官及政府施加压力，一定要给这个犹太人一点厉害瞧瞧。
　　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1895年1月13日，法国军界在法国军事学院举行仪式，公开革除德雷福斯的上尉军职。在无数法国民众的唾骂下，德雷福斯交出了自己的指挥刀，受尽了凌辱。3个月后，他被流放去魔鬼岛。
　　然而，几乎被所有法国人都忽视的一点事实是，德雷福斯被捕以后，法国重要的军事情报仍不断地被泄漏，这终于引起军队一些部门的警惕，并开始重新审视德雷福斯案件。1896年3月，情报部门截获了施瓦茨考本写给法国军官费迪南·埃斯特拉齐少校的信，埃斯特拉齐也进入了调查人员的视野。
　　法军反间谍处处长皮卡尔在查阅埃斯特拉齐的档案时，看见了他当年要求调往参谋部工作的申请，发现字迹与德雷福斯案件中的那张便笺一模一样。皮卡尔立即将这一发现向副总参谋长贡斯汇报，并敦促军队重审此案。但随即皮卡尔被逐出参谋部，派到突尼斯边境去同阿拉伯人作战。不甘心的皮卡尔继续活动，希望能重审德雷福斯案件。
　　1898年1月10日，军事法庭开始审理对埃斯特拉齐的控告。尽管埃斯特拉齐已经承认了是他向德国人提供情报，德雷福斯不过是个替罪羊，但法官和陪审员们根据“上面的旨意”，还是宣判埃斯特拉齐无罪。
　　这个判决引起了许多法国有识之士的愤怒。法国著名作家左拉挺身而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政府。他因此遭军方逮捕，并被判了—年徒刑。
　　但以左拉为首的正义人士继续为德雷福斯案件奔走，向当局施加压力。在他们的努力下，1899年6月，法国政府宣布“赦免”德雷福斯，并在不久后晋升他为少校。但直到1906年7月12日，法国最高法院才重审整个案件，撤销原判，宣布德雷福斯无罪。
　　罗姆：他想造希特勒的反？
　　罗姆是阿道夫·希特勒最忠实的走狗之一。可希特勒在登上德国政坛权力的顶峰后，居然把这个老朋友给处决了。原来，罗姆遭到了戈林和希姆莱的陷害，希特勒误以为他要造自己的反。
　　早在1920年，罗姆便参加了纳粹党，还帮助希特勒组建起了一支暴力团体———冲锋队。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后，他在监狱中度过了15个月，在此期间，他和希特勒成了最要好的朋友。罗姆的冲锋队在保护纳粹党的高级干部以及恐吓政敌这两个方面作用尤为突出，他们可以说是希特勒在早期最得力的政治打手，为希特勒夺取政权立下大功。
　　1933年，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罗姆满心以为希特勒会和冲锋队的兄弟们同享富贵，他却不知道，希特勒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
　　当时，口无遮拦的罗姆四处宣传要进行一场“二次革命”，狠狠地打击德国国内的保守势力，以冲锋队取代“贵族化”的德国国防军。这一口号不但激怒了国防军，也使许多德国工商业界的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