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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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宪法》说，不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起码我还是国家公民，我还有言论自由。但是那些批斗他的人却用手中的毛主席语录打他，白发苍苍的刘少奇这时也只能任人批判，毫无反抗的余地。
1964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因为刘少奇、邓小平没有通知毛泽东去开会，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他气冲冲地进来，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当场质问刘少奇、邓小平二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我是一个公民，是一个党员，我也有发言权。”只不过以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想怎么说，想说什么都是言者无罪，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仅对他一人有效，其他任何中国人想都别想。而刘少奇被批斗时则只能缄口不言，最后凄然下台命丧开封。连刘少奇这样的大人物尚且都不能为自己申辩，一个小小的铁戈又能怎么样？
学习班里的批判会有一个绝招，那就是并不把陷入笼中的人一下子整死，而是留下一点虚假的希望，让你觉得前面还有一丝“光明”，只要你跟着这“光明”走，还是有“希望”有“前途”的。因为他们必须获得受害者的口供用以定罪，在这个人没有交代其“罪行”时办案人员一般是没法定罪的，这时就要向受害者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逼取口供，等到他们拿到了他们所希望的口供以后再来最后致命的一击。（当然对于那些顽强抵抗的死硬分子还会施以残酷的肉刑，而文革时期专案人员想出来的私刑真是千奇百怪，有很多私刑连军统特务都没想到过，这一招是促使被办学习班的人放弃抵抗最有效的一招）。这种方法在文革期间屡试不爽，十分灵验。任何一个进了学习班的人，他最后的底线就是企图保持自己政治上的清白，除此以外任何东西包括生命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多少人宁可自杀也不愿玷污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于是只能拼命交代所谓的问题以求得宽大处理，然而恰恰是这种想法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批斗会结束后童国兵把一摞信纸放在桌上，布置铁戈写交代材料。
铁戈问：“交代什么？”
“先从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交代。”
铁戈说：“批林批孔所有的大字报政治处派人抄有底稿，还交代什么？”
童国兵厉声喝道：“组织上叫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哪那么多废话！你记一下交代提纲：你们是怎样策划查封政治处的？怎样策划到地委古书记办公室上访的？都有哪些人参加？谁最先提出来的？批林批孔时你们开过什么会？厂里有哪些人参加过你们的会议？会议的议题是什么？什么人发过言？发言的内容是什么？最后形成了什么决议？都必须一一交代清楚。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态度，你的政治生命包括你的家人的政治前途完全取决于你的态度！没有人能救你，只有你自己才能救自己。”
原来是这些事，铁戈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里渐渐平静下来。于是他先抽了根烟，然后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写交代材料。这对于铁戈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他参加批林批孔运动的所作所为，都是在青天白日之下全厂干部工人有目共睹的，无所谓秘密可言，更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事。况且批林批孔的事并不构成反革命罪，这一点最最重要，所以他没有任何心理上的负担。他还暗暗好笑，就这些事你就是叫我写一百年我也不怕。殊不知这只是一个程序，一个幌子，一种方法，而且这时学习班并没有任何关于铁戈的材料，他们要铁戈交代批林批孔的事，一是想弄清蔡光军、陈达等人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在等红州那边的交代材料，因为他们确实不知道铁戈到底有什么问题。铁戈到底是太单纯了，他没有经历过学习班，不知道学习班的厉害，又把政治斗争想得太简单，几个月后等他慢慢想明白了才暗暗懊悔不已，可那时已经晚了。
他想：“写就写，这些东西你们拿去又有什么用？”
童国兵这天忙得很，山上山下来回跑。铁戈心里明白他写的材料都送到了王为仁手里，这倒没什么，不过是些关于批林批孔的事，他们拿去一点用也没有。他倒是很担心蔡光君、陈达等人的命运，不知这几个人目前到底怎么样了。
有分教：
城门起火池鱼殃，身陷笼中恨夜长。
流火三伏酷暑日，雪飞六月满身霜
正是：此生欲知牛棚味，请君进来自品尝。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1。…第五十一回 一网打尽童国兵疯狂逼口供
第五十一回
一网打尽童国兵疯狂逼口供
处世不慎蔡光君落难进牢房
当铁戈的第一份材料交到王为仁的手中时，也就是铁戈关进了学习班的第二天的下午。这个城府极深的小人脸上早已死去的笑神经又恢复了活力，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的狞笑，但很快就一闪而逝，还原为往日的刻板。他看了看那份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交代材料，便带着童国兵到李麻子那里汇报。
列位看官，尽管这份交代材料并没有任何实质的用处，但它证明铁戈开始交代问题了，这恰恰是王为仁所需要的。因为不要说他王为仁，就连地委书记也不知道究竟能从郎超雄他们那里获得什么有价值的足以定罪的材料。王为仁和地委的做法一样，都是先把人关起来再下手搞材料，最后定罪，这才是王为仁的醉翁之意。但可惜的是铁戈是初次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还以为批林批孔的东西没有多大用处，王为仁他们捞不着什么稻草，然而王为仁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为以后逼迫铁戈进一步交代所谓的反革命集团问题预埋伏笔。学习班就是这样一种地方，它虽然不是监狱但对人的精神摧残则是监狱无法企及的。因为监狱还有一些规定是监管人员必须遵守的，而办学习班的人则可以不用遵守任何游戏规则，它能没日没夜地轮流折磨被关进来的人。它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两个字“诱”和“逼”。所谓“诱”就是让你看到一丝虚幻的“光明”和够不着的“前途”。而人都是活在希望当中的，就象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也认为是希望一样，从而按照他们的思路走。所谓“逼”就是使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受害者就范，他们用各种威胁的语言批斗你，拿你自己和亲人的政治前途来威胁你，它如同一个政治黑洞将毫不留情地吸尽你所有的东西。不准你睡觉，减少你的口粮，批斗、捆绑、吊打、威胁要把你送进牢房，无所不用其极。只要你写了第一份交代材料，后面就有无穷无尽稀奇古怪的问题等着你去回答。当然也有很少一些人拒不交代问题，但等着你的将会是无休止的批斗和无尽头的非人的折磨。实际上任何人只要关进了学习班就如同进了榨油机一样，由不得你不交代。你不交代也行，有你的“同伙”的交代材料证明你的问题，再把群众的揭发材料一拼凑，随便挑出几句话，然后添油加醋整出一份黑材料，黄泥巴掉进裤裆——不是屎也是屎，你再抵抗下去也是枉然，所以任何人只要进了学习班都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王为仁当即向李麻子建议，为了配合铁戈学习班的进展，使他的交代材料得到印证，应当马上对蔡光君、陈达等人进行隔离审查，其实他知道仅仅是批林批孔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本不值得大动干戈，即使这些人所有的材料都得到印证，也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关键是要把厂里参加了批林批孔运动的这些人关进学习班，要他们尝尝失去自由、被人任意批斗、诬陷的滋味，然后再慢慢找个借口收拾。王为仁等这一天等了一年多，现在这个时刻终于来了，此时的他心中充满了掌控他人命运而产生的惬意的快感。
李麻子听了王为仁的汇报和建议，连桌上的交代材料看都不看就推给了王为仁，说道：“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按你说的办。这几个人的学习班要同时办，不能搞得三齐五短的，免得他们有时间订立攻守同盟。办哪些人的学习班由你决定，有什么事随时向我汇报，人手不够就抽各车间的人。宁可耽误生产，也要把这几个人的问题搞清楚！蔡光军他们的学习班什么时候开始搞？我看宜早不宜迟。”
“李书记，我昨天就想好了，我现在马上召集人开会。”
“还等什么，那就去呀！”倒是李麻子比王为仁还急。
王为仁实际上早有准备，现在又得到李麻子的首肯，即刻回到政治处电话通知各车间的书记、保卫科副科长、民兵连长、“群众专政指挥部”负责人马上到政治处开会布置办蔡光君、陈达等人的学习班事宜。
这天晚上蔡光君、陈达、徐怀青、古建华和何田田以及和这些人关系密切的人全部被关进了学习班。而且与此同时，王为仁把另外几对有男女作风问题的人也办了学习班。最令人不解的是和古建华同车间只有十六岁的徐志刚，因为帮古建华张贴过大字报也被关进了学习班。使这个只有六百多干部、职工的小厂一下子就有二十多人在学习班里关着。一时间搞得全厂人心惶惶，人们并不知道这是王为仁为了整人立威而使用的手段。由于人手不够，王为仁甚至把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写过自己大字报的蒋平都派进陈达的学习班，并且还是负责人。这倒不是他信任蒋平，而是他敲打过蒋平要他立功赎罪。王为仁很清楚此时的蒋平也急于立功的心态，知道蒋平一定会为他不遗余力地下死力效劳，他要看的就是这种狗咬狗一嘴毛的效果。待到陈达学习班结束以后被押到厂里的猪圈喂猪时，王为仁立即把办陈达的学习班变成了办蒋平的学习班，让这个昔日的“座上客”成了今日的阶下囚。王为仁的卑鄙于此可见一斑，当然这是后话。
就在蔡光军被关进学习班不几天厂里就有人揭发他收听敌台，王为仁又借此大做文章，一不做二不休，当即把蔡光军连夜押送到巴水县公安局。谁知公安局的人说这算不了什么大案子，关几天就算了。王为仁则大闹公安局，并威胁说如果公安局对此案不起诉他将上告到地委去，并且还告诉公安局局长说自己的大舅哥是地委组织部部长，你们这样放纵犯罪分子，局长还想不想干？巴水县公安局只得将蔡光军起诉，法院很快据此判处蔡光军三年徒刑，押赴沙洋劳改。
王为仁让学习班的那几个人故意把这个消息透露给铁戈，以此对他施加更大的心理压力。听到这个消息铁戈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暗暗骂道：“你他妈做点什么不好，偏要去收听敌台，这不是找死吗？”
铁戈慢慢地写材料，写了半个月批林批孔的事写完了。他满以为没有什么大事了，心情还不错，请假上厕所时还用鼻子哼着歌，不小心被曾流听见汇报到童国兵那里。童国兵马上就召开批斗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铁戈至今还没有交代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与郎超雄、石庵村、辛建等人有何种反革命联系，交代材料仅限于设备厂那些众所周知的事，这是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所有人都不吝啬自己的言语，劈头盖脑又是一通狠批。
铁戈申辩道：“整个批林批孔运动当中我仅回过红州三次。第一次是厂里组织车队到红州游行，我连家都没回就跟厂里的车回厂了，第二次是我和陈达、徐怀青、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