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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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怀青站起来支持铁戈说：“陈达，这就是你不对了。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铁戈只是谈了一点个人的看法，怎么就成了跟老蔡唱对台戏？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你没有参加过文化大革命，要是现在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倒还可以像你说的那样搞，就算搞出了问题也不怕。现在不行了，上面怕局势失控所以有很多硬性规定，你看武汉有没有停工停产的？红州有没有停工停产的？搞任何事都不能蛮干，小不忍则乱大谋。”
铁戈跟着说道：“就是嘛，当年李立三命令红军攻打长沙，想首先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结果怎么样？五次反围剿时红军被老蒋打得狼狼大败，最后连根据地都丢了只好进行长征。如果红军当时不省时度势还要打下去，其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为什么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是经过多少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想当然地搞革命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陈达仍然不服：“照你这么说他们启封政治处就算了？他们看见我们没有任何动静肯定嚣张得很。我认为最起码我们应该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那就是重新查封政治处，不然的话就是我们无能，那样就会失去工人们的支持。”
铁戈也毫不含糊地问道：“请问陈达同志，就算我们按你的意见去办再次查封政治处，又能得到什么理想的结果？是王为仁被撤职还是设备厂党委垮台了？王为仁不会被撤职，设备厂党委也不会垮台，就算垮台了地委组织部还会派一批人来，照样没我们什么事。想掺沙子进班子那只是自作多情，如果真要进班子的话那也要等到全国的形势大变，外面有了先例才能考虑这个问题。陈达我告诉你，六七年初武汉的‘钢派’就夺了省委的权，结果中央不予承认，又有什么用？夺了几个过时的公章，还不是麻雀跳进谷糠里——空喜一场。那时候天下大乱，‘钢派’闹得那样厉害都不能如愿以偿，最后只能听中央的，等到全省大联合了才被结合进湖北省革委会。现在不是文革时期了，我们只能以静制动，如果一味蛮干肯定要出纰漏。不知大家的意见如何？”
这一番话说得与会者哑口无言，只能接受铁戈的意见。
郎超雄和辛建等人于四月上旬到武汉去了一趟，发现武汉的批林批孔运动虽然在彭勋、谢妙福等人的领导下搞得轰轰烈烈，但实际上在湖北省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与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的浪潮相比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四月中旬他们回到红州后，再次研究了中央二月二十号发出的第十二号文件，认为由于中央要求各地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这完全束缚了反潮流战士的手脚。并且中央还要求各地已经成立的联络站、上访团撤回本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实际上不可能解决那些被捕的老造反派的“放平补提纳”的问题。而“红州地区批林批孔座谈会”并不是一级政府组织，不负责领导整个红州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再搞下去也是于事无补。于是决定撤销“红州地区批林批孔座谈会”的事，但他们并没有通知远在白菂河的铁戈。由于白菂河消息闭塞，设备厂的反潮流战士并不知道红州的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停止，所以设备厂的运动还在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五月中旬。其间不断有人退出运动，最先开始搞运动写大字报的蒋平、刘彦、易少山纷纷贴出退出运动的声明，连蔡光君也退出去了，只有陈达和古建华以及铁戈、徐怀青领导的铸造车间七八个人还在继续写大字报。
王为仁看出了铁戈在运动中的组织能力和作用，为了摆脱不利的局面，他挖空心事想了好几天，给李麻子出一个调虎离山釜底抽薪的计策：让厂工会派男女球队到外县打比赛，而且不光是篮球，还有排球、羽毛球和乒乓球，因为徐怀青和古建华是厂排球队的主力，也是厂里批林批孔的主力，把他们这几个批林批孔的中坚力量一起派出去，厂里就没人搞运动了。李麻子一听大喜过望，叫工会主席景兴旺和罗畈县、鹰峰县以及巴水县的体委联系好后带着一群队员出征。铁戈等人不知是计，兴冲冲地去打球。何田田是女队的主力，也跟着一块去了。这次厂里下了大本钱，派了一辆小吉普和两台解放牌大卡车，拉上五十多名球队员浩浩荡荡启程了。
在对这几个县的比赛中设备厂大获全胜，把工会主席景兴旺高兴坏了，拿出牡丹烟发给队员抽（文革时期牡丹香烟是仅次于大中华的好烟）。因为铁戈执意参加批林批孔运动何田田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老也不理他，连吃饭也不和他同桌，这使球队员们大为不解，只有徐怀青和古建华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
打完最后一场比赛后，全队从巴水县驱车返程。车行至途中忽然天降暴雨，车上又没有带遮雨的篷布，铁戈怕何田田淋了雨感冒，于是挤到何田田身边把她拉到身后为她遮风挡雨。汽车顶风冒雨向前疾驰，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脑砸下来打得脸上生疼，雨水湿透了他的全身，迎面吹来的狂风带走了身上的热量，尽管时至五月铁戈依然禁不住一阵寒战，于是他掉转身来背对车头，这样要好受些。
这一切何田田看在眼里，站起来心痛地问道：“冷吗？”
“还好。你蹲下吧，免得淋湿了感冒。”
“没事，你不也站着吗？我陪着你。”
“傻妞！淋雨也要陪着？快蹲下！”铁戈命令道。
何田田顺从地蹲下了。
车到厂里铁戈冻得面色铁青，何田田则安然无恙。
这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多，景兴旺让所有队员先洗个热水澡，然后都到食堂喝姜汤，最后大摆庆功酒宴。
回到寝室范火木送来一封信，是辛建的来信。辛建在信中告诉他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在全国紧急刹车，并沉痛地引用了鲁迅的一首诗来描述他当时的心情：
《八•；一三抗战》
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轻歌两寂然。
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
在信的结尾处他写道：“……随着这次短命的批林批孔运动的结束，就像当年的红卫兵一样，反潮流战士们无奈地吞下了又一杯苦酒，当权者们则一个个兴高采烈！楚人沐猴而冠，那就让他们弹冠相庆吧。还记得季米特洛夫在国会纵火案审判中说过的那句话吗？他说：‘历史的车轮在转动，它现在和将来都在转动，直到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革命不可能永远都是激烈的生死搏杀，它会有暂时的平静，会有暂时的退潮。但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还会掀起，革命的高潮还会出现！那时方能尽显英雄本色，只有那时我们才有理由和高尔基的海燕一起高叫：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铁戈无奈地接受了批林批孔运动失败的现实。
七四年十二月征兵工作开始了，铁戈知道厂里不会让他当兵，所以连名都没有报。
一天晚饭后他和几个人打半场，球场边来了三个身穿军装的大个子兵看他打球，等铁戈下来抽烟时其中一个人操武汉话问：“伙计，球打得不错，今年几大年纪？”
“二十。”铁戈也用武汉话说。
“我们是总后球队的，想不想当兵？”
“想当然想，我爸也是南下的老兵，但我走不了。”他把参加批林批孔运动的事如实相告。
那些招兵的说：“不怕，我让我们团长来。”
铁戈却说：“团长来了也没用，不信你看。”
第二天总后那位团长真的来了，看过铁戈打球后马上拍板：“你不用体检，直接到部队去。”
铁戈笑了笑说：“我还没报名呐。”
“补一张表不就行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团长也是北方人，爽快得很。
团长兴冲冲地到政治处要人，可出来时脸都气白了，嘴里一个劲骂：“王八操的，什么鸡巴政治处？纯粹是他妈坑人处。你们那个王主任怎么那么坏？你小子也是，参加个什么批林批孔，那鸡巴政治上的事碰都碰不得！唉，可惜了你这棵好苗子。”
批林批孔运动结束后铁戈和何田田又恢复了关系，当她知道铁戈当不成兵，又一次旧话重提：“当初我就说过你啥时见过狗忘了吃屎？王为仁这鳖犊子不害人还叫庆父吗？他就是我们厂的庆父。这种小人心狠手辣不好对付，所以我当时主张对王为仁只能顺守，不可逆取。怎么样，人家被大字报轰了几下反而从正科级爬到副书记了。还说我头发长见识短，你呀，头发短见识也短。”
铁戈反驳道：“那我也没有被打成反革命嘛。”
何田田马上捂住他的嘴叫道：“你个乌鸦嘴别瞎说！铁戈，凡事都要谋定而后动。你们在批林批孔中大有与王为仁分庭抗礼之势，可结果怎么样呢？不但没有扳倒他，还让他有了吹牛的资本，给他向上爬当了梯子。其实我也恨王为仁，这个鳖犊子做的坏事太多了。你以为就你自己是众醉独醒？厂里的干部工人们心里都有数，可那又能怎样呢？文革到现在已经八年了，被群众打死的人倒是有，你见过有谁是被群众打倒的？各级干部都是上级任命的，要把某个人拿下只能由上面发话才行。红卫兵、造反派无论怎样横扫也不过是大嗡大轰几下，没有一个人是被红卫兵造反派扫下台的，他们手里毕竟没有人事任免权。你爸我爸不是也曾被整得靠边站了吗？倒了没有？后来不是又恢复了职务吗？”
“这倒也不尽然。远的不说，就说地区文教局的程局长、宁局长不都被打倒了吗？”铁戈反驳道。
“程局长、宁局长都是运动初期地委抛出的替罪羊，这都算不了什么。你再往上层看，湖北最先被打倒的是谁？武汉大学的校长李达。人家是中共一大代表，行政六级，整个湖北级别最高的人，第一个就被王任重抛出来了。文革中全国最先打倒的是‘三家村’，后来的刘邓陶王、彭罗陆杨，再后来的林彪、黄吴叶李邱，哪一个是老百姓整下台的？红卫兵、造反派还就会吹牛，说什么‘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让谁下台扣发谁的工资关牛棚甚至判刑劳改，实际上都是当官的说了算。造反派有谁又能真正当家？这么多年你怎么还看不明白，你呀白看了那么多书，红卫兵、造反派其实就是现代中国的十二月党人，还一个个自命不凡，自以为肩负着历史使命，自以为舍我其谁。从聂元梓那五大学生领袖到湖南的杨曦光，从朱洪霞、胡厚明、杨道远到鲁礼安，从古学范、肖国雄到姜军，在我看来都不过是一群十二月党人，也包括郎超雄、辛建和你。只不过有的人运气比较好，到现在还没出事而已。谁又长了后眼睛能看到以后的事呢？如果世人真能看到脑后三尺，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倒霉蛋。我觉得有很多人在追求某种目的的时候，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我迷失自我陶醉的状态。殊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黄雀之后，还有少年。旁人看得很清楚的事，自己却意识不到。这大概就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吧。咱们这群人里面，我最欣赏的就是封老大。”
“为啥？”铁戈不解。
“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头脑最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