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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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北京的老红卫兵们（既高干部子弟红卫兵）掀起了一股破四旧狂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的红色恐怖席卷北京蔓延至全国，这就是著名的“红八月”。他们之所以这样干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革命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国内的阶级敌人，也就是地富反坏右这些黑五类以及他们的子女，况且此时他们的父母也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有的被打倒，有的靠边站，有的被楸斗。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破四旧，倒不如说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把矛头对准基层老百姓。从北京和武汉过来的传单上说自八月下旬起，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街巷里到处都是一队队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红卫兵。所谓“破四旧”其中一个主要行动就是抄家，首选对象是那些解放前在红州做生意的商家、从农村到城里定居的地主富农、前国民党政府的伪职员、伪军官、五十年代初被镇压的历史反革命的家属、五七年倒了霉的右派分子等。
他们开始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衣着穿戴和陈规陋习进行“革命”，禁止人们烫发、穿奇装异服、不准穿尖头皮鞋，连名字都要革命化，于是人们为了表示自己革命的决心纷纷改名，什么“卫东”、“捍东”、“卫彪”等等，而原来常用的“花”“枝”“秀”“英”则统统摒弃。随后又开始扫荡所谓“封、资、修”的各种名称字号，北京的红卫兵倡议把天安门前的长安街改名“东方红大道”，把苏联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中关村改名为革命村，砸烂“全聚德”烤鸭店的招牌，捣毁“荣宝斋”“黑店”。更为出格的是九月下旬北京三十四所中学红卫兵和外地学生组织了一个“东方红筹委会”，要把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准备在九月二十七日召开命名大会。上海的红卫兵冲上南京路，冲击著名的游乐场“大世界”，在“破四旧”的狂潮中，上海的红卫兵还冲进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捣毁了宋庆龄父母在万安公墓内的墓地。此外，在南京的红卫兵提出要推倒孙中山的铜像，而在北京街头也出现了攻击宋庆龄的大字报。天津的红卫兵则把“劝业场”更名为“人民商场”。由于两报一刊舆论宣传的大力鼓动，短短几天内“破四旧”的风潮便以极快的速度席卷了中国大地。一大批著名作家、学者、演员如老舍、马连良、傅雷、叶以群在文革初期便选择了自杀，以求一了百了。而著名的三家村之一的邓拓则早在“五一六通知”发布的第二天既自杀身亡，更有大批被称为“黑五类”的普通老百姓被打死打残或被强制性遣送原籍。
真个是：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红州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一样终于轰轰烈烈地闹腾起来了，中学生和师范生以及机关干部也开始参加运动。
六六年的八月上旬从北京传来了一股抄家打人的红色恐怖狂潮，文革史称“红八月”。尽管红州地区破四旧比北京慢了半拍，但那声势却也不小。抄家的“革命行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开始是红卫兵带头抄家，后来机关、市民组成的各种组织也都一窝蜂参加进来，好像不如此就辜负了伟大领袖寄予的无限期望似的。有许多人的家刚被学生抄过，紧接着别的群众组织又不请自来，翻它一个底朝天。
抄家时还有一套程序，首先念上一段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这时一个头头模样的人出来宣读《勒令》，大意是，我们是XXX组织的革命群众，勒令XXX（该户户主），从今以后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将把他“入另册”，还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
然后头头把手一挥，众人随即闯入房中，大肆翻箱倒柜，查抄违禁品。诸如蒋介石的头像，黄埔军校配发的中正剑，旧社会的遗留物，封、资、修的书籍，乃至黄金玉器、银元钱币、古玩字画等等，全都洗劫一空。迷信物品诸如瓷菩萨、瓷观音则统统砸碎。这户人家立马就像拉屎坐在高粱茬上——倒了血霉。
所谓“入另册”，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使用过的话。没想到四十年后，这个词在全国范围内，成了最时髦的流行语言之一。
到处都是举着红旗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和各种群众组织的人，满大街的大字报大标语。街上充斥着墨汁特殊的气味和浆糊、糊精甜滋滋的味道。红旗、红袖章、红色的横幅，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到处都是，红色成了红州城的主色调，整个红州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解放牌大卡车上架着几个高音喇叭缓缓行驶在狭窄的街道上，播放着节奏明快的毛泽东的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们身穿军装，腰扎武装带，手持白铁皮做的喇叭，慷慨激昂地高唱着从北京传过来的《造反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革命的你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然后齐声高喊：“滚他妈的蛋！造他妈的反！反！反！反！”
高亢的歌声刺激着人们的耳膜，也兴奋着人们的神经。他们号召人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横扫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把黑帮分子打翻在地，砸烂他们的狗头，炮轰！火烧！！油炸！！！
声势浩大来势汹汹的红卫兵运动一夜之间成了国人和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有毛泽东的强力支持谁敢说半个“不”字？！
寺庙里的菩萨最先遭殃，那些没有生命的泥胎无论是笑容可掬还是狰狞可怖的统统被打得粉碎，大雄宝殿的牌匾和经卷在熊熊烈焰中化为灰烬，很多和尚、尼姑、道士、道姑被强令还俗。一些原来公私合营店铺的老板也都被拉到店铺门外进行批斗。店铺内外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在市民的欢呼声中门楣上的老字号牌匾被摘下来当成四旧烧掉。凡属于雕龙刻凤的屋梁，山水古装戏剧的屏风、字画、中堂、楹联、书籍统统都属四旧，一律凿掉、毁掉、撕掉、烧掉。
一队队头戴高帽胸挂黑牌的人自己敲着破锣，被红卫兵和各种革命组织的人押着，低着头灰溜溜的走在滚烫的沥青路上游街示众。
文革的兴起使有些人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而另一些人则感到莫名的兴奋。
革命就是盛大的节日，铁戈这群孩子正感受着节日的气氛。
八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铁戈带着弟弟铁剑，隔壁邻居季建设、季建桥，电影公司梁经理的独生子梁杰，地区林业局病休的副局长家的张兵、张军、张平、张勇，地区林业局副局长的儿子倪田，地区文教局局长的儿子程洪等一大帮孩子到街上看“破四旧”。
这一群孩子里面，除了梁杰的爸爸是武汉的“汉流”（武汉的洪帮）以外，其余的都是南下干部子弟。
铁戈和倪田的父亲是四野的，季建设、程洪、张兵的父亲则是二野的。
尽管红州地区是洪学智率领四十三军打下来的，但四十三军很快又随四野先遣部队十二兵团参加湘赣战役，打白崇禧的广西部队去了。
铁戈的父亲铁夫也随大部队顺流东下，直指九江、南昌，随后又参加了江西剿匪。一九五零年奉调武汉空军二十三师，五二年转业到红州地区，因此红州地区四野的人并不多。
倒是一九四七年二野的人南下时就参与了红州地方政权的建设，所以红州地区干部体系从解放初期就形成了以新四军五师为核心的大别山派和以二野为核心的太行山派，红州地区的干部无论如何也跑不出这两大派系。唯有属于四野的铁夫可以超然置身于两大派之外，但他心里还是倾向于二野那帮人，起码都是北方人生活习惯基本上差不多。
季建设的父亲三八年就参加了抗日，原来是肖永银的部下。
程洪和张兵的父亲也是三八年参加抗日的，是吕正操的部下。
这些孩子的父亲级别大多在13——16级之间，也就是说不是高干也是中级干部，都是各单位的一二三把手，大小是个当权派。此时父辈们虽然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目前尚无大碍。当然了别说这帮小毛孩，就连他们的父辈、甚至连毛泽东本人都没想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会长达十年之久。
眼下铁戈和一帮小伙伴们并不太关心父辈们的处境，他们还不懂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件新鲜事。
铁戈等人东张西望地闲逛着，迎面走来了童冬瓜。
他一看见铁戈脸上立马堆满了谄媚的笑容：“铁戈，到哪里去呀？”
“随便走走，看看红州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怎么样了。”听这口气好像是上面派来巡视的钦差大臣似的。
“我知道哪里在抄家，看不看？”
“看！”铁戈还没看过抄家，有一种新奇感。
童冬瓜的妈妈是一个居委会的主任。
居委会里住的大多是普通市民，一般机关单位的干部不在这里住。这些人当中有手艺人、商人、苦力，也有国民党的留用人员即原伪职员，还有一些国民党军官逃台时遗弃的大老婆、二姨太等等，反正住的人很杂。所以这里居民的家经常被抄，而要抄谁的家童冬瓜基本上都能知道。
他带着铁戈等人穿街走巷拐弯抹角来到了电影院后面的胜利居民新村，里面已经抄得热火朝天。只见四五拨人都戴着“红卫兵”和“红色革命军”的袖章，每一拨人负责抄一户人家。
被抄的家庭成员都被赶出家门统统勒令跪在地上，尽管已是盛夏酷暑时节大部分人却都在瑟瑟发抖，这才真是不寒而栗。许多年事已高的老人跪都跪不住，只能瘫坐在地上。有的人偷偷地哭泣，也有的人嚎啕大哭。胆大一点的孩子眼睛滴溜溜地乱转，眼光里充满了恐惧。胆小的孩子连看都不敢看，把脑袋扎进大人的怀里。
在诸多被抄的家庭里只有一家人没有哭闹。
这是一个三口之家——母亲和两个儿子。母亲瘦骨嶙峋，花白的头发挽成一个老式的巴巴头，薄薄的嘴唇紧抿着。年龄大约四十左右，满脸沧桑的皱纹与她的实际年龄极不相称。看得出这位妇人年轻时一定非常漂亮，只是在后来某一段岁月里，饱经磨难过早衰老了。尽管她的衣服裤子上都打满了补丁，但这些补丁和衣裤的颜色十分接近，显得很干净整洁。
她面无表情，两眼冷漠地越过人们的头顶向远处的天空望去，气定神闲。她的小儿子搀着她的胳膊，一声不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