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恋史-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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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调出白菂河，那里再也没有什么可留念的了。”说着又伤感地哭起来。
“田田哪，早点调回来也好，你爷爷和奶奶都七十多了，身边也要有个人服侍。”汪寿龄说。
“阿姨，我调回来了也可以常常来看看您和铁伯伯。铁戈不在家，我替他孝敬二老，我生是铁戈的人，死是铁戈地鬼……”
“不行啊田田！我们能理解你的想法，但这要耽误你的呀！”汪寿龄把何田田抱在怀里放声大哭：“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铁戈这一去是凶多吉少，不能再搭上你！”
临了，何田田揩干眼泪说：“伯伯，阿姨，如果有铁戈的任何消息请您二老一定要告诉我，我会等他回来，哪怕是他判刑坐牢我也要等！”
七七年春节前，何田田调回红州。
有分教：
昔年依柳白河边，携手相偎笑语绵。
最是离人凄绝处，月弓桥下水如烟。
正是：老铁夫不知就里，何田田翻说往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84。…第八十四回 勤学苦练铁戈打赌
第八十四回
勤学苦练铁戈打赌
鬼使神差龚瑾巧遇
话说初三一大早，铁戈所在的五队又轮到上白班。带铁戈的郭喜生再有一个多月就要刑满释放。铁戈必须尽快掌握挡车技术，所以他很认真地学打羊角结。现在他不像第一次上夜班那样心浮气躁，在刘武汉的的指导下他很快学会打羊角结，过了挡车的第一关。然后他时常帮郭喜生分经打蜡，当郭喜生处理断头时他会帮忙看另外一台车。他还利用了机（经线织完叫了机）时练习打单梭和连梭，翻纹板，拼档，因为这时不怕出现轧梭的事故，可以大胆地练习基本功，他很满意自己想出来的这个主意。
刘武汉知道后竖起大拇指说：“伙计，你硬是聪明得很！要是你在了机之前练习打单梭、连梭，出了事故那就把我害死了，我又要处理事故，搞得不好还要扣分，那就叫被鬼日了。”
有一次铁戈问郭喜生：“郭师傅……”
郭喜生马上打断他：“监狱不准叫师傅！”
“那我叫你什么？”
“叫名字。监狱不准叫师傅叫哥们，你在入监组学过。”
“那好，郭喜生，你学了多长时间就能独立挡车？”
“半个月挡一台车，一个月挡两台车，这是指完全独立挡车，不要别人帮忙。”郭喜生颇为自豪的说。
“那我就七天挡一台，半个月挡两台车。”
“吹牛！你有那样聪明？这不是打篮球。”
“打篮球又怎么样？没有人教我，我就凭自己的悟性四年打到了县代表队。你以为打篮球容易呀，打篮球既要体力又要脑力，你当是个人就能打好球？就我看这挡车不过是个熟练工种。”
“那也不可能七天就独立挡车，我们中队还没有这个记录。”
“那我就创造一个记录。知道林彪说过一句话吗？”
“什么话？”郭喜生很好奇。
“林彪说：‘我这脑子灵光，是爹妈给的。’记不记得批林批孔时批判过这句话？”
“记得，报纸上是有这句话。”
“老铁我这聪明的脑袋也是爹妈给的嘛。我七天挡一台车，赌不赌？”
“赌就赌！赌什么？”
“我要是七天能独立挡一台车，你刑满出去后给我买两包烟。我要是做不到，等哪天吃肉我把肉输给你，怎么样？”
郭喜生一听笑道：“要得，哪个耍赖哪个是乖乖儿！”
仅用了六天铁戈就基本掌握了挡车技术，第七天铁戈真的独立挡一台车，一切问题都是自己处理，虽然速度慢一点，但这已经表明他基本上掌握了纺织蜡线绨的技术。半个月不到他就能独力挡两台车，这是五中队有史以来的一个记录。对此中队干部很满意，在全中队政治学习会上表扬了铁戈。但是铁戈并不在乎这表扬，表扬有个屁用，能给我减一天刑吗？他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不管在哪里干活我都是为国家尽力，为人民做事，这就是他既单纯又实在的想法。
一九七七年全国还没有从十年浩劫中恢复过来，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省模范监狱也经常拉闸限电，为的是保证武钢等几个大厂的生产。
五月下旬的一天又是五中队上白班，上午九点多突然停电，车间里一片寂静，不用干活这是犯人们最高兴的事，大家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胡吹乱侃。铁戈到三工段找大脑壳、余友新、曹矮子等人聊天。
十点多钟朱峰带了一个一米七左右白白净净书生模样的人进了车间。
铁戈问道：“伙计，带徒弟了？”
“嗯。”朱峰这人话不多，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
“新来的，哪里人 ？http：//。”铁戈以老犯子的身份问。
“通山人。”
“通山来的，认不认识一个叫龚瑾的？”
“我就是龚瑾。”那白面书生说一口略带南方口音的东北话。
这倒是铁戈始料不及的：“你就是龚瑾？哈哈，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我原来以为你跟武松一样一长二大，谁知却是个白衣秀士。”他打着哈哈肆无忌惮地开起玩笑。
“你认识我？”轮到龚瑾诧异了。
“要不是你们出了事，我怎么会被打成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第四号人物？”
一闻此言，龚瑾走到铁戈身边说：“借一步说话。”俩人遂走到一边谈起来。
龚瑾问：“你和郎超雄、辛建是一个案子？”
“没错。”铁戈改说东北话：“你们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
“批林批孔时我们通山的形势很好，我把通山原来势不两立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团结在一起造反，所以通山县委和咸宁地委对我恨之入骨，结果就对我下手了。七五年六月他们把我密捕后单独关在一个号子里，一进去就是脚镣手铐，刑讯逼供。还给我们取了个反革命集团的名字，叫共产革命派。并说我们有一个‘红十字计划’，污蔑我们把京广线和长江看成是一个十字，这个十字的交汇点在武汉，说我们企图控制武汉，纯属无稽之谈。红州法院对你们是怎么判的？”
铁戈把情况详细介绍了一番，又问道：“你们那个所谓的集团叫什么名称？”
“哪有什么名称，就叫反革命阴谋集团。”
“我操他祖姥姥，怎么连这都一样？你搞了几下？你们那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有几个人 ？http：//。”
“连我一共三个人，我判了无期，我们是被咸宁地区强行判决的。你们那个案子判了几个？”
“你们才判了三个，咸宁地区算是仁慈的，我们那边一下子逮捕了十个，判了八个，还有两个另案处理。郎超雄也说我们是红州地委强行判决的，这样看来估计是两个地委之间串通好了，事先有预谋。”
“不是估计，是肯定。我的一个连案乔小平的爸爸原来是通山县公安局长，我们判了以后他来看乔小平，说先抓我，搜查我的住处以后发现辛建给我的信，咸宁地委就向红州地委通报，然后再抓你们。”
“乔小平七四年到辛建家去玩我跟他见过一面，那次什么也没谈，就是打赌吃东西，他吃黄石港饼我抽烟，这是我唯一一次和咸宁地区那边的人接触。七五年在学习班借这件事硬说我和你们早有联系，他们说我七四年就参加了反革命集团的活动，就是指这件事。我说如果要说我从认识辛建起就算是参加了反革命集团活动，那么时间就应该提前到一九六四年，我们是那一年认识的。如果说以辛建跟韦新雨认识为标准，那么他们搞反革命集团的时间还要提前，应该是一九五三年，因为他俩从小就在一大院子里长大的。那帮人说我狡辩，我说我现在是扯着和尚叫姐夫——没有办法了。你们随便选一个时间认定我参加反革命集团都行，我无非就是签字画押，把那帮人气得不行。”
龚瑾笑道：“从修辞学上讲你用的是‘扩谬法’，把本来就不符合逻辑的事加以扩大，扩大到更加荒唐的程度，让别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不可能的‘事实’，诬陷之词就不攻自破了。”
铁戈笑道：“哈哈，我也是这样想的。”
“说了半天，还没有请教你的尊姓大名。”
“我叫铁戈。”
“从来没有听说过你呀！”
“冤哉枉也！”铁戈故作痛苦状：“连你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一号头头都没有听说我，何谈七四年我就参加了反革命集团的活动？郎超雄、石庵村、叶一彪你认不认识？”
“不认识，也是前些天在分配站才听乔小平说起过。”
铁戈大惊：“怎么？你们是这两个案子的头头，难道你们也不认识？”
“不说认识，以前听也没听说过。只有乔小平的同学韦新雨我听说过，但没有见过面。”
“那柳六一你总见过面吧？判决书上说柳六一到你们那里送过一封信。”
“没有哇！谁是柳六一？”两个人越说越不对劲，龚瑾感觉奇怪。
铁戈气得脸色煞白，大骂道：“这帮狗操的东西不是在编故事吗？这他妈也太荒唐了！就这么两帮不认识的人判决书却说我们早就和你们有联系。”
龚瑾淡然一笑道：“这算得了什么？我们那边抓人抓红了眼，连原来的保守派头头也抓了。你看见那边那个矮矮胖胖的人没有？他原来就是我们县一个保守派组织的一个头头。批林批孔时我把他争取到我们这边一起造县革委会的反，这就把县里那帮当权派恨得牙痒痒，四人帮垮台后第一个抓的就是他，我们后来还关在一个号子里。”
“同案犯怎么能关在一起？”铁戈问。
“我和他不是同案犯，但性质是一样的，都造了反，他被打成了另外一个反革命集团。你们那个所谓的集团叫什么名称？”龚瑾问。
“什么名称也没有，判决书上就说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我被判刑是因为郎超雄、辛建是我的朋友，我不相信他们是反革命，为了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就到红州去翻案，谁知道翻来翻去把我自己翻进来了。我对他们的事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唯一知道的一点就是他们把当官的惹烦了。你们是什么时候判的？怎么现在才下队？”
“元月上旬就判了，一接到判决书我就开始上诉，所以现在才分来。”
“我操！你真他妈是个书呆子，多吃了几个月的亏吧？到劳改队一样申诉哇！我们判了以后郎超雄叫大家不要上诉真是太英明了。”
龚瑾撅着嘴巴说：“我死也不服，总要试试吧。”
铁戈哧哧地笑道：“你不服？你去问问这里面的犯人有几个服？就算是真正的反革命他也不服，他们说在西方国家反政府的人是不判刑的，美国、日本的共产党就合法存在，并不算犯罪。听听，他们不服也有他们不服的道理。我们不服是因为我们本身是拥护共产党的，反到被共产党的地方政权照胯裆一脚，把卵子踢肿了，人也踢闭了气，你说我们谁服啊？可是不服归不服，人说不撞南墙不回头，你是撞了南墙还要再撞，真他妈是熊瞎子扛顶门杠——熊到家了！到头来又让大家在看守所多遭了几个月的罪，结果还是维持原判。”
“那你就不申诉了？”龚瑾问道。
“生命不息，申诉不止！谁说我不申诉？毛主席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就是说方法、手段是党的生命，是为目的服务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方法和手段都可以使用。你明知中院要维持原判，还偏偏不信邪偏要在看守所上诉，我看你不呆就傻，不傻就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