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居一品-第7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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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布局官场。其实这些年下来,他的同年和学生,早就遍布东南六省,只是大都官位偏低,大多数同年刚熬到同知一级,或者在省里担任职务,只有极少数已经担任知府之类的要职。但这就让沈默无需大动干戈,就可从容让自己的人,占据东南的半壁江山。
他虽然没有任命六品以上官员的权力,但他对东南六省的官员。有着绝对的调配权,只需将一些露脸的任务交给自己人,甚至只要沾点边,就能搭上剿匪胜利的顺风船,顺理成章的加官进爵,且现任吏部尚书郭朴,是高拱的同乡死党,两人正在谋求入阁,想团结一切力量跟徐阶抗衡,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卖好给沈默的机会……郭朴虽然不认识沈默,但高拱深知他的厉害,认为用些许官位换得让他两不相帮,就算是赚到了。
所以沈默的安排几乎无一落空,当然他的吃相斯文,只把重心放在沿海一带,以及一些重要的沿江城市上,这夹杂在徐党大规模的官员清洗中并不显眼,而且他的人仍然无一担任巡抚、甚至连布政使都没有,所以并不显山露水。
沈默没有被冲昏头脑,他知道自己的人普遍资历尚浅,虽然去岁到今年是官员晋升的黄金时机。但拔得太快,无异于揠苗助长,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还是按部就班地来,别小看只为他们缩短三年五年的工夫,将来就是无与伦比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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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之外,工商业的布局更是紧锣密鼓,虽然大明的工商业在蓬勃发展,但问题亦很严重。要说明的是,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上个高峰——宋朝时期,官营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民营只能是补充而已。但到了本朝,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私营工业占据了生产的绝大部分比例,官营工业基本上无法与之相比。
本朝整个社会呈现的景象是,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不断萎缩。比如丝织业,官营的三大织造局,每年有十万匹的造解任务,以供上用赏赐。其实负担并不是很大,因为仅苏州一地,每年就能生产过百万匹的丝绸。但即使这样,织造局也很难完成造解任务,有时甚至完成不到一半。与旺盛的民营织造能力,形成了悬殊的对比。
而且与人们日常认知相反的,官营的织造质量,也远远不如民营,以至于每每御用之物,尽数委托民间,不敢自己动手。
再比如官营织染局,在成、弘以后,就逐渐衰落了,其规模不要说与芜湖相比,就是比起江浙一带的私营染织场,也是远远不如;还有制瓷业,民窑发展的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器皿二百多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景德镇的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三四倍。
沈默做过统计,嘉靖四十三年,景德镇的三千座窑中,官窑仅有百余座。崔、周、陈、吴四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更是远远超过官窑。
甚至连历朝历代严格控制的采矿业,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的看来,明代的矿禁政策,并不是很严厉,除金银外,很早就开放民营。官矿、官冶虽有起伏,但宣德以后,总是下降的趋势,正德以后更是迅速衰落。以至大面积停闭。大约只有云南等少数省份的官矿,仍然坚持运营,但也没什么大出息了。
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如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之类的私营大钢场,仅芜湖一地就有十几家,每一家都生意兴隆,负担着全国半数的钢铁供应。
就是禁止民间开采金银矿,也造成了一纸空文,因为矿区大都在深山之中,想禁止盗挖几乎不可能。事实上,‘盗矿’之事,遍及各省。他们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则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矿场,有的更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对抗,比如衢州矿乱,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这种例子并不罕见,在广东、四川、云贵等地,比浙江还要厉害得多。
最后,连几千年来,都被当成重要财政来源的食盐业,也愈发失去原本的作用。因为作为朝廷的征税对象,官盐的价格太高,销量日益萎缩,导致征税面日益狭窄,当然税收也相应减少了。这是因为私盐的冲击,盐商靠私盐买卖牟取暴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十八亿斤,而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五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七成为私盐独占,严重影响盐税收入。
嘉靖以来,朝廷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人不能拿盐当饭吃,食盐市场终究有限,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价昂质次的官盐,朝廷的种种努力无不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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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切变化的产生,都跟沈默没什么关系,如果硬要说扯上,顶多也就是加速了其发展而已。可以说大明到了嘉靖末年,作为皇室和朝廷用度来源的官营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完全被民营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
可悲的是,蓬勃发展的私营经济,并不能为大明带来多少财政收入,因为与宋朝‘每五抽一’的税率相比,明朝的‘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的商税实在太低。更无奈的是,即便如此之低的税收,偷税漏税行为也是到了明目张胆,猖獗已极的地步,可以说朝廷能从中获得的利益少之又少,大量的巨额财富流到那些豪门大族、缙绅富商家中。
历代皇帝和首辅都想改变这种状况,但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已经遍布朝堂,每每提出还未执行,朝堂之上便反对声一片,‘与民争利’、‘借机盘剥’的大帽子扣上来,提议者无不被骂成是王安石、桑弘羊那样的祸胎,甚至被人围堵唾弃群殴……以至于谁也不敢帮皇帝办这件事。
结果出现了工商日益兴盛,国家愈发贫穷的怪现象,还被一些老学究当作工商误国的证据。但以沈默的地位和立场,也无法彻底扭转这一局面,因为归根结底,他就是工商业最大的代言人,如果背叛了工商业,绝对会被那些大家族、大商人抛弃,甚至成为他们要消灭的对象。
但他不希望大明一直这样,如果无法从工商业的发展中获得能量,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不会改变——虽然一直致力于发展东南,沈默并未忘记大明朝灭亡的原因,流民和女真,正是因为崇祯朝廷积贫,无力赈灾,才有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勃起;亦是因为朝廷积弱,才无法应付两场战争,最后被满人断了国祚。
所以工商业要发展,国力也要随之提升,这是沈默的大政,也是他的指导思想。关于具体的方针,沈默从不敢拍脑袋就定下来,他经过长期对各行业的调研,摸清其现状后,才敢小心的推出,而且先经过试点之后,才在各省各行业推行。
首先是在生产领域‘民进官退’,既然官营产业已经名存实亡,就不必尸位素餐,占据社会资源了。早在九年前,他便将江南织造局的织造任务,由‘官局自织’转化为‘官局领织’,也就是官局将自身的任务分包给私营工场,并将本钱银先行拨给,见有利可图,大户自然乐于承揽。而官局也能在大幅缩减成本的前提下,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而且朝廷的用度也得到满足,可谓多方受益。
这种使官府脱离生产,只负责分包监督的做法,实际上是将官府排除在生产之外,看似其高高在上,但实际上将官局和私营放在了平等地位……一开始时,织造局的太监挟朝廷之威权,不免减削银两,中饱私囊,大户见无利,便动以料价不敷为词,要求加钱,否则便不开工。这时候朝廷的威权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内监们只能乖乖给钱了……经过这些年的观察,这个法子确实可以使各方都满意,沈默便下令各司府织染衙门,‘将各自官营织场盘出,一应所需改为领织,合理议价,不得压榨织户。’他大约算过,仅此一项,如果在东南推行开来,便可为宫中每年减少六十万两的支出,虽然放在东南不多,可对史上最寒碜的大明皇室来说,已经是一笔巨大的节省了。
当然从中获利最大的,还是民营纺织业,不仅接手了原本属于官营的大量订单,还没了官府为保护官营而故意捣乱,生意自然愈发蓬勃。不过沈默也不是完全放任私营,他命令所有的织机必须在织造局登记才能生产,以便官府掌握民间的织造数量,为课税提供可靠的依据。
三十税一的商业税必须交,谁也没脸说不。当然他没有强力推行此事,而是准备先看看情况,等到时机成熟再说。所以此事并没有引起多大波澜,相反大家捧他的场,许多都如数交齐了。
其余行业也将基本效仿这种官方买办、委托生产的方式,但具体各有不同,不再一一赘述。就连比较特殊的矿山,官府也同样不再直接生产,而是采取特许经营,保护获得特许者排他经营的权利,作为回报,经营者替官府完成朝廷的生产任务,并如数交纳税银。这在福建试点后,已经被认为是可行的,并在衢州得到实施,将在不久的将来,推广到整个东南。
他并不担心这会引来非议,因为嘉靖初年曾下诏:‘各处山场、园林、湖池、坑冶及花果树木等件,原系民业,曾经官府采取,见有人看守及禁约者,自今听民采取,不许禁约,其看守内外官员人等,各回原职役’。这种笼统的诏令,从未彻底贯彻,但足以堵住为反对而反对者的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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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沈默对待官私产业还是小心翼翼的话,那么他在对东南各行业布局上,就是大刀阔斧了,因为朝中大员还意识不到,这项改革将深刻的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
简单说来,他将东南的数十个主要产业,结合各地区的优势重新布局,口号是‘减少盲目投资,避免恶性竞争、促进合作共赢’。当然,原本大明就有苏松南京为中心的丝织业,以芜湖为中心的印染、钢铁业;以湖州为中心的生丝产业区,以及景德镇制瓷业、福建造船业、佛山冶铁业、等大大小小十几个专业性的工业城镇。能有人出来重新整合,将其优化组合,是商人们求之不得的,但更深层次的影响,只有日后才能看出来。
最后在对外贸易方面,沈默奏请朝廷,又开了宁波、泉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并允许私人出海贸易,只要向市舶司登记纳税,便可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往来获利了。
越来越多的人,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秣稆,尤其是徽州、闽粤一带的贫困子弟,纷纷投身于这种危险的营生中,以求过上富裕的生活。大明的海商队伍,已经完全占据了马六甲以东的航线,这当然刺激了造船业的蓬勃发展,沿海港口附近,都有大型造船场日夜开工,一艘艘技术日益精湛的海船还没下水,便被海商们抢购一空。
但碧波万里的大海上,并不只是创造财富的商船,还有多如牛毛的海盗,倭寇的势力在南海仍然不小,佛朗机人和荷兰人的海盗船,更是时常在南洋游弋,企图掠夺大明商船上的财富。
所以没有强大的舰队护航,是万万不行的,目前负责南洋航线的主要是徐海舰队,大明沿海则由王直负责,但这只是权宜,他们两人早都厌烦了,沈默更不放心他们。